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淡黄的夕阳在村子一角的杨树林里，铁色的树枝和流动的乌云掠过她的脸，切下斑驳的余晖，洒在地面。我和斧子哥躲在树林，“包子棚”操场上小伙伴在找我们，抬头看看，夕阳也在和我捉迷藏，沉下去了。
　　 似乎同伴早就忘记了我们的存在，我们很失落。无聊地走出树林，向巷子深处走去，没有人注意我们，猫着的腰也挺直起来。那是一个死胡同，胡同的尽头向左拐，就是村里的高等学府，我们称之“村农”（村子农业中学）。
　　 斧子哥的哥哥新哥在教室里扫地。各式样子的课桌，就像村里的孩子，大小和颜色也不一，灰头土脸的，凳子是长木钉制的，结实可不耐看。可比我上学教室里的土坯课桌阔绰多了，我刚上一年级，座儿是自带的一个蒲团，盘腿坐着听课，心想，何时才能长大，用上这样的桌凳，向往很简单，就像寒冬里只要有一把棉花暖暖手，都是让人幸福的。
　　 我抢着拿过课桌上的一张纸，睁大眼睛读着：打X三家村XX。一个“打”字让我毛骨悚然，我是独子，常被玩伴“打”（欺负），没有谁帮忙，只有斧子哥还护着我。一年级，识字几个，结结巴巴地念着。上面写的是“打倒三家村黑帮”。新哥一把夺过去，白了我一眼，道：“刚上个小学还认字，不想活了？”我愕然。认字与活命之间有什么瓜葛？他揪住我的衣角拉到讲台边，指着一本书，我看见封面有个“山”字，他说：“天黑了，不许说话。”这是一本《燕山夜话》。后来我想起这段故事，心中纳闷，“燕山夜话”四个字就是不允许说话？这个死结一直藏在我的心底，当然，我笑新哥小胆，还不知那些文字藏着一颗颗炸弹。
　　 新哥是爱护我的，他是我认识的最有文化的邻居。我的轻狂，在新哥的吓唬下，有了几分收敛，总觉得沾上那些书籍，就容易被打倒，可又想不通，那为什么要走进学校跟着老师咿咿呀呀地读书呢？从那以后，我并不能真心投入读书的情境，也很少有读书的快乐。多思的养成，可能也受到了新哥的恐吓影响吧，记得一年级课文有“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话，我就想，不得瓜和豆，还能得什么！别的孩子摇头晃脑沉浸其中，我表现出惶惑。
　　
　　 二
　　 《燕山夜话》的风波一时没有平息，那时，村子里和我一个生产队的唯一在县城一中读书的忠凤，好像也是因为对这本书有着浓厚兴趣而被学校树为反面典型，被责令做过检讨。周围的人私下指指点点的。她是一个很高傲的女生，穿一身碎花上衣，布子拧成的衣扣，是特别的黑色，我看着觉得倒像是凌寒的黑梅花。她的左胸前还缝了一个小兜，里面插一支钢笔，这是一个很另类的打扮。这些打扮，与人们对她的认识一样，看她背着书包放学回家，目光死盯着她，不说话，但眼里不知有多少疑问和不解。
　　 有文化的大人私下传说，她对一幅对联特别有感慨，写了不少检查。对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好有情调啊，关注的是声音，多么缥缈！“事事关心”是对联的“亮睛”之笔。具体为什么因为这副对联而被排斥，我也不知。后来，我成为教师，课堂上教《事事关心》这篇课文，我不敢深入剖析，只讲“比兴”手法的妙用，剩下就是让学生背熟。那年我到无锡的“东林书院”旧址观景，看到这副已经斑驳模糊的对联，还想到了当年的事情，留给我的是一种惊惧，这样的出处，当年怎么就保存了下来了呢。我驻足门外，耳畔还是响起了一片高亢的诵读声，仿佛是从深处传来的天籁之音，不想细辨每个字，只想感受着铿锵的雄浑之音。
　　 我毕业以后，分配在乡下一所中学教书，得闲便去校图书馆，发现了那本让我难以抹去记忆的书《燕山夜话》，封面已经泛黄了，上面蒙了微尘，登记借书的时候，管理员还怔怔地看了我一会。
