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买了一辆自行车，这也值得一写吗？如今这年代，摩托车都快失宠了，四个轮子的轿车已经走进了千千万万寻常百姓家。因此，在进入正文之前，首先就得把题目做个说明：我家，是指我“成家”之前的那个“伙家”；自行车呢，是一辆二手车，长春产的白山牌。为了写这篇文字，我还进行了一番认真的考证，那是四十多年前，1974年冬天的事了。
　　 那个时候，我们哥几个都没“成家”，与父母挤在两间通连的大炕上，由母亲给我们搅大锅粥。算上父亲这个“半拉子”劳动力，一家八口人，有六个在生产队里干活，全队的工分有十分之一是记在我们家的账上。在外人看来，人强马壮，买辆自行车算个啥呀！
　　 其实，那个时代的工分值很低，我们队的劳动日值多少年来都在五六角钱之间徘徊。然而就是这等水平还得算是很不错的了，就拿1974年来说吧，据我们大队书记在社员会上公开披露：那年我们全县就有二十五个生产队的工分值为零，甚至还有“倒赔”的。有的生产队即使不是“一分不值”，干一天活只能挣个三毛两毛钱的也比比皆是。至于什么原因，此文就不多说了。
　　 我家到年底决算的时候，能分得两百多元钱现钞，这足以令全队的社员们刮目的了，其实这些钱也仅仅够买一辆自行车的。如果真的一鼓作气买了，那么这一整年的花销就没了。再说自行车在我家当时还算不上是急需的东西，所以我们只能今年盼明年，一年盼一年。
　　 那年冬天，场院的活计结束以后，绝大多数的社员都被派往西河去刨河底的淤泥，作为当年农业学大寨的具体项目。西河距离我队十多里地，人们得扛着十多斤重的大镐，一天走一个来回。就这样，我队第一辆自行车应需出现了，这是一辆除了车铃哪块都响、眼看就要散架子了的破车。车虽破，也比徒步强，于是，有了第一辆就有第二辆。最终全队有了四辆自行车。
　　 最后的那辆车是从商店推出来的崭新的白山牌加重车，是副队长买的。副队长家里其实没有闲钱，但是此人争强好胜，虚荣心极强。他是我们这支刨土大军的领队，每天虽然不用扛大镐，却也得扛着一把铁锹和大伙一样，一步一步地量距离。看着骑车的人洋洋自得地擦身而过，心里总感到很掉价，于是托大队的纪书记给买了一辆车。
　　 崭新的车子骑了不多日子，副队长忽然急卖这辆车。我估计他买车时一定是借钱买的，临近春节了，人家要钱。这先生一天找我两三趟，非要把车子卖给我。并且说你若不买就借给我两百元钱也行。那时候，各家的经济命脉都在人家的手里握着，年终分配尚未兑现；况且我家的政治地位正在人家的胯下，咱平常没事也是惧人三分，何况是人家找上门来。全家人经过反复掂量，最后决定买下他的这辆车。在商讨价格的时候，更是不敢争不敢讲，要多少给多少。副队长说，为买这辆车搭了不少人情，这就不用算了，你就给个车子的原价吧，我这有发货票。我连连说行。好么，等于我家买的新车子让人家白骑了头场。
　　 车子推回家来了，支在堂屋地上。我们哥几个晚上趴在炕上，下巴壳担在枕头上，望着那辆车，舍不得吹灯睡觉。我心里想，这辆车子真是我家的了？第二天天亮睁开眼睛，先看看那辆车子还在不在。一看还在！真是我家的了。
　　 喜爱心爱加酷爱，都不知怎样保护它好了。我买来几卷塑料条子，把能缠的地方全缠了一遍；还买了一盒上光蜡，把瓦盖和链盒子涂得锃亮；脚蹬子钉上胶皮，胶皮边缘还剪成锯齿形；最后又买了两个彩毛环，套到前后轴上。就差两个轱辘没法保护，恨不得也包起来。晚上放在哪儿也不放心：小仓房的门窗不结实，怕被人撬开偷了去；放在屋里，又怕热气把车圈熏上锈了。只可惜被窝里放不下，不然，我非搂着它睡不可。
　　 当时我家除了我，诸弟还都不会骑车子，马上抽空练！很快就都学会了，车瘾也都练出来了。于是我又以家中第一常委的身份召开会议，制定了一条规矩：没有必要的事，不准随便骑着玩。
　　 但是最头疼的是外人来借。特别是副队长，车子卖给我们了，还像他自己的一样。你敢不借给他？还是那辆车，这回骑起来却不用心疼了。借车的人都找我，借给了交不下哪位；不借却必然是得罪人。有一次副队长又来了，远远看他进了院子，我二弟把车锁咔嚓一下扣上，拔出钥匙走了。我怎么说？我能说钥匙让我二弟拿走了，你找他去吧！我只能说车子有毛病了，等修理好了你再骑吧。副队长转身走了，能满意吗？以前借给了多少次，只这一次没借就前功尽弃了。
　　 最终我只得忍痛赔钱将车子卖掉。在自行车归我家所有的这段时间里，自家人还没有外人骑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