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字，只是一个代号。以能叫得应为原则。
　　 小时候有小名儿，比如“猫猫、狗狗、蛋蛋、丑丑、女女、囡囡、仔仔”之类的，上学了有大名，大人端端正正写于书本上，连同初入学堂的新奇、神圣，装进书包里，然后听老师点名，不再是“猫猫、狗狗”的，在小伙伴儿的窃笑下，如同脱胎换骨般荣耀。
　　 我是家里的长子，没有小名儿，下面有弟弟妹妹，担负着一定的使命，从记事起就用大名，不用在家里和学校之间切换模式，省了失宠的心理落差。
　　 十八岁之后，第一次离家，来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里，为了省三十块钱报名费，姨父从一堆录取通知书中，随手找出一个来替我报了名。于是，便以一个陌生的名字和身份，和一群陌生的同学，开始了一段陌生而新鲜的生活。
　　 时至今日，我也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本尊长什么样子，不知道他当年为什么没有来这所学校读书，和我的“冒名顶替”有没有直接关系。我没有因为这个名字而大富大贵，没有像那时候人们普遍的就业思维那样，变成一个吃皇粮的“公家人”。因此也没有人检举、揭发，指着鼻子骂“臭不要脸的”。多少减轻了我内心的惶恐和负罪感。毕竟人家爹妈当初取名也是费了脑子的，应当拥有这份知识产权。
　　 有时候也会这样想，人家当初没来这里上学，或许就此寻找到了另一个人生契机，命运也就因此而改变。反之，我可能也因此而错失了适合自己的良机，有另外一种人生的体验。因为说心里话，那时候我喜欢的是画画，但选择学什么自己说了不算，也没有选择的资本，听话是那个时代好孩子的标准。少操一份心，也未必是坏事。
　　 反正是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你原来是谁，叫什么并不重要，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慢慢的就都熟悉起来。
　　 不得不说自己还是赶上了好时代，九十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成果惠及小县城，一些新思潮、新事物，带着浓墨重彩泼将上来。老板裤配板儿鞋，大驳头单扣西服，刘德华的歌，郭富城的头。半洋半土的卡拉加OK，能唱能演的黎明张学友。男同学中有人开始吹剪烫，十八九岁的内心开始萌动，春风扑面而来，爱情开始萌芽。梳子镜子成了新宠，踩在水泥地上“咔咔”作响的尖头皮鞋，还没穿过便已过时，取而代之的是底子柔软的“老板鞋”，到商店买东西不再称师傅或同志，老板一词大行其道。自制信封被拒邮，邮票涨到了八分。叶倩文的《潇洒走一回》唱得直想离家出走。隔壁宿舍的单放机说好了明天借来听，得去小卖部买四节新电池。
　　 来时穿的那件中山装，像十八岁以前那个名字一样渐渐被淡忘。今天穿张三的黑西装，明天借李四的灰夹克，个子长了，花十八块买的劣质老板裤洗得缩成了九分裤。买一双白袜子包住裤脚，那时候还不知道有个迈克尔.杰克逊，只觉得像极了上海滩里的黑帮打手。
　　 姨父离开了学校，一些“特殊待遇”已成昨日黄花。他去了县里砖厂当厂长，年过半百事业的鼎盛期却刚刚开启。也好，再去县城也有了落脚之地，晚上悄悄溜出去，看看城市是怎么样赶走尘嚣，静静安睡的。
　　 学校里盖起了四层高的宿办楼，取代了那片空旷的场地，也少了打扫清洁区的麻烦。带着进城了的庄严和仪式感，仿佛就要登上人生的领奖台，一步一个脚印走上楼顶，那一刻没有感到漫长，而是觉得意犹未尽，便上到了顶层。
　　 高处风大，吹乱了梳得順直的长发，吹得迷糊了视线，能看到的东西很多，却看不到家乡那座曾经以为很高的山，心里默许，那个天地相接的地方，生出的那层薄雾，就是家里烟囱升起的炊烟。