　　 两个夜晚，在昏黄的灯下，那些跳跃着灵性的文字，伴着我的兴奋。一辈子不能忘记的是那篇《生命的三分之一》，其中一段文字，让我对延长生命的见解有着根深蒂固的印象。那段话是：班固写的《汉书》，《食货志》上有下面的记载：“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这几句读都来很奇怪，怎么一月能有四十五天呢？再看原文底下颜师古做了注解，他说：“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五日，共四十五日。”这段话比那些励志名言还管用。那段时间，我读了不少书，很得意，因为告别了读书考试的模式，一来消遣，二来储备，为后来的教学教研获得了宝贵的资源。
　　
　　 三
　　 恐惧，过早地在我的心底埋下了种子，不解那时风云，只感觉我那时没有长大成人，没有像那个趾高气扬的忠凤一样。后来有个人给这个高中生一个别名，叫“中风”，那时我们都不懂得，过后想起，应该是“中枪”的意思，是抽风了，只读书不言语，成了我心灵里的一条戒律。可我的心，总是倾向着她。她是我们村那年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高中生。在迷茫中，我感觉前途在书中。她出发去上大学的镜头我没有看见，但在村口围着的、向远方注目着的，都是她的亲属。那种荣耀也刻在我的心中，不敢奢望，但很向往。
　　 生活里还有一些人，只是从我们的眼前走过，走得那么坦然而光明，记取吧，那是留给我们冲淡以后岁月可能出现的更大阴霾的动力。忠凤，我再没有听说过她的消息，最近一个朋友说起她，在一个外省的文化部门干领导。当年，她只是路边的一朵花而已，或许就是在风中摇曳而被风吹走的荻絮，但她用读书去寻觅自己的人生位子，给自己一个人生着落，为国家奉献着闪光的年华。
　　 其实，我也不怪新哥的煞有介事。他说，“打倒三家村”的时候，老师引导同学到讲台前围成半圆弧，心怀仇恨地对着那本放在讲桌上的《燕山夜话》。至于为什么这样，他也没有说清，当然他要把恐惧传递给我。
　　 在迷茫之中的少年，谁会给他一个指引，没有。现在想，如我彼时一般大小的孩子，端坐在窗明几净的教室里，墙角还有“读书屋”“读书角”，架子上摆着读物，比起我那个时候，真的是云泥之别。当他们回忆起读书的少年时光，不会有遗憾，不会有迷茫，更不会有苦痛和复杂，有的是温暖，如果说悔恨，可能都只能低着头腼腆地说，怪自己那时贪玩，还不懂事。
　　 尽管那时给了我读书的日子蒙上了阴影，但越发觉得读书的宝贵，就是在昏暗的屋子，只要有一丝光线，捧着一本书，我就觉得幸福了，那是一个人的独立世界，幸福就像藤蔓似的，一丝一丝地缠绕着，环抱着心房。
　　 我更相信，无论怎么曲折，无论怎么迷茫，每个生命都有着自己的节律，无以遗漏，阳光照耀，即使有阴霾笼罩，那些不过是插曲，在迷茫里，摸索着，感悟着，哪怕懵懵懂懂，也是给读书的日子增添了不可多得的故事情节。就像我走进那个破旧的“村农”看到了散落在树枝间的太阳，总有斑驳的遗漏，让我有了迷惘中的发现。
　　
　　 四
　　 读书写作，成为我的少年时光里最让我自豪的两件事，如果抹去，我不知我的少年还有什么光彩可言，还有什么丰富内涵可说，应该是空白和遗憾。
　　 我上小学二年级就有了“大仿课”，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描红”。每个周，写字好的老师要发给我们每人一张字帖，是老师亲自书写的毛笔字，大约是四行，一共24个字。笔墨砚纸，这文房四宝，对一个贫穷家庭而言，不亚于买了奢侈品，所以，我要好好写，这就是朴素而可笑的写字动力。没有固定的“大仿”老师，是班主任看着我们写，批阅也是他。到了三年级，我的“大仿”已经写得“炉火纯青”了，每次发放大仿本，我的本上是满满的红色圈圈，那些圈代表着老师对所写字的肯定和鼓励。
