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一上午八点钟，我刚到办公室，还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桌上的电话就响起来。一听声音就知是县经贸委主任郭云深。虽然企业改制已两年多，厂长、经理比计划经济时期有了许多自主权，但这个顶头上司的帐不能不买。一来他是从我们虹光服装厂提拔走的干部，俗话说“咸菜汁子炖豆腐，多少还有点儿老味”。二来许多外贸活儿的订单都攥在他手里，实在是“小可得罪不起”。
　　 听他那急促的声音，蛮以为是给我揽了一票大活，没想到仅仅是做一身西服。开什么国际玩笑！我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他难道不知道我们是流水线批量生产的大公司，这些零活儿只有家庭作坊和街头摊点才巴结？况且我们手里有十万件美国童装和五万件澳大利亚女式休闲装的任务压得工人台不起头来，哪有这闲功夫？真想给他来个“爷不侍候”，但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关系，还得接下来，大不了交给一个退休老娘们儿去捣鼓吧。更没想到的是，他竟然得寸进尺，要求我这个总经理特别关照。选料、设计、下料、裁剪、机工、整烫，全过程都得亲自动手。不知道这位顾客是什么三头六臂的人物，要不就是郭大主任吃错了药。我没好气地和他调了句侃：“连打包、装箱都要我亲自动手？”他嘿嘿干笑两声说：“捣啥你，一件头打什么包，装什么箱？我马上让她去找你。”
　　 四十分钟后，她来了。一见那熟悉的“魔鬼”身材，我忘乎所以地大喊一声：“阿霞，你想死我啦！”紧紧抱住她“说实在话，我要是个男人，哪怕和一百个剑客过招，也得把你阿霞抢到手！”“至于吗！”她甜甜地一笑，“我可没那么优秀。”
　　 “优秀”二字，引起我许多回忆。是的，阿霞是个优秀的女人：
　　 她名叫沈明霞，阿霞是她的小名。我们同学十二年中，我都是这么叫她的。从小学、初中到高中，她一直是三好学生。门门功课成绩都在95分以上，尤其是数、理、化和俄语，每次考试都得满分。老师和同学们公认，她准是大学苗子。
　　 可是，算路不打算路来，阿霞妈说：“任谁都犟不过命去！”阿霞爸那顶“拿在群众手里”的右派帽子，把阿霞挡在大学门外。他爸原是县报记者兼美术编辑，57年初，响应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努力挖掘民间素材，在报纸副刊上开辟专栏连载连环画《周七猴子的故事》。有人写出大字报说，这是影射县委常委、宣传部长周琪。反对党的领导干部就是反党，应打为右派。周部长很大度，轻描淡写地说：“反对我个人哪能算反党，至多是错误言论，政治上不要定性吧。”第二年大跃进运动中，他又画了一幅漫画。内容是一棵玉米，直冲云霄。上面坐着一个牧童在吹笛子。标题叫《此曲只应天上有》。这幅漫画一发表，很迎合广大读者口味，纷纷评论、表扬，认为是歌颂新时代农民敢想敢干革命大无畏精神的好作品。月末被评为优秀稿件，报宣传部请奖。三天后，批文下来了。周部长用红笔在漫画标题后面画了个问号，又附了一篇亲笔撰写的文章《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了》，指示一并刊登。文章指出，这幅漫画的反动性集中表现在标题上。“此曲只应天上有”就是说人间是不可能有。这是怀疑党领导、怀疑大跃进、怀疑人民公社，典型的反对“三面红旗”。不容置疑，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就这样，周部长还是不肯把他怎样，只是宣布“帽子拿在群众手里，只准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否则，随时可以给他戴上。”
