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正在做饭，电话响了，接听，原来是在外地工作的一个学生打来的，“老师，我这儿下雪了，咱老家下雪了吗？您冷吗？”放下电话，我不由地想起那年的那场大雪……
　　 那是九十年代初的一个元旦，那时我在华西小学做代课教师。那天早上我起来很早，给在远方上大学的朋友写信。朋友家里比较困难，快放寒假了，我打算给朋友寄点路费。我写了撕，撕了写，不知道怎么措辞才不至于伤朋友的自尊心，直写到窗户透白，还只是开了个头，我咬着笔杆，皱着眉头。
　　 忽然，听见外面有响动，接着是几个孩子的说话声，“我说老师昨晚没回家，你们还不信？”“对呀，灯亮着呢！”“老师一定在阅作业！”脚步声近了。“报告！”我打了门，是我们班的几个学生。“老师，我们堆雪人，好吗？”“下雪啦？”我往外一看，白茫茫的世界，空中正飞舞一片片雪花。“老师，雪都下了一夜了，您看地上，比咱们班作业本都厚呢！”刘嘉说道。“老师，我们去校门口堆雪人吧，等明天早上大家来学校，就会看到我们堆的大雪人了！”石高英面带微笑说。“不，堆在操场，会给大家一个惊喜！”张晓鹏反驳道。我笑笑说：“堆在哪儿都行，你们去玩吧，老师在写信。”我把几把笤帚和一张簸箕给他们，“老师，您写完去邮局吗？”“嗯，你们堆好雪人后把笤帚簸箕放在门外面就行了。”
　　 终于写完了，读了几遍，确定不会伤到朋友，才满意地收笔。这雪来得太突然，我没有伞，也没有雨靴，这双棉鞋是不久前买的，弄湿了怎么办？我想了想，在棉鞋外套上塑料袋，看看不好看，又解下来，算了，湿就湿吧，带上信和100元出门。别小看了这100元，那时我的月工资才87元，还包括8块钱的班主任费。
　　 走出校门，被满世界的雪包围着，没见孩子们，也没见雪人，他们大概去操场了吧，这些孩子还不定会玩得多疯呢！
　　 雪白得刺眼，雪花像邮票那么大，漫天飞舞着。风裹挟着一团一团的雪花，嚎叫着，旋转着，撞在树上，碰到电线杆上，打在眼镜片上，灌进脖子里冰冷冰冷的，我不由地打了个寒噤，摘下眼镜擦拭了一下。再戴上时，忽然有个新发现，我走的路有一尺来宽被扫过了，上面是薄薄的一层，显然是刚扫过不久，踩在上面很稳当，最关键的是，我的棉鞋不会被弄湿。路两旁的麦田里，清一色的白，但并不像书上写的盖了层棉被，平展展的，确切地说，更像白色的沙滩，有起有伏，那是淘气的风干的。到了丁字路口，我要往东走，那条扫过的路也往东走。真幸运啊！风在我后面了，我轻松地款款而行，倒像是去郊游的人。还有一公里，一路走着，一路赏着景。
　　 那时邮局还远在团部，连着几个商店。远远地，望见一些人在商店门口堆雪人，欢声笑语不断。他们在看我，我也在看他们，我们成了彼此眼中的风景。走近时，有人打招呼：“老师好！”“你们好！”我赶快回礼道。那条路一直伴随我到邮局门口，我在心里疑惑，是哪个学雷锋活动小组干的？
　　 突然听到一声“老师！”只见刘科从一个商店冲了出来。“老师！”石凤娥也跑了出来。“老师！”“老师！”“老师！”原来是他们，手里举着笤帚，一个个脸冻得通红，却都很兴奋。“老师，我们给您扫了一条路，等您的工夫把商店门口也扫了，老板问，我们说是您让扫的。这是店老板给的棒棒糖！”刘嘉手里拿着几个棒棒糖。原来如此！我眼睛顿时湿润了，怕他们看见了，我赶紧走进了邮局。我把那带着体温的100元，那写了好多遍的信，交到工作人员手里。我向她道谢，她却在谢我，说我的学生帮他们扫了门前的雪。
　　 出门，风定了，雪还在下，孩子们把笤帚高高举起，在我头顶打起了一把笤帚伞，我被孩子们簇拥着，满心欢喜而归。
　　 走到半路，石高英突然喊道：“太阳，老师，太阳出来了！”可不是，大大的红红的一轮。雪什么时候停的，我都没注意。
　　 欢笑声砸在静谧的旷野上，惊落了电线上的雪花。一两只鸟雀飞过，阳光映着它们展开的翅膀，闪出点点亮光。
　　 这条从学校去邮局、从邮局回学校的路，有孩子们的体温，是那么的温暖，那么的温暖……
　　 时光飞逝，一晃二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起来，心里仍是暖意融融……
　　 啊，那年，那雪，那路，那些孩子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