　　 每当大仿本发下来的时候，那是我最荣耀的瞬间。特别是那些女生，一贯高傲得不和我们男生说话，可那时一齐围在我的周围，水泄不通，她们习惯的“啧啧”声，不绝于耳，直达我的心底，我希望她们再围绕我一会。
　　 很快，我也有了“雅号”：“大仿王”。的确不是浪得虚名，至多画圈的字，一篇居然有22个，那时，我不是找那两个无圈字的差距，心生一股失望，老师为何就差那么两个圈，也不是费事，随笔圈点就是，可那不是可圈可点，我的心思太幼稚。
　　 “文革”已经如火如荼了，尤其我们村，大人们分成鲜明的两派，是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就连我们的上一级学生，也停课闹革命了，成立了声势浩大的“铜鼓班”，整天鼓点齐鸣，人心震颤，几乎所有的学生都是成员，一度成为远近闻名的革命典型。我的心也当然很失落，恨自己生不逢时，为什么不能提前一年来到这个世界，成为其中的一员！
　　 写好字，唯一的作用就是抄写毛主席语录。那时，我还学会了写仿宋体，在规定的方格里，先用铅笔勾勒字形，再拿红色蜡笔填涂颜色。写的最多的是“下定决心，不怕牺牲……”，邻居获悉，大人们也来索要，但都是自带几张厚纸，头天说好，隔日我放学就来取，有的早就站在门口笑脸相迎了。
　　 那天放学路上，我被两个高年级的同学拦住。一个叫“大敬”，一个叫“国财”，他们是我的邻居，不会对我怎样，我也担心对我不轨，怒睁圆目，拳头紧握。
　　 “大仿王！革命如火如荼，你加入我们的组织！”
　　 令我自豪的外号，不容分说的“拉拢”。
　　 “我们的战队名字就是“剑锋无产阶级造反司令部”，像一把利剑刺入保皇派的胸膛，这是立场问题！”
　　 就三个人？三个无知的少年？我惶惑地摇摇头。
　　 “司令，副司令，笔手，都有了，还要多少人！”
　　 我已经被要挟了。原来他们俩已经从村造反兵团那里领取了毛笔、墨汁和旧报纸。我跟着他们走进一个死胡同，头上是一个朝北的大门，进院子是两间旧房，里面湿气很重，地面还有虫子在爬，中间放了一张破桌子。
　　
　　 五
　　 那天晚上，我们如火如荼地战斗，一直到深夜，是国财去通知我父母夜晚暂时不能回家，他没有告诉我们窝藏在何处。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从兵团领取了浆糊和刷子。按照指示，在村路中央部位张贴。那里是村代销点所在，据说房子曾经是村地主留下的，墙面被铁钻子钻得很平滑，靠上是一色的青砖。当我们把十几张用幼稚的毛笔字书写的大字报贴好后，转身看，一排人，都仰着头，目不转睛地看。那种喜悦和兴奋，是从来没有的。每个脑袋都像被手掐住提起的鸭子，眼睛里不知是什么表情，无论怎么样，人们可以驻足观看，就是对我们一夜狂书的肯定。我站在一角，试图从他们的脸上读出给我的赞美，或者是意不经心的一两句点评，但那时候，没有人随便说什么，眼睛能够表达的，不能用嘴。
　　 内容，我早就忘记了，无非是那些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的冠冕堂皇的话。好像后来我们司令部又推出一期，兵团头目还亲临那间屋子鼓励我们。实现大联合的最高指示一经下达，我们这样残渣般的小团体，马上就瓦解了。这段懵懵懂懂的投入革命的经历，让我想起来就觉得好笑。那时，人，有时候是被裹挟着进入一间屋子的，来干什么，连自己也不知道。后来，即使不自动解散，我们司令部的副司令似乎兴趣不在这些破旧的报纸上，他喜欢上了样板戏，他喜欢哼几句，要我跟着听，接受无产阶级文艺的熏陶，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革命思想。
