一
　　 那是上一个世纪60年代中期，我的父亲是村干部，经常会到县里、公社去开会，有时要开好几天；而我的故乡是一个较偏僻的小山村，且我家的房子又座落在离村庄有点距离的地方，属于单门独户的房子，再加上母亲胆小，我也才4、5岁，所以母亲常常会邀请村里的姑娘们晚上来我家作伴，睡在我家，壮母亲的胆子。
　　 我的姐姐，其实不是亲姐姐，我们都姓俞，是同一家姓的姐弟关系。姐姐年芳17岁，叫俞莲，平时大家都叫她莲儿，长得很漂亮，有一根长长的辫子甩到后背上。姐姐也是来我家作伴的其中之一。
　　 觉得我小时候真是一个怪人，这些姑娘们都喜欢逗我，抱我，而我唯独却喜欢姐姐抱我，甚至晚上同床睡觉时我的身体也不喜欢给其他姑娘们碰到，我也不碰到她们，井水不犯河水，唯独姐姐例外。平时在村中的孩子们中，姐姐是向着我的，有什么好吃的，如糖果、零食等有时会塞到我手上或口袋里。我与姐姐真是有着天生的亲近和缘份。
　　 70年代初，姐姐已长得一位楚楚动人的大姑娘了，瓜子脸，一双像山泉一样明净的眼睛，身材苗条、婀娜多姿。她曾让多少男人频频回首，眼睛为其一亮。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姐姐这朵山乡之花，终于被村里的那位高个子帅哥撷取了。婚后，他们夫妻恩爱，双双参加生产劳动，双双休工回家，他们形影不离。
　　 姐姐脾气温和、耐心，几乎很少与村里人争吵、脸红脖子粗过，但她并不软弱、无能，不管农活还是家务，做得又快又好；她有她的思想，她有她的主见，她就像山上的竹子一样看似柔弱，却有内在的坚韧不拔，也像常青藤一样有一股韧劲。姐夫是幸福的，娶到这样优秀的老婆，我的姐姐。
　　 日子不知觉地过去了几年，姐姐有了2个子女，大的是儿子叫俞小亮，小的是女儿叫俞小慧，他俩都很可爱。那个年代的物质生活虽然很匮乏，但经过夫妻俩勤劳生产，精打细算，物质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且年有余粮和有生产队的红利可分，一家人生活过得和和睦睦，井井有条。
　　 到了1976年，我已在镇上的区中学念高中了，放假时回到家里，那天在路上遇见姐姐时，可是她的样子跟以前相比简直判若两人，茄子打了霜似的，“你回家了。”一句很冷淡的问候，像吹来的冷气，没有以前那样微笑着亲热地叫我；也没有停留，径自从我的身边往家里走去，让满怀热忱的我骤然冷落下来，心想姐姐到底怎么了？于是我回家问了母亲，她说：“半个月前，你姐夫到公社所在地的供销社挑化肥时，在公路被交通事故夺走了生命！”母亲抹了抹的眼泪，“唉，作孽啊！莲儿每天爬到山岗上朝着村口方向哭喊着你姐夫的名字，好像你姐夫就能从村口走回家一样的。”
　　 就是这可恶的交通事故，把这样的美好家庭、美满的生活、美好的人生击得支离破碎。白发人送黑发人，失去独子的公公婆婆捶胸顿足、悲痛欲绝。
　　 我跟母亲说，过几天我要去看一下莲儿姐。其实一些安慰话对她来说是很苍白的，只有时间才能冲淡她的悲伤。
　　
　　 二
　　 60年代末，我们大队来了两位受管制的九类分子，接受劳动改造教育。当时社员们不知道什么是九类分子，都统称他们反革命分子和反动派。我长大以后才知道九类分子的意思，是指文化大革命把革命对象分成九类，大致为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叛徒、特务、走资派、知识分子。由于知识分子排在第九，故有臭老九之称。
　　 分到我们的小队是一位28岁的周学儒，身材高大，五官端正，有气质，如果不知道他是九类分子底细的人，会错以为他是下乡的干部呢。他毕业于师范学院，曾在县里一所山城小学任教员。听社员们说，他父亲是国民党教育局的要员所以家庭成份不好，他自己任教员时有过“反动言论”。所以，对他的定性是复杂的，既是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又是知识分子，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他是一个没有政治权利、受管制的革命对象。
　　 他被安排在“五包户”老头的遗产房子里居住，这是四合院，有几户人家居住。