　　 当然，周琪部长的宽容是有原因的，他看上了阿霞。
　　 1957年春，学校建校十周年，准备一场大型演出活动。筹备组物色演员时，看中了即将高中毕业的阿霞。那时她十八岁，不仅品学兼优，还出落得像一朵含苞待放的鲜花。演出那天，学校请来县文教局和宣传部领导“莅临指导”。阿霞且歌且舞，跳的是新疆的民族舞、唱的歌词是她自编的、曲子是音乐老师套用改编的，节目就叫“我们的校园亚克西”。从她一出场到演唱完，掌声就没停过，全校师生和来宾都真正领略到什么叫“经久不息”。她穿一件雪白镶金宽边的维吾尔族姑娘长裙，束一条猩红腰带，轻歌曼舞，简直就是《民族画报》上那幅绘画大师叶浅予笔下的水墨人物速写。尤其是当她双脚滑步、两臂平舒、转动眼睛、扭动脖子时，台下观众都惊呼起来了。也就在这时，时年四十一岁的周琪部长动了意马心猿。
　　 紧张复习准备高考的四个月中，捉襟见肘的妈妈，只是把伙食调得比平时好一些、无能为力的爸爸，只能写了“不须扬鞭自奋蹄”几个端端正正的欧体中楷贴在阿霞的床头。班主任老师倒是找她谈了五六次心，不是督促她学习的事，阿霞突破一本分数线不成问题。老师谆谆善导的是，转达周部长的爱慕之情。她自称大姐姐和过来人，向阿霞进了许多金玉良言。她推心置腹地说：“傻丫头，书本上和现实生活中的人生价值取向是两码事。理想是浪漫主义，生活要现实主义。你想周琪现在就是正科级，工资八九十元，听说不久还要提副县长，能拿一百多元哩。再说，有他照着，你爸那点事还算个事吗？”“可是，他和我爸是同年的人，他还大月份呢！”“唉，命呀，自古红颜薄命哟！”想不到，一个高中语文教师也相信宿命观。临走她还嘀咕：“年龄大点儿怕啥，才知道疼女人。离过婚怕啥，才知道珍惜爱情……”
　　 高考成绩公布了，阿霞的成绩超过清华大学分数线40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许多亲戚、朋友、同学都来祝贺。可是爸爸说八字还没有一撇，一天没拿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就不容乐观。一家三口人就这么等，直到考取的同学都陆续走完，全国所有高校已开学两个星期，阿霞一家彻底失望了。后来才知道，清华大学寄到学校的录取通知书被文教局扣着。原因是阿霞爸爸那顶“帽子”，群众不愿再“拿在手里”了。再后来又听说，始作俑者是新上任的周琪副县长。他这样做的原因是，阿霞本来答应可以考虑嫁他，但他爸爸在关键时刻写了“倘受辱勿宁死”几个字贴在堂屋西山墙上。五人小组审问他时，他交待是针对女儿婚事而言，可周副县长说：“这是对反右斗争发泄不满情绪”。
　　 福无双降，祸不单行。宣布遣送阿霞爸爸去农场改造的第二天，报社通知收回其家属宿舍。阿霞妈妈说：“与其心挂两肠，不如认命。”主动要求带着阿霞“下放”到他爸爸那个农场附近的大队去了。
　　 不到三年的时间，阿霞的爸爸妈妈相继去世。既不是寿终也不算正寝。论寿都没到五十岁；爸爸是在帮套拉犁时劳累过度，一个跟头栽倒，被牛踩了一下，伤了内脏，五天后死掉的；妈妈常犯低血糖病，提水灌园时，被辘轳摇把弹到井里淹死的。二十二岁的阿霞成了孤儿，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生产队刘队长收留了她。
　　 在刘队长家生活了三年，刘家对她十分体贴，她感到无以为报，就嫁给了刘队长的儿子刘金柱。比她小一岁的刘金柱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嗜酒、嗜烟、嗜赌，经常和人打架。奇怪的是自从娶了阿霞，戒酒、戒烟、戒赌，不打架了。朋友们笑话他得了“妻管严”，他也不争辩。只是一门腔地爱家、敬二老、疼老婆。但是，“老婆”俩字只能由自己说，别人要说“你老婆”，他立即纠正说“俺老师”。大家公认刘金柱结婚后，文化见长了。刘金柱还有个家传的技术，就是用杞柳编筐。他把卖筐的钱攒起来，抽空就到县新华书店去，给阿霞买回一摞一摞的书。
