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生于1948年，即新中国诞生的头一年。但是，我出生的那块热土，在我出生的半年前，就已经是共产党的天下了。那时候，我父亲正当着农会干部，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是一言九鼎遮天蔽日的人物。我的降生，立刻引来了诸多趋炎附势的人前来示好。甚至在我刚刚满月的时候，就有人要与我家定娃娃亲。我母亲高兴地说：看来我儿子的媳妇是不用愁了。
　　 光阴荏苒，一晃我长成了大小伙子了。1964年我初中毕业后回乡参加了农社劳动，到广阔天地里炼红心来了。这时候，我的父亲却从当年的革命干部变成了阶级敌人，戴上了四类分子的帽子，接受着人民群众的监督改造。我进了农社，自然就成了“必须彻底脱胎换骨，同反动老子划清界限”的四类子弟，无论是政治地位还是劳动待遇，都比人家低一等。一种沉重的压抑感从走进社会的第一天起，就永远不散地笼罩在了我的心头。
　　 我入社的时候，就赶上四清运动了，随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又进行了整整十年。这十年的政治风暴彻底搞臭了我们全家，使我们全家人无论是谁无论走到哪里都抬不起头来。而这十年，我从十九岁长到了二十九岁。这正是一个人的最为美好的时段，而我这最为美好的年华却是在挨批陪斗，担惊受怕，受尽歧视与屈辱的环境中度过来的。在这种形势下，乡邻们看见你都唯恐躲闪不及，谁还能给你提亲保媒？谁家的姑娘能嫁给你？
　　 生产队时代是集体劳动，男男女女，也有电影场景的那种浪漫，但是我却从未掺和其中。多年的政治高压使我在人前丢尽了面子，尤其在女人面前，我自然而然地就产生了一种猥琐卑鄙的心理。我特别愿意在独自的环境中干活，不愿凑人多的热闹，为此我曾在又脏又臭谁也不愿去的大粪场里干了十一年。那里绝对没有大姑娘小女人，在长达二十年的生产队岁月里，我没同任何异性产生过朦胧。
　　 我的婚事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好姑娘，好人家的姑娘，这个档次的不敢奢求了，就退而求其次。按我父亲的想法，就是“身体有残疾的，心理有缺陷的，行为有过失的，家庭条件差的，总之，是女的，肯嫁给我们家的，就行”。父亲还在他们四类分子的队伍中进行了大量的求婚，认为同是一个类型家庭的，或许能成。可是，同等出身的姑娘也不愁嫁，人家也不愿意从尿窝挪进屎窝里去。父亲的心没少操，钱没少搭，力没少费，最终结果，我还是光棍一个。
　　 更为严重的是，我后面还有五个弟弟，与我挨肩，每差两岁。我的婚姻大事没有解决，弟弟们就得在后面排着。
　　
　　 二
　　 当然，父亲的努力也不是一点成效都没有。这么多年来，儿子的媳妇虽然没有着落，媒人却招来不少。来了媒人就得招待，事情有影没影有成没成自当别论。别看运动高潮时乡邻们对面相逢唯恐躲闪不及，但是过了高潮期，就有某些人显示自己顶天立地不怕沾包了。况且，党的政策也没规定四类家属甚至四类本人不能求婚。这大红媒如果是铁杆贫下中农，又不图仕途进步的，真就谁也奈何不了人家，阶级立场阶级觉悟之类的帽子也扣不到人家头上。如果是同类的四类分子，为这事凑在了一张饭桌上，也不能硬说你阴谋翻天立马就抓起来枪毙或者批斗。
　　 父亲托媒也从不偷偷摸摸地，总是在人堆里公开地高腔大嗓：
　　 “喂！×××哇，你给我那小子保个媒呗？”父亲完全不懂策略。
　　 被托的人的回答大多数是：“没有相当的呀！”或是：“等遇上相当的，我一定给想着。”
　　 做如上回答的人我认为都得算实在人，至少他不想糊弄你。
　　 如果不是如上回答，而是说：巧啦，我有一个啥啥关系，他家有一个姑娘，在哪哪屯子住，等哪天有空了我给你问问。妥！那就有了节目了。父亲立刻就得搭话追问，唯恐飞掉了。不待收工，就四下借钱。借钱好买酒啊！收工后把人家请到家里，恭敬到炕头上，就像对待一位活祖宗。并且吵吵大嚷地许诺：不让人家白跑腿，给人家拨工分。事情未见一分呢，已经是满城风雨了。
