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是一个农村娃，上学很辛苦。
　　 那年九月，绵雨天。我打着光脚，背着斗笠，跟随小伙伴去上学。路很窄，一条赶场的大路，宽不到一米；路很滑，上面的淤泥已经被来往的人蹬到了田里。我们侧着身子，叉开双腿，一步一步往学校滑去。遇到放水的缺口，我们就一个拉着一个，慢慢下到田中，绕过缺口，再慢慢爬到路上，这时，手上，膝盖上，甚至肚皮上，都是稀泥了。这不奇怪，雨天的农村娃，即使不上学，也会是裹着一身泥巴回家的。
　　 这是学前教育，时间一周，地点是我家族的祠堂，泥墙，瓦房顶。我们第一次走进学校，很新奇，很高兴。
　　 正式开学的时间到了，父亲却不让我去了，家里拿不出那几毛钱。我背着草背篼，守了父亲三天，学校的姜老师也连续找了父亲三天，我还是没能上学。幸运的是，那几天父亲没有骂我，他干他的活，我就在他干活的地方蹲着，坐着，苦着脸，无奈地期待着。
　　 第二年，我九岁，上学了。我和哥的书包经常被父亲扔进灶膛，过几天父亲又含着泪，用给人家要的烂裤子布，给我和哥缝一个书包。我上学时，母亲已经去世四年了，她留给父亲和我们三兄妹一大堆借账；父亲一双手，一双脚，任凭他怎样勤劳和抓紧时间挣工分，年终我们还是要补钱。一边是母亲治病留下的欠款，一边是生产队的“补钱”，父亲心中的苦和挣扎，哪里是孩子的我能理解的？！我只知道，我和哥读书总是读读停停。
　　 生产队收豌豆、胡豆，我和哥就停止上学。先是扯豌豆和胡豆。我和哥，身子弱，力气小，扯的速度慢，但是，总能帮上父亲，能帮父亲多挣一点工分，因为是计件。扯下的豌豆胡豆，被大人们挑到生产队保管室后面的山坡晾晒。这时候，我和哥又能上学了。
　　 三四天后，我和哥又停止上学。山上的豌豆胡豆已经开始爆裂了。大人们一挑一挑担到晒坝，用连盖打；爆裂的豌豆、胡豆落了不少在山坡上，我和哥与生产队的弱劳力一起去捡，到了晚上，到生产队过秤，记下斤两，挣工分。山上的豌豆胡豆捡完了，又清理豆藤，豌豆藤上总有一些豌豆胡豆没被打落，同样是过秤，计斤两挣工分。
　　 后来，学校搬到了一座山顶上，火砖墙，黑瓦房。到学校，上了一个坡，还要上一个坡，每个坡有一百米那么长。在两个坡之间，要过一条水渠，渠上有一座由石片镶嵌而成的三四十厘米宽的小桥，小桥长有一米五左右。
　　 最难走的仍然是雨天，大雨小雨，路都很滑，很多时候，我们是抓着路两边的草爬进学校，放学后又慢慢滑下山路。过桥，完全是爬。所以，雨天中，我们几乎是穿着泥裤泥衣过完一天。学校的坝子很大，一到雨季，坝子就成了田，被我们踩出了一个一个的泥坑；雨停了，连续几天的太阳，那些泥坑的边沿就像碗口一样，扎得脚底生疼。我们不敢跑，而是小心地，像鸭子走路一样摆进教室。
　　 学校搬了，但我和哥停下课做农活的日子还没有结束。
　　 收割小麦，我们去捡麦穗，也是挣工分；小麦收割后，扯麦桩，挑回家做柴，那时，我家很缺柴的。还要捉棉虫，上午捉半天，下午去上学；棉虫是计数量算工分。捉棉虫的时候，黄荆也开花了，上面有一种像七星瓢虫的硬壳虫，壳是黑色的，翅是蓝绿色的，但体积是七星瓢虫的两倍，这也被捉来放进装虫的瓶子中，因为它们也会钻进棉苗的花中搞破坏。这类虫中有一种很大，有胡豆那么大，捉住了是不会上交的。回到家里，找来细线，拴住它的一条腿，让它像风筝一样飞，这是能给小孩们快乐的大虫。
　　 最难受的，是在山顶干活。因为生产队的每一座山顶都能看见学校，都能听见学校里传来的声音：一遍一遍整齐的读书声，认字的声音，课间追撵打闹的欢叫声，太刺耳，刺得我眼泪簌簌地流。
　　 每天早晨，天刚亮，我和哥就拿着父亲做的小锄头，提着箢篼，上山捡狗粪。那时，农家的狗很多，山路，地里，狗拉了很多屎。记得，那时最容易捡到狗粪的地方是三岔路，原因是什么，没有探究过。捡满两粪桶，父亲挑到学校，抵学费；学费抵够了，就挑到生产队，折算成工分。忙活一阵，到学校，那时老师还没来，早到的同学在坝子里玩着各种游戏。
　　 幸运的是，耽误那么多时间，我和哥的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原因是什么，已经想不起来了。
　　
　　 二
