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回家，母亲念叨最多的，就是为祖母过世三十周年祭奠的事。
　　 岁月如梭，三十年弹指一挥间，祖母的影子马上出现在我的面前。
　　 祖母是一个很普通的人，沉淀在记忆中的，似乎也只有祖母的纺车和小脚。
　　 那时农村还没有通电，冬天的夜尤其漫长。一盏煤油灯放在纺车前，祖母借着微弱的灯光为人纺线，我则身子趴在被窝里，探出头在灯下写作业、看书。常常是作业写完了，书看累了，躺在被窝里睡着了，一觉醒来，听到祖母还在纺线。睁开眼皮，看见一幅动画：昏暗的煤油灯把祖母的身影投射到昏暗的北墙上，瘦弱的祖母，身影异常高大起来，如顶天立地的巨人，不知疲倦地挥动着巨臂摇啊摇。看着看着，我又慢慢合上了眼皮，嗡嗡的纺车声，萦绕了我的童年，成了一曲哀婉的音乐。那时农村人家都自己织布，祖母给别人纺线挣点零花钱，也能减轻父母的负担。也许，这是她唯一能做的，她说，做个还有点用的人就是幸福。
　　 祖母除了为人纺线外，没干过农活。那时祖母六十岁的样子，按现在的情况，完全可以做一些轻体力劳动。这倒不是懒，而是无法干——因为那双小脚。祖母每天起床很费工夫的一件事，就是拿着长长的黑色布带，把两脚一层一层地裹起来。裹好的脚也很短，十几厘米的样子。这样的脚，空手走路都有些蹒跚。我小时候出于好奇，问过祖母：“为什么裹脚啊？”祖母说：“爹娘逼着，不裹脚要挨打、不让吃饭，几岁的孩子哪有敢不听爹娘话的？”我又问：“那现在为什么还裹？”祖母说：“裹脚虽疼，习惯了还能忍受。不裹脚更疼，无法走路。”
　　 纺线累了，或者暂时无线可纺，祖母就去找和她对脾气的老太太们聊天，有时也领着我去。在我的印象里，和祖母年龄相仿的老太太们都是裹脚的。看着她们聊得兴高采烈的样子，我在一旁却是无聊得很。这时，我常常自己跑回家去。我当时并不知道祖母其实是一个很不幸的人——这是我后来从父亲和姑母们的零言碎语中得知的。我和祖母在一起的日子，祖母从未向我提起她的苦难的过去，只是纺线或串门玩。现在看来，祖母也算是一个真正活在当下的人，因为她不喊苦累，也不说自己的痛。
　　
　　 二
　　 祖母徐氏，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她没有名字，于1911年出生在夏津城西清凉寺村一户富裕人家。虽说富裕人家，但并没有上学识字，却享受了另一种“权利”——裹脚。成人之后，父母要为其找一门当户对的婆家。挑来拣去，就找到了二十多里外的我祖父。当时我的曾祖父母还在，家境也算是殷实。祖父的前妻早年去世，留下的一女在九岁时也夭折了。尽管是二婚，哪怕祖父的年龄偏大，但总是门当户对就好！祖母嫁过来以后，才发现我祖父从小娇生惯养，是个浪荡公子。似乎什么农活也不会干，却会抽大烟。待曾祖父母去世后，没人管束了，没几年，就将偌大的家业败尽。祖母生计无着，领着我的父亲回了娘家。
　　 夏津县解放时，我家赤贫如洗——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倒是评了一个好成分——贫农。而我祖母的娘家被评为地主，成了被斗户。祖母在娘家待不下去了，就带着我父亲回来了。不久，我祖父也回来了，他原先依附的姑母家也成了被斗的对象——地主。那时似乎没有离婚一说，至多有个休妻的可能。夫妻闹到极端，分家另过总是说得过去的。祖母没有嫌弃大烟鬼——祖父，一家人又生活在一起，还分了房子分了地。
　　 祖父是在富裕生活中过惯的人，经不住啃树皮、吃野菜的煎熬，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去世了，祖母顽强地活了过来。
　　 祖母享年76岁，这在三十年以前，是较高的寿限了。更难得的是，祖母可谓无疾而终。在我的印象里，祖母没得过什么大病。临去世前，先是饭量减少，以致气力不支，最后卧床不起。询问她哪里不舒服？回答是哪里也不难受，只是不饿，没力气。也请来医生看过，没查出什么病症。看舌苔，则是光滑如镜，这在中医上讲是胃气绝，意味着消化系统的生命力衰竭，无药可治。祖母卧床半月左右，没有一个褥疮、没有任何疼痛和不适，安祥地离开了人世。
　　 祖母出身富家小姐，从小历经苦难，晚年安享人生。尤其在人生大事上走得从容轻松，也算是上天给了她一个公平吧。
　　
　　 三
　　 小时候见惯了小脚的老太太们，除了看见她们走路慢以外，并没有特别的感觉。直到前几年，我春节回家，和族里的二哥聊起天来，心里才有所触动。二哥说起我们族里裹脚的众位奶奶们，其中某位奶奶，小脚裹得最好。所谓最好，也就是最小，最遭罪。这位奶奶如果站着和别人说话，身子就会随着左右脚轮流支撑身体而摆动，就像是人踩着高跷，需要不停地挪动双脚一样。二哥长我几岁，他说的那位奶奶，我倒没有印象。
　　 我原先很喜欢李煜的词，并觉得李煜死得有点冤。宋太祖曾千里送京娘，也曾杯酒释兵权，比一般皇帝仁义得多，为何独独容不下耽于歌舞诗词的李煜，非得置其于死地呢？现在我有些懂了。
　　 相传，女子裹脚之俗，始于李煜的嫔妃窅娘。窅娘美丽多才，能歌善舞。李煜专门制作了一座六尺高的金台，让窅娘用白绫把双足裹成新月状，用足尖点地，在金台上起舞。据说舞姿别有一番风韵，深得李煜喜爱。于是，裹足之俗，渐渐从宫中流到民间。当然，裹足陋俗，不仅仅是李煜一人之功，无聊文人们对所谓“三寸金莲”的推崇，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李煜是“始作俑者”。在法国名著《巴黎圣母院》里，也有对“小红鞋”的极度描写；在另一个欧洲童话里，人们凭着一双小鞋，找到了流落民间的公主。可见，欧洲人对女子的小脚丫也是推崇备至的！但欧洲人缺少了一个把女子脚丫人为变小的付诸实际行动的领头人，因此欧洲女子避免了裹脚之痛。
　　 脚本来是用来走路的，却人为地把它裹紧、缠死，禁锢它的生机，以致成残，使千百年来亿万中国妇女饱受锥心之痛。想想那么多女子一生都要蹒跚走路、弱不禁风的样子，李煜不该死吗？死有余辜！
　　 幸而母亲是不裹脚的。这几年母亲念叨最多的话，就是现在种地不交钱，国家还给补助，还给养老钱，现在社会真好，要多活几年。“现在农民的生活，家家都超过了以前的地主。”这也是母亲和生前的父亲经常念叨的话。
　　 我不知道母亲几点祖母要告诉她什么，也许就是对着那堆坟墓，说说这些年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