　　 周学儒刚到农村时对农业情况什么都不懂，不懂农事，不懂劳动生产知识，不懂庄稼，甚至或许有把麦苗当韭菜的可能。但他毕竟是一个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更何况这也不是高深莫测的难事，一年半载时间都学会了，而且有些劳动方法还值得广大社员的学习，比如双抢时节的收割稻谷，当时脱粒稻谷是用人工半机械的脚踏打稻机，需专门一个人踩或打稻的人一边持握一束稻杆在转动的脱粒滚桶上打稻，一边右脚也踩脚踏板，两人配合得好，脱粒滚桶才转动快，既提高生产效率，人也省力，社员们都喜欢与他搭档。周学儒对他们说：“踩打稻机不单是用力踩，还要把脚抬得快放得快，这样才能达到那效果。”
　　 依稀记得他们包括村里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等共10来位的九类分子，要经常参加批斗会，戴高帽，站戏台角等，平时表现不好的要挂牌跪地，弄不好会被批判人员拳打脚踢；而周学儒相对好些只是站着，这时过来村里的造反派先锋姚烂儿，说：“周学儒你这个反革命分子为什么不低头？”并按他的头颅，可姚烂儿身材低矮，够不着，就跳着按，这一跳却把他自己的裤子“跳”下来了，引起会场哄堂大笑。姚烂儿发怒了，向周学儒一脚踢过去，说：“你给我跪下去！”周学儒只好跪下去了，眼眶里噙着泪珠。
　　 其实周学儒是一个自尊心较强、脾气比较急躁的人，摊上这文革运动，那冤屈、羞辱、愤懑、痛苦的情绪交集在一起，压得他透不过气来。他天天唱歌，清晨晚上唱，出工归家时路上唱，对着山谷唱，对着原野唱，通过这唱歌来排泄内心的痛苦与郁闷，缓解压力和不良的情绪。可村里的妇女主任马大翠说他唱歌是反革命分子翘尾巴，是资产阶级的情调，影响社会主义劳动气氛。这位马大翠经常会到县里、公社去开会；她曾到学校给我们讲过童养媳经历的忆苦思甜，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贫农成份，是一个先进的典型。
　　 那时学校一放假我也会积极参加生产队劳动。周学儒博学多才、故事多，我们都喜欢与他在一起劳动，可以一边劳动一边听他讲故事、讲“海阔天空”。
　　 马大翠说他反革命分子不能在劳动中与社员们聊天，只有低头劳动。周学儒一听这些就忍无可忍了，便与马大翠顶撞，说：“你知道什么是反革命？你对别人马列主义，对自己自由主义！”这还了得！反革命分子只有低头认罪的态度，哪有反抗的态度，气得马大翠骂道：“你这个反革命分子，批斗会把你斗不死的！下次斗死你！”
　　 中午回家马大翠向我的父亲报告，诉苦。父亲说，你也不要生气，晚上我跟他讲。周学儒在我家低着头接受父亲的批评，说：“你也不要忘了你是受管制的身份，不是一般的社员，讲话要小心，不要由着自己的脾气，要多忍一忍。”周学儒说：“是的，是的，我以后改了！”
　　 在背后，有些社员说马大翠到公社开半天会，却记一天的出勤工分；说她在生产队劳动中给自己砍柴；说她在上面来的同志轮流在村干部家中吃饭本该轮到她家吃饭时，她嫌麻烦却把其推荐给其他干部家里去……
　　 周学儒做事对人规规矩矩，礼貌待人，有80%社员说他好的。周学儒虽然天天唱歌，但是据大叔说，周学儒听到有线广播里传来哀乐声，传来中央领导逝世的噩耗，如1976年1月8日周总理的逝世，在这段时间里他是绝对不会唱歌的，大叔赞他有水平，懂道理！
　　 而他在一次火场抢险中更值得称赞。那是一个秋天的深夜，邻居家发生火灾，大家提水桶、端脸盆等手忙脚乱，奔跑着，呼喊着，去灭火。但依然火光冲天，火势汹涌。人群中有人说，刘汉老爷爷还在里面。这时周学儒不知哪来的勇气，冲入火场，过一会周学儒背着刘汉老爷爷冲出火场。
　　 大火终究被灭了，刘汉老爷爷也得救了。刘汉老爷爷“扑通”一声跪在周学儒跟前说：“您是我的救命人啊，谢谢您！救命人啊！”周学儒立即扶起他，说：“大爷使不得，这是我应该帮忙的呀！”但是有些社员说周学儒好表现自己，是做做样子给人看的。然而，村干部组织对这次周学儒的表现是给予了充分肯定的。
　　 莲儿姐好像从来没有歧视过周学儒。她说：“他这么好的一个人，哪像个反革命分子、坏人呢。”有些社员说，不是“反革命分子”、是贫下中农的社员吧，也没有人冲入火场救人啊。
　　 我渐渐长大，对周学儒刮目相看，而且很难把他与坏人连在一起。
　　
　　 三
　　 后来，我前后去镇上念高中、到省城上大学、到单位工作，因此出门在外的时间就多了，至于莲儿姐与周学儒的事情，我是偶尔回乡所见所闻或从村里人和父母那里了解到的其片断，因此给予联成片了。
