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代岳父的后人拟的碑文
　　
　　 显考赵宝璧字仲玉（1904─1989）
　　 之墓
　　 显妣李兰玉字佐玉（1901－1971）
　　 家父1923年毕业于省立第一中学，立志报国，投笔从戎，任职至团副。1928年因不满军阀混战退伍。1931年在姚家巷完全小学任教，同时参与筹建了后旨头小学。抗战暴发后的1935年任泾阳县保安大队队副，全力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抗日，先后为上海松沪前线输送过几批抗日兵员，同时慰问驻地红军。1943年任县副议长后，策划并参与铲除国民党特务，只身入土匪巢穴成功招抚匪首，掩护、营救民主人士和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多人。曾参与创办泾干中学、泾阳简师和兴办茶店、油厂、水利等各项公益事业。1956年至1989年先后当选为陕西省四届、五届政协委员，任县政协副主席，组织政协委员并亲自撰写大量文史资料。
　　 家父一生未参加过任何党派，始终以强国安民为处世之道。家父性情淡静，不苟言笑，做事认真，涓滴归公，一生两袖清风，始终刚直不阿，不趋时弊，不畏权贵，为乡梓所建功绩众目所睹，有口皆碑，《泾阳史话》一书评价家父为“官场的典范，群众的楷模”。
　　 慈母一生善良纯朴，和亲睦邻，任劳任怨，把毕生心血都献给家人，却始终过着俭朴的生活。她不愧是一位伟大的母亲。
　　 父母的养育之恩我们将永世不忘
　　
　　
　　 2，代侄儿拟的碑文
　　
　　 显考于文生之墓（1933－2013）
　　
　　 先父文生，生于一九三三年，一九三九随家人逃荒去山西，先父的爷爷、父亲和叔父去世后，先父扶寡母携幼弟随舅父于一九四四年返回山东。一九四九年十六岁时又只身远赴山西搬迁亡故异乡的三位老人的骨殖归葬祖坟。一九五二年被评为植树模范参加了当时的平原省劳模大会。
　　 先父从二十二岁起，在村里先后任过互助组组长、初级社社长、生产队长、大队队长等职务，文革中被整下台。改革开放后的一九九一年再次出山，任村调解主任一职。一九九六年着手修补在文革中丢失的于氏家谱，为于氏后代子孙大体上理清了血亲归属。
　　 先父从小热爱文艺，冬闲时为街坊夜读“唱本”，过年时组织文娱活动为乡亲演戏。家国情怀让他一生重视文化熏陶和对子弟的立志教育，尽到了“长兄如父”之责，送兄弟上学、当兵并全身心支持兄弟著书立说。一九七八年把儿子培养成了那个年头儿全乡唯一的一个大学生。
　　 先父以稚嫩的少年身躯支撑起断梁折柱的家庭，发展到子孙繁衍，并各有小成就，其精神永垂不朽，我等子孙永志难忘。
　　
　　 立碑人：
　　
　　 年月敬立
　　
　　 2、为自己撰写的碑文
　　 善良的性恶论者于文奎（魁）之墓
　　 （1939－）
　　
　　 墓主自撰碑文
　　 我生于一九三九年，一九五四年初小毕业，同年考入高小，未毕业就于一九五六年参军，驻朝鲜两年半，一九五八年回国，一九五九年转业到工厂，先当工人，后做职员。一九六五年参加“四清”后留在察右中旗任文化馆馆长，文革中挨过批斗，被“改造”中认真思考过文革的是非对错，重回工厂后的一九六八年因怀疑“要斗私批修”提法的科学性而开始研究人性，接受了荀子的性恶论，认可了恩格斯恶（欲望）是“历史发展的杠杆”的说法，所写论文近半个世纪无处发表。一九七一年调到“三线”厂，一九七八年“全国科学大会”后改行做教师，小学、初中、高中都教过，。一九八四年取得大专文凭，同年调入华北油田。一九九四年按企业统一规定提前五年退休，开始了总结自己一生的写作，二0一三年至二0一八年正规出版五部计九本著作，合三百多万字。
　　 一九六七年与本科学历的中学教师赵淑平结婚，她无微不至地、夫唱妇随地为我服务一生，养大了儿女，陪伴孙子度过了美好童年和少年时代。
　　 我的一生充满忧患意识，怀有强烈的使命感，在《于是乎小说选》的自序中我是这样总结自己的：
　　 热血激荡在胸中，
　　 转眼已是白头翁。
　　 留下文字三百万，
　　 任由后人去品评。
　　
　　 撰于二0一八年十月，时虚岁八十
　　
　　 应该把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拍成一部影视剧
　　 大学者季羡林写的《牛棚杂忆》一书忆的是自己在十年浩劫中遭受折磨的亲身经历；虽然没有涉及一九六六年的“红八月”北京的红卫兵打死上千人的事，没有涉及大兴县八月二十七日至九月一日一周内杀死三百二十五人的事，更没有涉及湖南道县在六十多天里被屠杀了四千五百多人的事和四川等地真枪实弹大武斗的事，但它有另一方面的“典型意义”，那就是知识分子在十年浩劫中遭受的牲畜般待遇，干重活、脏活之外，还不断挨打骂，受污辱，走路不准抬头，挨批斗时遭受“坐喷气式”等等肉体的和精神的新奇折磨。当时的高级知识分子大都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精通十二国文字的季羡林当然更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了。当时的流行语就是“知识越多越反动”，知识分子们整个地降到了“非人”的地步，成了任人宰割、任人辱骂的牲畜。这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最野蛮、最残暴、最愚昧、最荒谬的悲剧。十年浩劫，是人类政治文化史上的大事件，中国人乃至全人类都不应该忘记。
　　 据说，外国有专门研究文革的组织和个人。我们中国是文革的当事国，在总结、研究文革问题上不应该落后于外国。现在六十五岁以下的中青年不少人肯定文革，甚至呼唤文革。这是非常可怕的情况。所以，我才建议把季羡林的《牛棚杂忆》拍成一部影视剧，向全民、全人类揭示文革的真实面貌，防止人类再发生类似文革这样的悲剧。中国人有责任做这件事。
　　 反映真实历史的任何作品，都有供后人在管理国家上的借鉴价值。常言道，“以史为借鉴”嘛。但是，官修的“为尊者讳”的历史课本不仅没有了这个价值，还有害于子孙，他们在伪装的“历史知识”指引下在管理国家上可能要走弯路，摔跟头。凡是掩饰、回避历史真相的人，都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而是企图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掩饰十年浩劫真相的人，简直是对全人类的不负责任。说真话，反映真实的历史，才是人民最需要的正能量。
　　 现在的中国人认真读书者不多，所以才建议把《牛棚杂忆》拍成一部大家都容易看到的影视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