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老百姓的生活非常艰难。社会上刮起一股“盲流风”，人们纷纷搬迁到比较好的地方谋求生活。迫于无奈，我家也搬到了舅舅住的内蒙化德县的一个小山村。
　　 这个村子仅有三、四十户人家，是个半农半牧的地方。村子小，人口少，耕地多，草场面积大，人们在人民公社制度下从事集体生产劳动，种一部分粮食作物，再加上养牛养羊，勉强能够维持生活。
　　 村里的支书是我的亲表姐夫，他叫吴靖，那时他二十五、六岁，瘦高的个子，瓜子形的脸庞，生的眉清目秀，一表人材。他人很聪敏，也有点文化，办事干练公正，在这个小村威信很高，说一不二。对于我家的到来，姐夫当然欢迎，社员们也很热情，给了许多关照，我家得到了同其他社员基本相同的待迂。对此，我们一家十分感激。我明白，这一方面是因为我家和书记是亲戚，村里人都给面子；另一方面，我家干活的人多，我十七、八岁，正是生龙活虎的年龄，弟弟妹妹们都能参加队里劳动，我们不给队里增加负担，这就让姐夫在社员们面前说话理直气壮。
　　 那个年代，像这样的小山村是多么偏僻、落后、荒蛮和闭塞，多少年过来的原生态，沒有遭受任何现代生活的侵袭。社员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那种传统的、简单的，自然的年复一年的生活。人们对外界既不了解，也不关注，“不知有汉，无论魏晋”。村里除有一所初级小学外，再没有别的公共设施，当然更没有电，没有电话，不通汽车，人们出行的交通工具就是骑马或乘坐勒勒车。县和公社对村里没有什么管理和服务，任其自然。村里识字的人也没有几个，就连那群小青年，也多数是文盲或半文盲，而我这个初中学生，竟成了村里的佼佼者。
　　 那所小学，校舍极其简陋，三间低矮的小土房子，一间老师住，两间做教室，大约有二十几个孩子，有一个老师教他们。老师姓梁，叫梁贵益，瘦高的个子，对人很温和，忠厚踏实。梁老师和我处得很好，我俩算是村里的“读书人”了，经常在一起聊天，互相引为知已。那时他是民办教师，听说后来转正了，我为他高兴。
　　 在我们兄妹中，我是老大，虽然我尚无多少人生阅历，但已经深深懂得自己的责任。我们一大家子，凭借表姐夫的关系，来到一个陌生的村落，人生地不熟，必须忠厚为人，踏实做事，好好做人，才能得到大家的包容和认同。
　　 我是个小青年，身体棒，精力旺盛，朝气蓬勃，只要吃饱饭，我干什么活都舍得用力气。记的那年春天，队里组织社员往地里送粪，上年纪的人赶车送粪，年轻人就用扁担挑。那时搞”革命化”，“学大寨”，”大干苦干”，地里插着红旗，男男女女，热火朝天。
　　 我是个热血青年，这种场面岂能落后？我总是把两只筐装得满满的，我挑的最多，也走的最快。汗水浸透了我的衣衫，也再所不顾；扁担压破了我的肩膀，疼的厉害，我伸手摸一摸，喘口气，咬咬牙，挑起担子又快步走了起来。夏天割麦的时候，我把镰刀磨得锋利无比，和小伙伴们比赛，你追我赶，我也总是冲在最前面。从春天到秋天，村里坡坡梁梁，沟沟洼洼的每一块土地上，都洒下过我辛勤的汗水。就这样我以自己的热情和努力，赢得了大家一致的好评，也给姐夫长了脸。还有一点，因为我有点文化，经常给队里和社员们做些写写算算的事情，使我很快融入群众中，社员们又推选我当了会计，我成了人们喜欢的大忙人。
　　 那个村子三面环山，偏僻而静谧，自然景色十分优美。到了夏秋季节，湛蓝的天空，青青的山峦，绿波荡漾的草地，相互映照，美不胜收，真是个风和日丽，鸟语花香的”世外桃园”。
　　 每到春风得意，芳草兮兮的日子，村里的少男少女们总要去草地上玩，这伙孩子是村里最有生气的力量。我们三五成群，去山上摘樱桃，挖荄荄，采蘑菇，说说笑笑，打打闹闹，释放着青春的健美与活力。
