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的深冬，新年已经临近了，我们队的斗批改运动还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时，我正像小鼠一般蜷伏在四平市，为队里掏着大粪。岁尾那天，一道命令传来，叫我立即撤点回队。
　　 我坐着拉粪的马车天黑前回到家里。放下行李，简单收拾了一下，就到队里去听会。那个时候，开会，已经成了社员们的一项常修课业。
　　 队部是两间通屋，靠南窗是通连大炕，靠北墙摆着几条长凳，靠大山墙摆着两张桌子，那便是主席台，主席台正对着进屋的门，谁进来谁出去，坐在主席台前的人一目了然。一盏煤油罩子灯吊在屋子正中间的椁梁底下，我觉得比现在的电灯还亮，连个较暗的旮旯都没有。我到场时，屋里都已经坐满了人。我进得屋来，没有谁因为我离家十个多月了而打一个比较热乎的招呼。因为，我父亲是经常挨斗而且目前正在挨斗的四类分子，我是“可以教育好但是现在可能还没有被教育好的”四类子弟。我环顾了一下座位，看到人群中有几位我不认识，我知道，那是来我队落户已经两个多月的四平下乡知青。
　　 大队干部和工作队员进来了，个个神情肃穆。工作队长宣布：今晚的大会分两组进行。我念到名字的，都到前院老李家；没念到的留在队部。说完，展开手里的一张纸，念了起来。被念到名字的人，都是运动的骨干；被留下的，除了两位女知青，大多是对运动不太积极的人，再就是成分高的家庭中的“属于团结对象”的子女们。我当然属于被留下的这组。
　　 工作队的老韩头和生产队的小滕副队长主持我们这个组。老韩头是驻学校的老贫农代表，一个凑数的工作队员。很显然，上前院的“骨干组”才是真正地开会；而我们这组，只是在熬时间，不能提前放你回家睡便宜觉去。
　　 除了两位女知青，其余人全都凑到了热乎乎的大炕上，紧张的气氛似乎也缓和了许多。
　　 老韩头从墙上取下报夹子，递给一位女知青，说：咱们就学习报纸吧，你挑一段给大家念念。
　　 女知青念着报纸，大家仄歪在炕上，不作一声。但是我敢保证：谁也没听文章的内容，更不知道她念错了多少字句，因为听众还都没有人家的文化高。
　　 念了一会，小滕副队长说：“我看大伙都困了，你给唱个歌吧。”
　　 这个提议就好像给病人打了一针杜冷丁那么好使，大家都坐了起来，杂然附和着：唱一个吧，唱一个吧！
　　 女知青回身坐到板凳上，将另一个女知青一搂，对大家说：“我念累了，让高淑珍唱吧。”
　　 大家立刻把热情转向了高淑珍。叫高淑珍的女知青推托不过，只好站到了罩子灯下。她双手握在腹前，唱了一首《心中想念毛泽东》。
　　 这是当时最为流行的一首歌曲，政治性强，唱着保险，并且有很深沉的抒情意味。身处各种特定环境的人，都爱唱它抒发感情，因而受到了大范围各阶层人群的喜爱。可惜她的嗓音并不算优美，但是大家并不在乎这个。
　　 唱一支歌用不了几分钟，还没到散会的时间。大家又哄叫起来：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姑娘那张青春秀美的脸上，泛出了一层窘迫的红晕。她沉静了片刻，又唱道：
　　 贤良江啊贤良江，
　　 浪打流波向远方。
　　 江水流不断，
　　 骨肉情意长……
　　 这是歌剧《愤怒的贤良江》选段。看来知青们还没有拔出想家的圈子。说什么铁心务农，扎根农村一辈子，那纯粹是空话和假话。谁不爱自己的家呀？家里有自己的亲人和小天地。不然，这段与知青毫无关联并且政治色彩也远没有先前唱的那首走红的唱段为什么被她偏爱呢？因为接下来的下面的两句歌词恰能表达知青们此时此刻的心情：
　　 我为祖国奔疆场，
　　 告别亲人辞故乡。
　　 当时，我没有随众呼喊，也没给她鼓掌，但是我认真品味了她的演唱。我注意到：当她唱到“告别亲人辞故乡”一句后面的拖音“啊──啊啊啊──”时，声音有些颤抖走调；我看她把脸向上仰起，眼圈里涌出了一层晶莹。
　　 我心中不免泛起了波澜。我在四平没回来的时候，走到哪里，都能听到那唯一热门的话题。表面上，那敲锣打鼓的热烈场面，那慷慨激昂的豪言壮语，是多么激动人心啊！就像启程进京做官去了似的，令家长学生双方都欢欣鼓舞的不得了。私下里，哪个家长不是牵肠挂肚甚至撕心裂肺？哪个学生是心甘情愿甚至是誓死不回？悔不当初，运动刚起的时候，你们叱咤风云，扭转乾坤，卖命地革人家的命了，现在轮到了自己，这命不让革行吗？
　　 到现在才短短两个月的现实，──不，其实都用不了那么长的时间，只需几天就可以──她们的思想已经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根本的变化，她们是多么想回到自己的家呀！
　　 谁没有家？我也有家，我也有父母兄弟，我离家的日子起码比她们离家到目前的日子还长呢！可是，我会有她和她们的那种感情吗？
　　 刚开春的时候，队里要派人上四平掏大粪，这是我队学大寨年年要搞的项目。好人有家有业出不去，“鸟人”想去队里信不着。那年我虚岁二十一，以光棍一条的优越条件，积极报了名。承蒙队委会恩准了，我都暗下了“只要队里不撤点，苦死难死不回来”的决心。我知道，屯老二进城掏大粪是那么好干的吗？可是，家里的环境让人更难呆呀。运动高潮一个接着一个，一年来，拉粪的几个车老板各自掺和着自己的观点把队里的“大好形势”源源不断地传来，那些消息曾使我多少次肝肠痛断。我若在家，如果不“划清阶级界限”批判反动老子，就得同老子一起，变成革命对象被群众批判，那滋味是好受的吗？况且，即使批判也不是用一篇空话就能搪塞得了的，得认同革命群众的揭发才行。可是，群众的揭发有几件是真事？有的群众已经“揭发”了不少了，可是工作队还嫌不够狠，还在不断地开会进行发动挖掘。就说那个晚上吧，上前院去的那伙人，能像我们这么开会吗？
　　 看惯了黑夜的人，不觉得周围暗；受惯了管束的人，不委屈命运悲。这就是所谓的随遇而安吧。我不能为猜测前院骨干组会议的内容而心怀惴惴日焦月虑，我倒是对那次难得一遇的充满温馨情调的会议场景多少年来不能忘怀。在那两个月之前，当车老板把知青已经来到的消息传给我们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这回好了，开批判会写批判稿有人才了。”使我听后，对知青产生了一种先天性的敌视。而在那场“晚会”上，她演唱时展露出来的内心世界，却使我对知青们的境遇产生了深切的同情。因而使我们在以后的相处中成了好朋友，这恐怕是当年的工作队所没有料想到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