　　 我父亲虽然自诩在世面上混了一辈子，“啥样的人都见过”，其实他的酒桌学问太差了。他不会做主人，这是肯定的；也不会做客人，这是大概的。──因为我从没随他赴过谁的宴会，所以用了“大概”一词。客人来访，不管是你邀请来的，还是他主动登门拜访的，必然都有一个目的，这就像写文章都有个主题一样。你除了让客人吃好喝好以外，还必须围绕主题把事办好。我父亲虽然也会写点小文章，却全然不知饭桌上的这些学问。只要酒一落肚，便嗓门大开，有口无心，旁若无人地滔滔不绝起来。有时离题万里，有时又切题太近。既不注意听者受众的兴趣，也不管是生人熟人，只要自己痛快就行。
　　 酒宴过后，就是令人讨厌的催促。催促了若干次，苦等了多少天，终于有结果了：
　　 “我给问了，人家姑娘不同意呀！”
　　 这可倒省事，一句话就结束了一场滑稽剧。天知道，他真给你保媒了吗？他说的姑娘，在地球上是否真的存在？我这样说也许屈枉了好人，但是不一定都被屈枉。
　　 我曾多次劝告父亲，以后别再四处搭茬了，咱家现在的条件不具备，况且托人办事首先就得了解这个人的品行和办事能力。父亲给我的回复是发脾气，摔酒瓶子，骂我：你在前边挡着道，你不想娶媳妇了，也不想让你的兄弟们娶媳妇吗？
　　
　　 三
　　 1975年，我已经二十八岁了。这一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一年，中央由邓小平主政，大搞各个方面的整顿，运动气氛明显减弱。斗争会少了，老四类们就有闲心了。一天傍晚，父亲在公社出义务工“下班”回来，领来一个老头子。进屋落座后，父亲对我说：“这是你花大爷，来见见你。”不用细说，大媒人又上门了。
　　 当时家庭条件不好，没啥好招待的。母亲蒸了一碗鸡蛋，再加上点家常菜，两人就对饮起来。
　　 很快我就知道了花大爷的基本情况。他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以父亲的观点，是属于“有俩土鳖钱，满脑袋高粱花子”的那类人。他家住在花子街（你听听住的这地方！），是根深蒂固的坐地户。有三个儿子，均已成家独立，大儿子与我同岁，人家的孩子都七岁了。现在家中只有老两口子，生活条件肯定比我家强多了。
　　 我观察着这位花大爷，觉得他肯定是个世故高手。人家不抢话，不插话，更不岔话，任凭我父亲尽情发挥。需要说话的时候，条斯慢理，滴水不漏。我父亲的话直白浅露，而人家却是深沉含蓄。酒喝的不比父亲少一滴，说话却一点也不走板儿。一顿饭没吃完，我已经听明白了：原来是我父亲听说花大爷掌握着一个“招婿指标”，是他的连襟。我父亲儿子多，只要给媳妇，都舍出去也不会犹豫。就把花大爷硬拉来了。
　　 父亲留花大爷在我家住了一夜，让我第二天就跟花大爷去姑娘家见面。酒足饭饱，花大爷躺在里屋很快就睡着了，鼾声匀细，睡的很香。同样是酒足饭饱，父亲在外屋却是几乎一夜没睡，他心里装不了事，与母亲反复研究着行程安排。没有像样的衣服，既不能现做，也不好借别人的。母亲把我天天穿的一件家做的白布衫洗了，连夜铺到炕上烙干，把缺的扣子钉齐，开线的袖窝缝上。父亲说大老远的，不能空着两手去，得拿点东西。琢磨了半夜，命我起早去老李家买十斤李子带上。
　　 我们队有两家养李子树，并且都姓李。我分别看了两家的李子，基本一样。一家要四角钱一斤，另一家要三角钱一斤。我买了三角钱一斤的。
　　 买到家一汇报，挨了一顿斥骂，说三角钱一斤的一定成色差。逼我立即再去买十斤四角钱一斤的。买来的退不了，又重买一份，两份李子相当于我半个月的劳动报酬。我拎着两份李子让父亲比较辨认，父亲连看都不看一眼。
　　 本来我都不想再搭拢父亲联系来的这类事了，但是这次是往外推我，我不好赖着不走；况且，弟弟们也确实需要我给倒地方。就像鲁迅小说《祝福》里的祥林嫂嫁给贺老六一样，真有点身不由己的感觉。花大爷的连襟在榆树台镇南郊，离我家二十里。这年我家已经有一辆自行车了，我推着车子，把李子绑在货架上，与花大爷一同步行。去时我带不了人，但是回来时我可以骑。在路上，花大爷旁敲侧击明询暗探对我进行了全面考察之后对我说：“你爹为你的事挺着急的，一再跟我说。我连襟那头也让我若是遇上相当的给费费心。其实我不愿意管这闲事。”随后，话题就自然而巧妙地转到介绍他连襟的情况上来。
　　 他的连襟是贫下中农，还当过几年生产队长。现在五十多岁，非常能干，没有负担，姑娘是唯一的独生女。条件自不必说。花大爷不断地夸奖他的连襟如何精明，他的小姨子性格如何温顺。明显听得出，这老头不是“不愿意管这闲事”，恰恰相反，他大概觉得这回遇上“相当”的了，很希望这件事能够成功。我心里也很高兴，暗想：这回可遇上办正事的人了，比以前的那些媒人强多了。