　　 那时，我10岁。居然可以持笔挥毫，居然可以在纸上天马行空。我怎么也不明白，这个年龄，应该是用童心盛装日子的时候，手中应该是握住一大把花花绿绿的蜡笔，在那些雪白的纸张上涂鸦，是把美好放飞在幼稚的构图上，可我过早地参与了一场让我无知的闹剧。
　　 有时候，岁月就像一把剑，硬是要插进胸口，就疼就流血。如今回想，我是想把胸口这把剑插到黄土里，让剑身生锈，失去锋利的光芒。剑可真正刺敌，而不是自伤。我想舞剑于广场，做一场云龙优游鹤立观云的曼妙剑舞，享受时光的浪漫，可那时怎么可能！
　　
　　 六
　　 如果说给我留下多少东西，唯一的就是对写字有了痴迷。那时候还不兴时髦的字帖，可遇到手写的好字，我都举手在空中比划着，揣摩着字的结构，对字的美感有了自我的认识。我的字，是先从毛笔字再到钢笔字，打破了学字的一般规律。上高中了，老师发现我写字好，被擢拔到学校板报组。那时，学校有一个姓于的干事，刻钢板字非常漂亮，字体很长，长到夸张，读书看到苏东坡说苏小妹的脸长是“去年一滴相思泪,至今还未流到腮”，那时我就想于干事的字也是如苏小妹的脸一样，他的脸盘也是那样。
　　 我参加板报组，主要任务是为公社驻地的大黑板写板报，人要站在两三张桌子架起的半空写字，很悬乎的。
　　 我参加高考那年，语文分数出类拔萃，老师说，你的作文好，可能沾了字好的光。其实，我还是不服气，本来就是我作文也好。当然，那种情绪不易外露，只是心中得意而已。
　　 慢慢地，我喜欢上了书法，虽未临摹王欧赵柳等大家的字体，临摹的是不知名的小学老师的字，但那种在字里追求美感的心早就按捺不住了。参加过几次书展，被中级层次的书法家协会吸纳为会员，可我的爱好始终不在书法上，往往在揣摩书法的美感上，对书法欣赏有些毛糙的观点，见解也让行内的人欣赏。那年，书法家张仲愈先生回乡，相约谈了几个晚上，他约我写一篇书评，我恭敬地应诺下来。
　　 我把他的书法著作置于书桌，特别舍弃了电脑打字，持一支小狼毫，在宣纸上飞笔。我想体验那时在黑屋子里写那些无聊的大字报的情境，但怎么也想不起来我到底干了什么，记忆仅仅停顿在持笔那一刻。也许我太幼稚，也许那就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既然不堪回首，大脑就生出了拒绝的门岗，不允许那些情境闯进来。但对一个少年而言，那些让人发笑的经历，毕竟是他成长的一个低低的音符，嘶哑，噪杂，不协调，都是时光里有过的一段，无法回避。
　　 有人说，记忆和回忆，是一种相聚的方式，我不想铭记于心而不褪色。忘却是自由的一种方式，可我又不能忘却。人或许就是在相聚与自由的空间和夹缝里冲突吧。
　　 我不想对人说出那段并不阳光的经历，但如鲠在喉。哪怕是一段受苦受难的日子，曾经挨过去了，如今灿烂地生活着，我可以笑着说出来，把快乐留给自己，那才是真挚经心染色了的快乐。而那段时光到底给了我什么？也许是过不去的一道山梁，我只能踯躅在山脚；也许是凝固的一片空气，我要憋住呼吸，冲出来，才有可能畅快地呼吸阳光下的馨香。
　　 人生可能有很多迷惘，可都如挡住去路的蜘蛛网一般，抬手轻轻一抹，那些灰色的网可以不堪一击，无法左右自己的前路。我庆幸过，也侥幸，毕竟我年少无知，无知成为无罪无责的开拓。
　　 阴霾也总会散尽，阳光是每个日子的常态，尤其是在如今人生时光正逢难得的时候，对比去看，没有了少年时的坎坷，没有了无端到来的风暴，更没有在无知与恐惧下跌跌撞撞，时光如今才温好，温暖得不愿意去想那段时光了，不是回避，是时代的宽容与灿烂，照耀了尘埃。
　　
　　 2019年1月6日原创首发江山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