　　 我能读初中，得感谢农村包产到户政策的到来。
　　 我考上初中那年，家里收获了不少的小麦、油菜籽、稻谷、玉米，棉花的收成也不错。我家不缺粮了，升学考试，我又考了全乡第三名，大房子里终于有了父亲开心的笑。唯一遗憾的是，哥因为风湿成了残疾，没法再上学了。
　　 开学前，父亲挑着一担麦子，我背着一小背篼麦子，到十五里外的区粮站去卖。卖的钱，除了报名，父亲第一次允许我买了两本书:一本是《歌德诗选》，一本是《一叶集》，对于我，这两本书算古董了。如果我能成为名人，能有自己的纪念馆，这两本书是非放进去不可的。
　　 去学校的路是新修的公路，从家门口出发，顺着山路爬，到山顶，又下坡，三里路。绵雨天也不怕了，路平，淤泥深，没过脚踝，但是不打滑，不会摔跤了，再也不穿着泥裤泥衣进学校了。最难受的还是天晴后，路上脚印形成的“刀关关”很扎脚，我们就得绕道，走那窄窄的田埂去学校，这又有了另一样的乐趣。这种难受持续不了几天，几天后土公路就被拖拉机辗出了光滑的痕迹，整个路面又成了灰尘路，这样我们上学、回家都快了。
　　 学校是一个小院子。教师的办公室和教师的住宿楼，是某个家族的祠堂，火砖墙，大门是拱门，高而结实；教室是两层，楼梯和楼板都是木的，墙是竹篱笆，篱笆上涂了田泥，田泥外涂了白色的石灰，已经脱落了不少。教室，是泥墙瓦盖的。
　　 父亲买了收音机，收音机成了孤独父亲的伴侣，也是我学习的工具。父亲喜欢听黄梅戏，我喜欢听评书和长篇小说播讲。虽然我不再停课帮父亲干活，但是早晚、周末、农忙假、寒暑假是必须要参加的，这个时候，父亲就不再放他的黄梅戏，而是放我要听的内容，算是对我的奖赏。《夜幕下的哈尔滨》《三国演义》《岳飞传》《杨家将》《穆桂英挂帅》，就是我在劳作中听完的。
　　 哥的风湿关节炎越来越严重。父亲听说了河南有一种药能治哥的病，于是父亲委托在乡上工作的本家老辈子想办法邮购。哥的药长年不断，家里的钱又紧张起来，但是，父亲没有再烧我的书包，也没有停止我上学。因为，田地里生产的粮食和棉花，卖钱的时候虽然赶不上报名时间，但是，父亲给老师说一声，老师先垫付，父亲卖了棉花就还上。
　　 哥的风湿，不能沾冷水，妹年龄还小。我每天要干的家务活就多了很多。早晨，自己做早饭；放学，匆匆回家，割苕藤，牵羊回家，到古井中挑水。家到水井，是一条窄路，一到下雨就很滑。一挑水，在一溜一滑中到家，就剩下不到一半了。那时，我最大的愿望，就是别下雨。
　　 中午，我不用回家，在学校伙食团吃饭。自己带饭盒（我的饭盒，是大舅的儿子不用的旧饭盒），自己带米，在学校的井边淘洗干净，盛好水，伙食团的师傅放到大灶里蒸。中午放学了，同学们自己去端自己的饭盒。菜是自己带，我能带的菜，就是辣椒水，连泡菜都没有。
　　 晚上得熬夜，做作业，背书。电灯早安上了，但是不能用，电费特别贵，因为偷电的很多。父亲不会电工活，有一次拿剪刀去剪电线，希望能偷电，可是被电了。父亲想到自己的娃子，如果电死了，孩子就惨了，所以，就忍着少用电，用的少，摊的非法用电费就少。我每晚的学习，仍然是煤油灯相伴。我现在落下的喉咙和鼻子上的毛病，父亲总是自责地说就是点煤油灯多了留下的。
　　 包产到户，让农民的温饱解决了，余钱也多了起来。每个村都有了让人羡慕的万元户。养猪的也多起来，但是，新的麻烦出现了。绵雨季节，圈里的小猪要出售，得请人抬很远很远的路到街上，那里才能上猪贩子的汽车。于是，泥土公路，变成了碎石路，下雨天，拖拉机、汽车也能到村上了。这些钱，都是农民自己筹集的。
　　 大房子里，有的人家有了黑白电视机，我们可以看春晚了。大年三十的晚上，不再慢条斯理地吃年饭，而是热了中午的饭菜，早早地吃了，跑进有电视人家占座位，把人家的堂屋变成了电影院，而且是免费的。
　　 生产队有了集体的彩色电视机。我们队上的电视机由本家三爸管，每天傍晚就放在他家的屋檐下，整个生产队的人都来看，很热闹。那时放的是《再向虎山行》《霍元甲》，这可是很有诱惑力的电视剧；放电视的地方，离我学习的房间只有十来米的距离，中间只隔着一壁墙。但是，这些与我无缘，我得在煤油灯下学习。现在想来，真是奇怪，我竟然没有受它们的影响。即使这样，我也被父亲撵得遍山跑。
　　 那天下了小雨，傍晚，一同上学的同学到这里看电视，电视还没有开始放，我和他们闲聊。父亲见了，说：