　　 孩子们常去的一个地方是村东南不远处的脑包山。说起这座脑包山还很神秘，那是一座与四周山峦不相连的孤立的圆形山，它巍然崛起，雄伟壮观，十分陡峭，胆小的人爬到半山腰就望而却步，退了下来。我第一次爬山时也曾感到恐惧，后来慢慢地才爬到山顶。我大约上去过六、七次。孩子们还用杨柳树的枝叶编成一个圆圈套在头上，模仿电影中解放军攻山的样子，喊着“冲啊！”“冲啊！”谁先爬到山顶算谁胜利。其实山顶上倒是很平坦，也很开阔，大家就在山顶上玩，寻找铜製钱。这山顶上製钱很多，如果细心找，每次上去都能找到几枚，偶尔还能找到铜圆。据说以前什么年代，蒙古人常常上山祭脑包，乞求神灵保佑牧草丰盛，人畜平安，撒下许多铜钱铜圆。至今山顶上还残留着一处处石堆土坑。还听说附近十里八村的居民，谁家有人生病了，家人就上山祭拜神灵，烧点香火，供上祭品，病人就好了，人们说十分灵验。
　　 到了伏天，采蘑菇是件十分快乐的事情。夜间一场雨过后，第二天早上，孩子们就会不约而同地带上大箩筐，口袋，推上小车，迎着初升的朝阳，来到草地釆蘑菇。那个地方蘑菇多极了，而且品质极好，堪称中国野生蘑菇之乡。孩子们都知道草地上那里有蘑菇。长蘑菇的地方草是黑绿茵茵的，一大圈一大圈的，老远就能看出来，那就是蘑菇盘。到了跟前，会看到一个个蘑菇，有的打了伞，有的刚出土。它们象一个个小娃娃，白生生，胖乎乎的，在草丛中望着你。如果遇上一个大蘑菇盘，就能釆满一筐。不大功夫，孩子们的箩筐满了，口袋也满了，小车也满了。大家欢欢喜喜沿着蜿蜒的山路往回走，我们就象打了胜仗似的，满载着战利品，凱旋而归。每天釆回来的蘑菇，都要用线绳穿起来，挂在院子里，几天以后，院子里挂满了蘑菇，一串一串的，十分喜人。等蘑菇晒干了，卖给供销社，蘑菇多的人家能卖百十多元呢！在那个艰苦的年代，百十多元也算一笔不小的收入啊！
　　 孩子们还常去离村二、三里叫西大井的蒙古营子，看蒙古女人放牧、给牛羊饮水的情景。西大井那是一块一眼望不到边的草原。每当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红日懒洋洋地挂在西天的半空，和煦的金光撒满大地，草原泛着金黄色，牛群，马群，羊群，象五颜六色的珍珠撒落在草地上。这时，正是牛羊饮水的时候，只见蒙古女人身穿紫色的长袍，腰扎绿腰带，头罩红头巾，一会儿跨上一匹雪白的骏马驱赶牛羊，一会儿又去井台上打水，她象一只忙碌的花蝴蝶，在草地上飘来飘去。可以想见，那是一幅多么完美的“晚牧”图呀！
　　 蒙古人家的狗很凶，都是窝子狗，三四只、五六只一群，老远就看见我们，狂叫着追过来。于是，孩子们又是一阵狂奔，跑得累了，就倒在草地上，仰望着蓝天白云，想着他(她)们幼稚的心事，听着天空中百灵鸟唱歌，说说笑笑，感到无限惬意和欣慰。
　　 这群孩子中，有一个女孩和我接触较多，她姓张，小名叫来顺，长着两只明亮的大眼睛，眉毛弯弯，面带微笑，笑起来就露出两排整齐洁白的牙齿和深深的酒窝。她和我见了面总要说上几句话，目光中荡漾着的欣喜的潋波。在我生病的那些天，我两次见她和几个女人在院墙外向屋里张望，她一定为我的病深深的牵挂。谁知后来竟发生了难以预料的事情，我家搬回了原籍，我也参了军。我参军期间，曾经两次返回那个村，看望舅舅和舅妈，姐姐和姐夫，然而却没见到来顺。人们说，在我家搬走以后不久，她家也搬走了。有人说搬到草地了，有人说搬到阿不嘎旗去了，具体详细的地址无从打听，几十年过去了，在我心中一直留存着这个未解的牵挂。这段颇有恋情之味的故事，就这样被严酷的生活之剑割断了。我只有默默地乞求上天保佑她，让她过上好日子，愿她永远幸福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