　　 谈着谈着，我忽然问：条件这么好的家庭，肯招进一个四类的子弟吗？
　　 花大爷“哦”了一声，轻描淡写地说：“姑娘有点残疾，不过不影响生活。”
　　 到了那家，刚一进院，花大爷就高声喊道：“来客人啦！”
　　 就像在专门恭候一样，应声就从屋里走出来一位中年妇女。花大爷就像主人一样吩咐道：“天快晌午了，做点饭吧。”
　　 那位妇女马上就进屋去了，而花大爷却没有马上让我跟着进屋。他领着我先观赏院子。
　　 三间正屋，是当时比较上流的那种土草房。中间开门，两边的玻璃窗户同样完整明亮，而且西屋窗边还露着半掩的窗帘，证明东西屋都可以住人。那时有很多家境较差的人家，同样是三间房，只能在一头住人（习惯上住东头），而另一头放杂物，这类户在外面从窗户上就能看出来。除了正房，在西侧还有两间厢房，是仓库。靠厢房的南北两侧分别是鸡舍和猪圈。一切都井井有条，规规矩矩。院子的东侧是菜地，用木栅栏围着，菜垄整整齐齐，各种菜郁郁葱葱。想想我那破败的家境，真让人羞愧上火。
　　 这花大爷好像有意在外面磨时间，一直等到他的连襟收工进院了，让我见过礼，我们才一同进了屋。
　　 伙食很丰盛，女主人还炖了一只鸡。宾主落座，花大爷问：“小梅呢？”
　　 小梅她妈说：“上街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花大爷说：“我给小梅领来个对象，得让小梅看看啊？”
　　 小梅她妈说：“我看这小伙挺好的，我们没意见。”
　　 花大爷说：“也得让小伙见见小梅呀！”
　　 小梅她爸指着墙上的相框说：“那有照片。”
　　 小梅她妈急忙把相框摘下来递给我。一张小学毕业的集体合影，三十多人挤在一张四寸大的方框里，每个人的脑袋就像个苞米粒似的。她妈指着左下角第一个说：“这个就是。”我扫了一眼，根本看不清楚。即使清楚，也等于雾里看花。
　　 我极不情愿地入了席，草草地吃了一碗饭，就撂筷了。直到他们的酒宴结束，也没见那个叫小梅的姑娘回来。我就对花大爷说：“我该回走了。”
　　 花大爷急忙把我送到门外，说：“你看这家庭咋样？”
　　 我说：“家庭挺好，我家比不上。”
　　 花大爷问：“那方面都没有意见了。你也同意了？”
　　 我说：“我连个人都没看见，您叫我怎么同意？”
　　 花大爷说：“你这孩子，你还信不过你花大爷？”
　　 我笑了笑，说：“不是信不着，而是回去后没法向老人汇报。”
　　 花大爷说：“一定要见人吗？那你等一下，我和他们约定一下啥时候再来。”
　　 一会，花大爷出来说：“你屋来。”
　　 进了屋，小梅她妈对我说：“小梅这孩子，上街回来也没吱声，就进了西屋，我也不知道哇！”又冲着西屋喊：“小梅，你过来。”
　　 叫小梅的姑娘从西屋过来了，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一见之下，真叫我长长了眼睛。这人不足一米五十的个头，而且前鸡胸后罗锅，弯蜷着两条腿，纯粹的小儿麻痹症患者。她大概也觉得不自然，在屋里打了个转，一声没吱，就又回西屋了。
　　 我骤然涌出了一种被欺骗被羞辱的感觉，冷冷地对花大爷说：“这回我该回走了。”
　　 花大爷送我出来，还不知趣地说：“你回去再和你爹合计合计。”
　　 我眼睛直直地盯着花大爷那张脸。昨天我在那张脸上看到的稳重与实在已经被狡诈与奸猾所取代。心里恨恨地想：你为什么在我家里的时候甚至在半路上不跟我开诚布公地实话实说？如果实说了我也许会同意呢，残疾人也是人嘛！况且，多少个比我强的子弟都娶了残疾人，谁让咱的身份卑贱啦！可这算怎么回事？你这不是编好了套子耍人吗？
　　 想到此，我硬邦邦地回答：“不用，我的事情我做主。您老的好意我谢了。”
　　 这是我父亲四处碰壁十余年，“划拉”来的唯一的一个让我见到了“真人”的媒人。
　　 回到家，把情况向我的老子汇报了一遍，我父亲还咂嘴惋惜，不忍就此拉倒。我的肚皮都快爆炸了，既生老花头的气，更生父亲的气。说：“看你这些年都交了些啥人？还总说别人满脑袋高粱花子呢！据我看，这出戏他们不知演了多少场了。就凭人家那心计，咱别说继承家产了，把套股拉断了，最后还得被人家杀肉吃！往后，你愿意张罗就给我那几个兄弟张罗吧，我的事不用你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