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春时节，我去了这个叫斯宅的古村落。村庄四面环山，一片粉墙黛瓦的徽派民居， 集聚在并不宽裕的山谷平地上。一条比村庄还老的山溪潺潺流过人家的房前或屋后，流过村子，流向更远的山外去。
　　 记不得与斯宅有过多少回交集。二十多年前，因为斯宅的千柱屋拍了部电影，让庭院森森的千柱屋一夜走红，好几次与慕名而来的客人同往；斯民小学里有康有为题写的匾额及一株百年梓树，据说花开之时，尤其壮观。好几年我都跟在别人屁股后面去拍它，但一趟也没赶上它的盛花期。不过这一回，却是专门奔着那里的小洋房去的。
　　 那洋房子，建于民国初年，建造者为当时颇有些来头的乡绅斯豪士、斯魁士兄弟俩。大哥豪士时任国民政府浙江省军械局局长，二弟魁士曾留学日本，是浙江陆军第三师的军需处长。
　　 不仅如此，曾在汪伪政府任要职的胡兰成逃亡于此，期间创作了小说《今生今世》。而张爱玲也从千里之外寻“夫”到此，在她后来的《异乡记》《小团圆》中留下点点痕迹。这些，无声地透露出这里的几分神秘。        
　　 车到斯宅门前畈，远远可见对面有栋哥特式小洋楼，房顶上卧着三个老虎窗。小洋房灰暗突兀的身影，在周围连片马头墙建筑中颇有些遗世独立的感觉。脑海里不自然地浮现出一个身材高挑，斜襟短袄，右手倚腰，侧仰着脸睥睨众生的张爱玲。
　　 为我开门的人叫培生，一个淳朴的山里汉子。黝黑的肤色，结实的身体，衣服和鞋子都沾着一点黄泥。他和善地冲我笑笑，然后朝楼上指了指说，“你自己慢慢看吧，我还得去做茶叶”，一面说，一面轻轻把门掩上走了。
　　 当我双脚走进这栋房子后，突然有种心跳加速的感觉，好久都没有这样激动了。似乎像以前考试时，拿到试卷后，发现其中某道自己早就熟悉的试题，既紧张又暗暗自喜。
　　 这是座中西合璧的楼房，从外部看，拱形门窗、铁艺装饰以及房顶的天窗，无不融入了西洋建筑的风格。进入里面，石板天井、雀替护栏又融合许多中式传统元素。虽然陈旧、沧桑，有些墙体斑驳而渗出岁月的印痕，但从整体格局以及精雕细琢旳木饰刻花中，仍不难看出它曾经的大家风范。
　　 从边上的木楼梯爬上二楼，一间屋子门口挂块“张爱玲屐痕馆”的小木牌。推门而入，墙上挂有多幅镶嵌张爱玲照片的名言警句，其中“人间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等，好些都可从我那时的摘抄本中找到。一面靠壁的玻璃柜里摆满她写的许多书籍，还有别人写她的几本传记。
　　 我认识张爱玲应是近几年的事。前些年，当张爱玲的作品，销量正旺，热得烫手的时候，我并没有跟风去读它，而是一本一本在读自己一向喜欢的几个作家写的书。之后，在网上我偶然读到了“笑，全世界便与你同声笑；哭，你便独自哭。”这样的句子，觉得很特别，一度娘，原来是张爱玲写的。于是，我便找了几本张爱玲的书来读，不曾想如同吸烟的人一样，一旦碰了这东西，总是欲罢不能。张的小说，给人的第一印象是风格极为独特的描写手法，以及奇谲诡变的比喻，她把衣服的绛紫比喻成碎牛肉的颜色；把两个女人比喻成明月光、蚊子血或饭粒子、朱砂痣，那看似漫不经心的比喻，总能给人以出其不意的感受，让你喟叹不已，羡慕不已。但这样的技巧究竟好在哪里，我常常又难以说清。
　　 更让我匪夷所思的还是她的短篇小说《色·戒》。年轻漂亮的女子王佳芝，通过“美人计”引诱刺杀汉奸易先生，让人没想到的是，就在刺杀行动即将成功的那一刻，王佳芝却因易先生为她购买钻戒而深受感动，低声说了一句“快走”。故事至此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易先生轻易逃脱，而王佳芝与她的那些同伙们(几个热血青年)悉数被捕，惨遭杀戮。这个结局实在太残忍，且也不尽人情，张爱玲怎么能这样写呢？尽管已过去多年，对这个的结尾我仍心存芥蒂、耿耿于怀。也许，从来都没有人真正读懂过她，我又如何弄得灵清呢？
　　 屋子极静，我听得到自己扑扑的心跳声。恍惚间，时光仿佛回到三四十年代老上海，张爱玲笔下的俗男俗女，一个个如复活似地从那些泛黄的书页中飘逸而出。