　　 丈夫发生交通事故过去几个月后，俞莲逐渐走出悲痛的情绪，精神、气色才恢复了原样，她告诫自己要坚强，要养大两个子女，要照顾好公公婆婆，这才能对得住死去的丈夫。
　　 大队干部考虑到目前俞莲家庭处境的艰难，一个弱女子要担负家庭劳动重担，就安排受管制分子周学儒帮俞莲家庭干一些重体力的活。平时周学儒对俞莲的贤惠、能干是从内心加以赞赏的，而这次大队干部的安排，他就答应得很爽快。
　　 寡妇门前是非多。姚烂儿曾是村里的造反派青年先锋，父母去世得早，已30多岁了，还至今独身一人，他是一个缺少太阳晒过的人，脑子有点不正常。姚烂儿早就对俞莲的姿色、美丽垂涎欲滴，现在俞莲是寡妇了，对她的纠缠更是肆无忌惮。有一次，姚烂儿见俞莲到山谷里砍柴，他就悄悄地跟着去，在羊肠小道上迎向俞莲，“莲儿，你答应我吧！你嫁给我吧！你那隆起的胸脯，你那水蛇腰的身材！想死我了！”并向俞莲的身体乱摸。俞莲奋力挣扎，骂道：“你这个流氓！滚蛋！滚蛋！你死了这条心吧！”俞莲环顾四周，“你看对面山上有人！我大声喊，他们就会听到的。”这时姚烂儿才止住说：“别喊，别喊！”慌忙溜走。俞莲整一整凌乱的衣服走开了。
　　 俞莲的村子水田少山坡旱地多，水田适宜种水稻，山坡旱地适宜种番薯，所以社员吃的粮食一半是稻米，一半是番薯丝干，在煮饭时两者各掺一半。那时番薯很丰足，饿肚子是不会的，就是番薯丝干硬绑绑的，难咽。每年的秋冬时节，单收获番薯和晾晒番薯丝干就不知有多少担头要挑啊，从地里挖出的番薯傍晚生产队有时就在现场按各户分粮，要把分来的番薯肩挑回家，刨成丝，又要把它装入两箩筐里，肩挑到山岗上晾晒，这些肩挑的活都是周学儒协助俞莲干的。虽然对俞莲家庭的帮助是大队干部安排，但是俞莲还是很感激周学儒，因为学儒是真心真意地帮助，因而俞莲要留周学儒在自己家里吃饭，或烧点心给学儒吃，以表示感谢，但他总是谢绝了。于是俞莲在杀鸡鸭或杀猪时，端一碗肉给周学儒吃，但怕有些社员嘴巴是非多，她是悄悄地送的。
　　 周学儒，是喜欢俞莲的，他想起夏天在田间劳动时一场大暴雨把他们都淋成落汤鸡，他们跑到一间灰堂（供烧泥灰的房屋）里躲雨，只有她俩，她衣服变成贴身的蝉衣，勾勒出俞莲的人体美，此时周学儒是有着强烈欲望的，尽管俞莲含情脉脉，也有渴望，但他不能有丝毫的举动，不能有和她生活在一起的想法，绝对不能……因为他没有这个资格。只有把爱深深地埋在心底间。
　　 周学儒一如既往地帮助俞莲的家庭。俞莲很感激他，但他不求物质回报。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俞莲已经悄悄地爱上了他，那次把一碗鸡肉送到他那简陋的住处时，看到家什虽然摆放得井井有条，但笼罩着冷寂的氛围，且还又一股难闻的气味扑鼻而来，凭女人的敏感肯定是被褥衣裳等之类洗涤不及时所造成的，俞莲内心便有了一种怜悯、同情之情的产生；有了立即想抱起被褥、衣裳给予洗涤的冲动，但转念一想，与他非亲非故的，怕引起社员们的议论，于是就算了；她已到了为被人批斗的他而担心，为被人侮辱的他而揪心的境地；俞莲没有想过要嫁给他，跟他生活在一起，然而她的爱与怜悯、感恩交集在一起，她，爱的深沉，爱的厚重，爱的艰难。可是，周学儒就是不接俞莲抛过来的橄榄枝。
　　 已经开始有人议论他们了。说周学儒帮俞莲家干活时两人有说有笑，非常亲热，像夫妻俩；特别是姚烂儿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在背后煽风点火，说俞莲很贱，两人已发生男女关系了；有的说俞莲思想品德真坏，竟然看上反革命分子等等。一时连家里人也劝俞莲离周学儒远点。然而，俞莲反而更加亲近他，到学儒住处给予洗涤被褥。学儒对莲儿说，“不要，我自已洗吧！那样会连累你的，影响你的！”“你别怕，不要理睬他们！”莲儿劈手把学儒抱住的被褥夺过来，来到小溪埠头洗涤。有几个多嘴的妇女在嘀咕：“你们看她帮反革命分子洗被褥啦，真不害臊！”莲儿并没有说话，而将捧槌敲得震天响，敲得水珠四溅，伤佛要溅到那多嘴的人身上。
　　 她洗好被褥拿回家，在竹竿上晾晒，一边与学儒说：“我就这样做让那些搬弄是非、没有口嘴德的人看看！”俞莲自从肩负起家庭重担后就剪掉了长辫，留着齐耳短发，倒也显得干练。学儒依然说：“到此为止吧，不然会连累你的！”“你为我家干了这么多重活，我就不能为你洗一下被褥吗？”俞莲愤愤不平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