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在四平掏过粪
　　 农业学大寨的年代，为了增加点粮食产量，上级领导可真是挖空了心思，想尽了办法，可惜收效都不大。我们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比较务实，搞了多年的进城淘粪的项目，去向主要是四平市。四平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城市了，但也有百里之遥。上那里淘大粪，要找房子，运柴草，车马人工，铺张挺大。因此派什么人去，得经过队委会的严格政审。最初是派那些出身好表现好的贫下中农去。但是他们往往是借机卖点土产逛逛街市之后，以家中离不开为由，干不了几天就回来了，队里白搭往返工。
　　 轮到我被派，就是替换一个要求回来的贫下中农。我的身份是四类子弟，属于政治上靠不住的那类人，失去了监控，就更不把握了。但是队里实在找不出合适的人选，况且我在队里已经干了三年活了，还没发现有什么劣迹，领导经过慎而又慎的考虑和研究，决定给我一次被信任的机会。为此，队长还约我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并在“人员情况”的介绍信上给我标上了“贫农”。
　　 那时我还是一个毛孩子，头一次走进这么大的城市。当大马车走到北山顶上的时候，好像整个四平市尽收眼底。哇呀！这么多房子啊，无边无沿哪！一个个高耸的烟筒挺立在鳞次栉比的房顶的上空，那徐徐融入云中的白烟和黑烟，都给我一种非常壮观的感觉。在这种环境里干活，真挺荣幸啊！
　　 “接手工作”，在胡同里转了几天以后，感觉就有所变化了。当时四平流行这句话：屯老二进城，给个电炮都不知哪疼。挑起粪挑子，就更低人三等了。挨斥挨骂，甚至挨打，都是常有的事。一挑粪有时要钻多少个厕所走好几里地才能凑满。一天下来肩痛腿酸，吃住条件也是很差，真不是什么好差事。一大天熬下来，我在被窝卷上学着电影《铁道卫士》里特务马小飞的躺姿，同时学着他的那句被我稍加改动的台词：“难怪都不愿意来，有道理呀，有道理”，伙伴们听了生发笑。但是我与贫下中农比不了，为了不辜负队里的破格信任，我一定要干出个样子来。更主要的是，家里正搞运动，我是黑属，我宁愿在街里挨打，也不愿在家里挨斗。只要队里不撤点，我就坚持干下去。
　　 说实在的，我们到四平淘粪，其实就是偷粪。城市也推行城粪下乡，但那是划片分配，基本是给郊区。我们队离四平那么远，根本就没我们的片。我们的打法就是：队里花钱租个较为隐蔽的落脚点，挖个储存窖，起早贪黑，跟人家打游击战。队里派大马车装上大铁桶往回拉，一个往返需要两天。也得天黑后进城，天亮前出城，很不容易。我们被抓被撵被端老窝的事也是随时可能发生，一个地方实在干不下去了，就得换个地方，一年总是坚持着干几个月。
　　 我从1967年首次出征，就一年也没断过，一直到1978年，队里彻底停了这个活为止。每次开初总是派出四个人，要求是供上两天一趟取粪的大马车。后来因为能长期离开家的人太少，人员渐渐撤回，三个人，两个人，车次也变成三天或四天一趟。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我也仍然坚持不撤回，并能保证比三四个人的时候节省两个工日。十一年中，我串遍了四平全市四分之三的大小胡同，住过的房东不下十几家。从十九岁到三十一岁，我的人生中最美好的那段年华是在四平的厕所里度过的。我亲睹了四平市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段里发生的多起重大事件，我的思想感情也在不自觉中融进了四平人民的革命洪流之中。我关心四平，热爱四平，四平成了我的第二故乡。
　　 岁月沧桑数十年，英城巨变换新天。沙场故迹寻不见，旧业重操料也难。现在四平市的面貌真使我赞叹不已，若是叫我再干那老本行的话，怕是连厕所都找不到了。
　　
　　 二、我给房东做儿子
　　 那年挂锄以后，队里又派了我们四个人去四平淘粪，住在铁东区黄土坑街老戴家的耳房里。时值盛夏，耳房很小，又闷又热很难受。大概我比那三个人勤快些，因而深得房东的偏爱，没几天就让我搬到他们的屋里去住了。房东是老两口子，六十多岁了，我就和他们住到一铺炕上。他们做什么好吃的，总是叫我和他们一起吃。
　　 住了些日子，我觉得老两口好像在争论什么，每逢我一进屋，便不作声了。他们不向我说，我也不好打听，只能自身检点了又检点，觉得似乎没缺点。
　　 终于有一天，谜团解开了：原来是缺了二十元钱。要知道，那个时代我一个月也就挣二十元钱吧。他家的钱就在柜盖上的茶筒里明放着，两人谁用谁拿；可是这二十元钱就是想不起来干什么用了。这天邻居老太太来还账，这才恍然大悟：是大娘借出去的，忘了。
　　 事情弄明白了，老两口对我说：我们知道你不能拿。又怕你多心搬出去，所以背着你呛呛。我们可没把你当外人哪！
　　 我很受感动，说：我知道，不然您不就把钱锁起来了？
　　 大爷动情地说：我们都老了，我没孩子，你大娘有一儿一女都在外地，她是后到我这儿的。我多么希望有一个像你这样的孩子啊！
　　 我眼睛湿了，我说：大爷，大娘，我在这儿住一天，我就给您二老当一天儿子。您二老有什么事，尽管吩咐就是了。
　　 我们在那里住了七十多天后转移了。但以后一直到老两口相继去世，我与他们来往了二十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