　　 阿霞一直梦想上大学，可是这个梦圆不成，扫尽文革阴霾，恢复高考时，她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了。何况，此时她的水平已足够给大学生当老师了。她在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苦读了十五年。
　　 早在她和刘金柱结婚不久，干完队里的农活，“夫妻双双把家还”的田间小路上，她向丈夫吐露渴望学外语的心思。刘金柱一拍大腿说：“你咋不早说，我认识一位大学者，明天带你去找他教你嘛。”
　　 这位大学者名叫吕稼儒，1956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留校当助教。半年后遇上整风反右，说了些不该说的话。根据当时政策，如果是大学生，就不抓辫子了，但他是教师，虽然只教了半年书，也是教师。所以说赶早不如赶巧，他走进了全国最年轻一批右派分子的行列。他刚被遣送到来农场劳动改造那年东天，大清早农场派他到镇上去拉盐。返回时又是顶风又是冒雪，路远车重步步吃劲。在一个高坡前，他怎么努劲也过不去，索性坐在大石头上，等过路人来帮忙。由于疲劳过度，不一会儿就睡着了。幸亏刘金柱从这里经过，救了他一命。从此这两个文化反差极大的人，却成了朋友。
　　 见是刘金柱的老婆要学外语，他同意教，但出了一些奇招怪式。这些年来，他一直在攻外语。他要求学生必须像他一样执著，三心二意的不教；要求学生必须在打牢汉语基础的前提下同时学英语、德语、俄语，单打一的不教；要求学生不要过多地麻烦他，基本靠自学。他可以提供一个最科学的学习方法。他说：“我就是学外语的，知道没有恒心不行。但是，也不要把它看得多么神秘，最好是同时学几门。一门就好像一扇窗户，可以触类旁通。我有一个捷径，就是比较法。”见他们一头雾水的样子，笑了笑接着说“比如‘再见’这个汉语单词，在英语中是‘古得拜’，在德语中是‘阿德’，在俄语中是‘达斯维达丽雅’。一下子就记住四种不同语言的单词。如果是短语，就从语法特点上进行比较。这样相辅相成、举一反三，不仅加深印象，便于记忆，学习效率还提高四倍……至于教学方法，你们把学习中遇到的难题写个纸条放在我门旁的牛奶箱里，三天以后再来取答案，我会按时答复的。不过要强调的是，千万不要用一般自己可以找到答案的问题来浪费我的时间……”
　　 好厉害的老师，好艰难的课题啊！一晃光阴，就是十二年。阿霞通过自学考试，从专科、本科、硕士一路过关斩将，硬是杀出一条成才之路。现在她受聘于县经贸委的经济研究室，专门搞翻译工作。为此她正在学习日语、韩语和西班牙语。
　　 阿霞的这段经历，几乎把我惊呆了，突然想起没给客人倒水，边找水杯边插话：“那么多种语言，在你肚子里能不掺和吗？”“怎么会呢，”阿霞摇了摇头说“听吕老师说，十九世纪初，梵蒂冈有个红衣主教，会二十三种语言，其中精通的有七种哩……”。看来她的志向还更高更远。
　　 阿霞告诉我，这次是和县经贸委主任郭云深随同省经贸委到欧洲几个国家考察的，主要是利用虹光总公司的优势，开辟世界服装市场。这就难怪郭主任指名道姓要我亲自动手了为她准备行头，原来是招牌！
　　 我不由对阿霞细细打量一番：一米七的个头、修长的腿、纤细的腰、丰满的胸、浑圆的臀，整个身体微呈S型。再向上看，匀匀的脖子、小巧的鼻子、明亮的眼睛……再配上那白里泛红的肤色，简直就是一尊玉雕的东方美人。虽说已四十一岁，那风韵岂止是犹存！
　　 “既是为本公司出力，我再送你一套民族服装吧。”
　　 两个月后，她回国了。我在省电视台新闻节目中看到关于她的报道，无论到那个国家、地区，她穿的都是我给做的那件湖蓝色暗花旗袍。
　　 呵，这是我在公元1980年最高兴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