　　 “现在看得见你不做作业，看不见了却点着煤油灯弄到很晚。”
　　 我不知道犯了什么毛病，劈口就还了父亲一句：
　　 “不让你管。”
　　 父亲从阶沿上抓起竹耙就向我舞来，我起身就跑。结果一晚不敢回家，躲在生产队的保管室，看着父亲打着电筒到处找我，一遍一遍地喊着我的名字……
　　
　　 三
　　 在我开始教书的时候，农村学校开始大量改建。初中，村小，都是两层的楼房。钱，是农民集资。经历了六七年的包产到户，以及生猪市场的放开，多数农民家里有了积蓄，已经能承受这些建设的压力。
　　 当我回到母校教书时，中、小学已经分家，初中的教室，初中的住宿楼已经是红砖黑瓦了，红红的火砖，掩映在高高的榆树丛中，美丽耀眼。
　　 九十年代，城市改革也影响着农村，农村悄悄出现了打工现象。随着时间前进的步伐，进城打工的农民越来越多:农忙，他们回家种田、收割；农闲，进城打工。农民的包包越来越鼓了。
　　 村公路已经普及，不少家庭有了自行车，孩子们上学不再步行。
　　 学校的操场，要用一半的面积堆放自行车。每天早晨，一辆一辆自行车，在电筒光的指引下推进学校大门；傍晚，一辆一辆自行车像水一样流出校门；这都是美丽的风景。
　　 学校唯一安静的时候，就是下雨天，学生们没法骑车到校。在雨季，这时的孩子们也没有我们那时苦了。虽然不能骑自行车，但也不用走小路，不用在山路上爬了。他们戴的不是斗笠，而是打伞，或穿雨衣，这可是我读书时做梦都梦不到的。他们也不用光脚了，几乎都是水鞋。到了学校边，在水沟中洗一洗，就干干净净地进学校了。
　　 学费比我读书时高了很多，欠账的学生有，主要是老弱家庭和残疾家庭。他们没法进城打工，加上乡村社三级摊派的费用也逐渐高了起来。
　　 波波的父母已经六十五岁了，父母在五十岁时得到了波波。父亲是残疾，母亲体弱，家里的经济很窘迫。读书的费用又不低。到初三下期，波波停学了。这让我震惊，因为初三上期的期末考试，波波就考到了全区的前三十名，如果努力下去，考上中专中师是没有问题的。他的家庭和我的家庭一样，读书是能改变他的命运的。
　　 我找到班上的教师，一人捐献20元，我带着这些钱，搭着老师的摩托车，来到了波波家。他家的左右邻居，不少已经是楼房了，可波波家还是草房，两间屋子。竖着的一间是猪圈，猪圈里放着粪桶，没有养猪。
　　 “咋不养猪？”我问道，波波不说话。满头皱纹、脸色土黄的波波母亲叹息着说：
　　 “养不起来，养着养着就病了，就死了。猪种都是赊欠人家的，养的次数越多，欠人家的账就越多。喂鸡鸭兔也是……唉，命不给波波啊！”
　　 听着波波母亲的苦，我不知道咋办。农村养殖和种植一样，从科学的角度讲，要技术，可很多时候还得讲运气，就像做生意一样，不是每个人努力了就能赚钱的。
　　 我把钱给波波，可是波波不收，也不来读书。他带着他的初中毕业证早早去打工了，可是他如今的命运真的不如当初读书走出去的同学……
　　 小秋，父亲是瘸子，母亲是傻子。家里的田地全靠叔叔们帮忙，经济来源短缺。每一学期来报名，他的父亲都苦着脸说：
　　 “不是我不给呀，一家人的吃饭都成问题……”
　　 那时，学校责成班主任收费，收不齐，差多少就扣班主任工资多少。教师的工资才多少呀？经不起扣。偏偏小秋的父亲不是说欠着，家里收成变卖了就给上，而是想不给，班主任没法处理，只有让他去找学校，找乡上。
　　 他一遍又一遍地找乡上，找学校，可是，没有谁来给他表态免费或者减免一部分，他就一趟又一趟地跑教育局……
　　 结果弄得到处不是人，谁见了他都害怕，都躲着。小秋也不好在学校待，提前辍学了。
　　 是的，这部分孩子的命运就这样被钱改变了。
　　
　　 四
　　 走进两千年，中国农村与城市的改革，让中国百姓逐渐富了起来。一些爱心人士和单位走进了学校，开始赞助一部分学业优秀的学子。
　　 小伟，是2004年毕业的学生。初中，他享受到了爱心人士的赞助，考上了重点高中；到了高中，他的努力和他的贫困，得到了老师的关注，党员先进性教育的捐献资金他分享到了，爱心人士的捐助他分享到了，学校也免除了他的生活费。小伟后来成了一所重点高中的语文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