　　 从屐痕馆出来，沿着陡峭的楼梯爬上阁楼，阁楼与二楼同样静寂，虽然低矮些，但却是亮堂了许多，靠窗摆了张老式书桌和一把官帽椅。桌子上一只有双喜字样的青瓷坛子，里面插了一束花，像是什么花，也许时间太久，花与叶皆已发黄干枯，辨不出过去的色泽来，似乎还能闻到若有若无的花香。
　　 面前枯黄的花，不由让我想起了张爱玲。或许是恃才傲物，或许是贵族后裔，她天生不流俗，骨子里透着矜持与孤傲。今生今世，只有在遇见胡兰成的时候，她才低了低高昂的头，才有了从未见过的卑微。72年前的正月，张爱玲从上海辗转到诸暨斯宅，一心寻找那个让她低到尘埃里的男人——胡兰成。
　　 于千万人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这是张爱玲《爱》里写下的一段话。不过，发生在她自己身上的现实，并没有如她在小说中所构思的那样子，当张爱玲行色匆匆赶到斯家小洋房时，胡兰成却早已离开斯宅去了温州。
　　 那年正月，因为下雪路阻，张爱玲在斯家滞留了十几日，便仓促地赶去温州。当然，之后令她更不堪一击的是，滥情的胡兰成在去温州途中，竟与作陪的斯家姨太太又好上了。
　　 我想起张爱玲曾对胡兰成说过的那几句话：“倘若我不得不离开你，不会去寻短见，也不会爱上别人，我将只是自我萎谢了。”等到那一天胡兰成完全脱离险况，她才寄了封分手信给他：“我已经不喜欢你了，你是早已经不喜欢我的了，这样的决心，我是经过一年半的长时间考虑的。彼唯时小吉故，不欲增加你的困难。”随信又附赠了她自己的30万元稿费。
　　 一场乱世中竭力想挽留的“倾城之恋”，就如眼前坛子里那束没有雨露滋润、不见阳光沐浴而最终枯萎的干花。可叹的是，张爱玲凋零的不仅仅是爱情之花，当然还有她与生俱来的才情与文采。我移步窗前，从窗口可以望见不远处连绵起伏的峰峦；以及忽隐忽现、蜿蜒流淌的上林溪，思绪一时漫漶起来。
　　 张爱玲在斯宅小洋房的数日，肯定也在窗口或廊前站过、晀望过，面对这里的青山秀水，她又会是怎样的心情？因为她深爱的那个人就在山的那边，水的那头。一个演绎男女情爱故事得心应手的作家，描摹世态人情无不细致入微，然她的那支神来之笔，写尽了人世间冷暖悲凉、离合聚散，却写不出一段属于自己的美满婚姻。就像这小洋房，才几十年功夫，当初与它有些渊源的人死的死了，走的走了，在当地百姓眼里，这里曾经发生的一切，忽然变得那么陌生，物是人非。
　　 楼下突然有了一点声响，我赶紧下楼，却是那个培生又进来了。
　　 “看完了？”见到我他笑眯眯地打招呼。“嗯，好了。”“知道张爱玲吗？”我问他。“听说过。好像写书的，后来去了香港。”他答道。“你怎么知道的？”我疑窦顿生。就在方才打听小洋房时，我问了几个村民晓不晓得张爱玲，但，他们没有一个说的上来。“是魁士嬷嬷以前告诉我的！”看到我一脸诧异的神情，培生想了想说。
　　 说起魁士嬷嬷，培生一下子话多了许多。培生告诉我，这个魁士嬷嬷即斯魁士的遗孀，小洋房曾经的主人，大人小孩都这么叫她。土改时小洋房充公做了乡政府机关，她便搬到旁边台门的一间屋子住。他说，作为远近闻名的“地主婆”，魁士嬷嬷处世低调，待人又好，经常给我们小孩子东西吃，还讲故事给我们听。她出殡的那天，邻近村子的男女老少也不约而同来送行，黑压压的人站满整个山头。
　　 忽然想起张爱玲之死。哪位名家说的倒是忘了，只记得他的话，“张爱玲的一生，就是一个苍凉的手势，一声重重的叹息。”1995年的中秋前夕，远在大洋彼岸的张爱玲，在洛杉矶的寓所内悄然而逝，一周后才被邻居发现。曾经无限绚烂的生命，却以一种最凄凉、最孤寂的方式凋谢，红消香断又有谁怜？
　　 离开小洋房已是中午时分。村庄上空袅娜地飘着缕缕淡青色的炊烟，山道小径也不时走出几个荷锄而归的村民。这时，来了一辆外地牌照的旅游大巴，从大巴车上下来几十个少男少女，像一群叽叽喳喳的山雀。听他们说话大概是哪个大学的学生，来此专为寻觅张爱玲的足迹。我不知道小洋房他们能否进的去，因为培生锁好门，已经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