　　 高处阳光也很灿烂，但每走一步心头都会打颤，唯恐一失足，变成烂泥一滩。自知不是能久立高位的人，还是早些回到地面能踏实一点。
　　 老师们住进了高楼，我们告别了窑洞，告别了大通铺。住进了二层小楼，躺在架子床上自成一统，却要忍受头顶上校友恶作剧般发出的重重的脚步声。睡在我下铺的兄弟扔上来一支烟，却恶狠狠地踢我的床板，告诫我别让掉落的烟灰弄脏了他的床单。
　　 县城开始大兴土木，中心街的邮局营业厅变成了商店，门口那个头重脚轻、不知道吞进去多少人心思的欧式邮筒，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崭新的大楼，玻璃门、水磨石地板，宽敞明亮的玻璃橱窗，漂亮的营业员。挂满大大小小、封面光彩夺目杂志的报刊亭，成为最吸引我的地方。《美术大观》、《星星诗刊》、《读者文摘》、《小小说选刊》，喜欢的书太多，兜里的钱太少。曾经有段时间，我把人生的目标锁定在报刊亭那一方小小的天地，就觉得静静坐在那里，想看哪一本就看哪一本，既挣了钱，还省了买书的钱，该是多么的自豪与惬意。那时候喜欢书却没条件买书，现在有条件了，却再也不能静下心去读。
　　 这辈子注定和书要发生些关系。书是我的福音，96年从洛川回来，生活跌入低谷，迷茫、困惑笼罩在头顶挥之不去。拿了千把块钱去西安批发些服装来卖。交通不便，进货被人骗，背着沉重的包袱，在车水马龙的都市街头，跌跌撞撞险些被车撞。一年下来只挣下一堆衣服。无奈之下，又选择了去乡村小学教书，除了名字之外，又多了一个美滋滋的称谓：老师。
　　 教书虽然工资低，但相对稳定，既赢得了尊重又能和书本厮守，也与我喜欢安静的性情契合，一举三得。
　　 但好景不长，2000年国家实施两基，学历不达标将被淘汰，于是，又重新做回学生，从讲台上下来，坐上课桌。然而一番折腾终抵不过当权者一句屁话，教书梦就此彻底终结。生活又回到了起点。
　　 继续摆摊，这回不卖服装，卖书！退一万步说，即便卖不掉，卖废纸也还是抢手货，不会像服装那样，堆在角落里让人看着堵心。人需要向前看，有时候也得往后看，想了进路也得想想退路，多想点总没坏处。
　　 还好，书没有辜负我对它的钟爱，在电子产品没有大行其道之前，它给我带来了人生的第一桶金，2004年到2011年，十里八乡的学生印象里，都有一个骑三轮摩托车的“卖书人”，那就是我。
　　 汽车站门前那条街开始改造了，路口那个用彩条布搭起来被，叫“英英小吃”的“饭馆”，一夜之间没了踪影，我再也吃不到一块二毛钱一碗的饸饹了。
　　 街道改造完成之后，路口竖起一个牌子，那时候我才知道这条街原来叫“府前街”，机动车道笔直、宽阔，两旁有路灯和绿化带，一座还很简陋的小城，因为一条街的变化形象顿时得到了提升，开始有了都市的雏形。每到傍晚，两边的路灯点亮，整条街被一种温暖的色调装点，我第一次有了“华灯初上”的认知。不论是步行还是骑车，总喜欢把心情留给每一株花草、每一个人影幢幢的店铺，每一个路过的身影。
　　 眼见小城一天天变得靓丽起来，我却离她越来越远。1996年春，从后子头到府前街，打通一条道路，据说将新建一条商业街。临离开时，怀着复杂的心情，在刚刚铺好的路上走了一圈，算是对这个生活了六年的小城，做一个告别，也是对自己这段人生的一个告别。尽管对她而言，我只是万千过客中的一个，尽管，她终归是别人家的。
　　 随着班车的缓缓驶出，两旁的建筑物和树木，一点点往后退，像缓缓拉上的幕布。幸好没有人来送，街道上没有一张面孔是熟悉的，感觉就像第一次来一样，让离开多了一份从容，少了一份悲怆。人们自顾自忙忙碌碌着，没人在意你的来，你的走。
　　 在别人的城市里，以别人的名义，做了一场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