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岸•往事】不用铲地了真好(散文)
也不知是谁这么伟大,发明了除草剂,不用铲地了。不用铲地了真好!那个活我干了二十多年,那个罪我可真是受够了。
天刚放亮,3点钟,睡意正浓,你立刻就得起来,用凉水激一下脸,扛起锄头,直奔生产队。──别管要铲的地在哪个方位,队里要统一点名。点你没到,就得扣你的工分:这一早晨的活你就等于白干了。3点半钟必须到达地里开铲,光为了“叫齐”这一项,你就得少睡半个小时。
铲到5点半左右,回家吃早饭。早饭前的这两个钟头的活,叫“打早垄”,好比是一天工作的预演。这一早,虽然困点,但很凉爽,空气也新鲜,景物也很美,也许你没打开心境去欣赏,但总之还不算遭罪。
四十分钟左右的早饭时间,然后还是到队里“叫齐”,点名集合,这回算是“正式”下地了。赶上有政治高潮,还要打着红旗,扛着语录牌,只是没要求排成方队走。开始这红旗都是由组长扛着,似乎很荣耀;收工后,不管离插旗处有多远,还得去把红旗收回来:渐渐地组长醒悟过来,就轮流扛旗了。
到地后,组长在前,众人随后,一人一垄,一排一片。铲上这第一锄,遥望着那远在天边的地头,犹如扑进了茫茫的大海看不见彼岸一样,你就奋力地游吧,游得你筋疲力尽,最后还得淹死。那罩在当头的太阳,仿佛一动也不动,晒得你头蒙眼黑,直想栽跟头。除了阴雨天,哪天都得晒你十多个钟头!
和酷热相伴的感觉就是口渴。队里每天派饲养员往地里送水,上午一次,下午一次。饲养员挑着一担水,优哉游哉地过来了。大伙立刻像黄泥岗挑生辰纲的军汉一样围拢上来,你争我夺那只茶缸子。水桶是喂牲口用的,上面沾着草末子和料渣子,没人在乎这些,两桶水喝了个精光。有一次因为水桶装着倒不出来,饲养员竟用粪桶给送了一趟水,虽然刷了,社员们谁不认得那是粪桶?但是谁也不敢装身份,两桶水也都喝了。
好不容易熬到日头落入地平线,但天色还是大亮的。若是正赶上铲到了地头,就让大伙抽支烟喘喘气,念念记工票,等等犁杖组的,以免收工早了影响不好;若没赶上正好到头,那你来吧,不干到看不清草苗不收工。等往家走的时候,全都一歪一晃的,都说到家得拽着猫尾巴才能上炕。
那正是“出大力,流大汗,大干社会主义”的年代。领导要求中午只能休息两个钟头,11点收工,13点下地。可怜全队好几十名社员,连一块手表都没有。中午由饲养员在队里升红旗表示到点了,可以收工;而下午上工却没有人给你发信号,有钟也不给敲,说是省得你产生依赖性。家中没有计时装置的人便不敢在家休息,都躺在队部门外的大道上歇晌。虽然也热乎乎的和炕上一样,但后来不知有多少人患了腰痛病。
活重还要活快,就免不了杀苗剩草,这就应需产生了质检员。那年头总有常驻工作队或是包队干部,他们虽然也跟着下地却不干活,扛着个锄头专门查看别人,再加上队长组长老贫农代表,这个检查组就够庞大的了。
检查的方式也是随心所欲,那时候不讲什么公平公正。像我们这样的“重点检查对象”,倘若被人找出毛病来,扣分自不必说,有时还要批判检讨。所以,一天天不单是挨累挨晒,还要提心吊胆地害怕,随时就可能挨顿收拾。有时候,检查人员没有及时跟踪,而是在铲过的垄上发现了毛病,那就要搞回头排队了。先定出扣分标准,然后再对号入座查找是谁干的。这种方法看似公正,其实检查人员心里早就有谱了。
扣分的标准即使定得很低,其实也让人承受不了。比如杀一棵苗扣一分剩一棵草扣五厘不多吧?一天若检查你几次,一次查出几棵苗几棵草来,恐怕这一天就白干了。有一年,某书记发明了“乘方扣分法”,就是杀一棵苗扣一分,杀两棵苗每棵扣二分,杀三棵苗每棵扣三分,以此类推。某社员被查出杀了五棵苗,扣了二十五分,一天只挣十分,一次检查就让你白干了两天半!
土地永远是那块土地,但是在我的印象中,生产队时代的地可难铲多了。干天地硬雨天地黏,草苗齐长越铲越荒。中国几千年的耕作方式到了学大寨的时代曾有几年被改变,不用犁杖而改为“锹挖坑种”,即使后来又恢复了老祖宗的干法也是掺进了很多花样。不管干天湿天,满地是人,热闹非凡,混踹咕一顿,把地踩的像石板一样。过后如果天不下雨,大地就比大道软不了多少了。学大寨学得最积极的年代曾达到四铲四趟,从5月中旬苗还没出齐就开始铲“梦生”,一直到8月末才把锄头放下。也不知怎么搞的,不管铲哪一遍都是满垄杂草野菜,这该死的不该生存的东西就是铲不败。成天与天斗与地斗与这不灭的杂草斗,斗得人实在太疲惫了,就盼着老天下雨,好弄个“雨休”。可是上级也太抓紧农时了,不给你半点喘息的空闲,雨刚停就下地。锄头糊得不见脸,再加上土里的草根茬须等挂在锄头刃子上,社员们俗称“揢嚼子”,铲一两下就得用手擦一下锄板,弄得满手满锄杠都是泥,把庄稼苗及垄面撸成啥样就不用说了。
那时候,社员常拿的有四把:锹把镐把锄把刀把。我觉得最难熬的就是拿锄把了。分田到户以后,虽然精神压力没有了,下地干活的时间也由自己掌握了,但还没有彻底解放。自从有了除草剂,这下好了,我把锄头擦得锃亮,挂了起来。除了铲铲园子,大地不用铲了,不铲地了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