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如今，红薯，在我国，不管是大江南北，还是黄河两岸，都成了养生宠物。君不见，网络上，电视上，不管是养生专家，还是普通老百姓，大家都在推崇红薯。什么“防癌第一食品”“长寿食品”，一时间，仿佛是“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
　　 当然，红薯也确实是舌尖美味。我老婆，如今，六十多了，还特别喜欢烤红薯。
　　 最典型的是，有一次，大概是三四年前，在北京，我们夫妻俩和两个女儿一起，走在大街上，大家边走边议论，为中午吃什么而发愁。突然，一缕缕烤红薯的浓郁的烤香气息迤逦飘来，老婆耸耸鼻子，本来不太爱说话的她，突然喊起来：“呀，烤红薯！”
　　 喊的同时，眼光就像探照灯一样，四处扫描，然后，用手一指，“在那儿！”
　　 可不嘛，远处，有一架烤红薯的炉子。
　　 四人急忙走过去。大女儿要了四块儿烤红薯，老婆接一块儿到手里，也不剥皮，拿过去，不管红薯还烫手烫嘴，就“哧哧哈哈”，啃起来。一边吃，一边一叠声地啧啧赞叹：“真好吃，真好吃！”
　　 确实好吃，外焦里软，焦香味儿，甜味儿，纷至沓来，在唇齿之间打滚儿，又迅速爬遍五脏六腑，很快，全身都被烤红薯的香甜滋味俘虏。我老婆，狼吞虎咽，很快就吃掉了大约一斤重的一块儿烤红薯，然后，打着饱嗝声明：“我饱了，啥也不吃了！”
　　 那天中午，我们四个人，每人一块儿烤红薯，打发了午饭。我对老婆说：“跑到首都北京，一块儿烤红薯就打发你了，这有点儿忒省钱了吧？”
　　 老婆笑笑，“不是钱不钱的事儿，我就是想吃烤红薯嘛！”
　　 诸位可别误解，可别因此就推断：我老婆每一天都得吃大量的红薯。对她来说，偶尔吃一顿，解馋，可以；经常吃，不可以。为何？胃受不了，吃多了，老泛酸。她胃不好，不敢多吃，吃酸甜食物或者水果，稍一不慎，就泛酸；严重了，还胃疼，赶紧就得踅摸胃药。
　　 爱吃烤红薯，更多的，是餍足她的舌尖记忆。
　　
　　 二
　　 我们这一代人，少年时期，没少吃红薯。
　　 我们少年时期，正赶上大饥荒年代，那时候，红薯几乎是救世主，担当着拯救千万亿人的性命免遭饿死鬼劫掠而去的重任。
　　 那时候，麦子、谷子、玉米、大豆等细粮，打下来，大部分都上缴国库了，只有红薯，还有杂交高粱，可以全部留下来，分给农民，做主食。那时候，我们整天吃的是红薯窝窝头、红薯片；喝的是红薯面条、红薯“面鱼”（热天，将红薯面煮成糊，再用漏勺漏到凉水里，捞出来，加上蒜泥、酱油、醋等调料，凉拌吃。因其形状像鱼，故称面鱼）、红薯面糊涂或者煮红薯的水；下饭菜，是炒红薯渣——红薯粉碎之后，提取淀粉，剩下的渣滓。干的稀的，下饭菜，翻来覆去，都是红薯。一打嗝，喉咙里窜上来的是红薯的酸味儿；一放屁，屁股眼儿里嘣出来的，也是红薯的酸臭味儿。
　　 我记得，公社大食堂——我们家乡方言，叫大伙——时期，闹饥荒最厉害的时候，红薯也被严格控制数量，一天下来，一个人，大概也就是三四两。其它的，红薯叶，白萝卜叶、胡萝卜叶，柳树叶，洋槐叶，杨树叶，榆树皮……都成了充饥的食物。甚至，剥掉玉米粒的玉米芯子，摘掉棉絮的棉桃壳子，都被粉碎了，打成面，团成团子，在笼屉里蒸蒸，当馍吃。吃那些东西，营养极少，吃得再多，一个个，照样饿得皮包骨头。
　　 在我以前写的一篇散文《趴在小杌子上就“睡”着了》里，我曾经详细描述过我被饿晕的一次经历，这里只做简述。
　　 有一次，我听说大伙上中午要改善生活，蒸包子。所谓蒸包子，就是纯红薯面做皮，红薯叶做馅，加点盐。趁热吃，包子皮有胶性，很黏，粘牙；凉了，梆硬梆硬，难啃。论味道，甜酸之中含有苦头儿。要搁现在，除了个别特别偏好这一口的人，会拿它当养生之宝，大多数人，不说敬而远之吧，最多，吃几口，也会浅尝辄止。可是，在那时候，对整天被饥饿折磨，慌不择食的人来说，确实比今天的山珍海味还有诱惑力。
　　 为了中午多吃一个包子，我不吃早晨饭，节省下饭票，要等中午多买一个包子。不到半上午，饥肠辘辘，饿鬼挤兑之下，我不得不跑到大伙房附近，趴到一堆红薯秧和花生秧垛旁，和好些孩子一起，可劲儿扒挠，找秧子上还挂着的干瘪的小红薯头和瘪花生角吃。偶尔找到干瘪的小红薯头或者瘪花生角，拨拉拨拉土，或者剥掉壳，急忙填嘴里。扒挠来扒挠去，把饭票给扒挠丢了。两顿饭都没吃上，回到家里，就饿晕过去了。好在，夜里，我娘从地里回来了，又喊又拍。我几乎就要远遁天界再也无法回返人间的魂灵，才被我娘唤回来。叫醒我之后，听我迷迷瞪瞪地说了情况，我娘急得直掉泪。赶紧跑到大伙上，借了三个红薯面窝窝头，打了一陶罐子煮红薯的热水。我狼吞虎咽，吞下了那三个红薯面窝窝头，喝下那一罐子红薯水，肚里才充实些，也才有了精气神。
　　 现在想来，我真得感谢红薯，要不是那三个红薯面窝窝头和一陶罐子红薯水，我一定当时就命丧黄泉，哪里还能活到今天？也更不可能悠闲地坐在电脑前，一边听音乐，一边品香茶，一边轻轻松松敲击键盘，敲打着我与红薯的恩恩怨怨。
　　 红薯，真的是我的救世主啊！
　　
　　 三
　　 不过，红薯这东西吃多了，是真伤胃。
　　 到我高中没毕业时，依然天天是红薯窝窝头，红薯面条，红薯干，红薯糊涂，炒红薯渣。再有，就是杂交高粱，那东西，比红薯还难吃，还伤胃。吃到后来，大概是快割麦子的时候，我闻见蒸熟或者煮熟的红薯和杂交高粱面的味道，就反胃，硬着头皮吃下去，马上就泛酸水，食物反流，往上窜，止不住，刚吃进去的东西，又“呕呕”吐出来。呕吐的时候，几乎要把肠胃都要吐出来。我娘在一旁急了，就用巴掌“啪啪”地拍打我的背，还气咻咻地说：“你作狗屎！”
　　 我不想作，也不想当狗屎，但我管不住自己的胃，管不住一个劲儿地呕吐。
　　 我娘打我骂我，也是无奈啊！
　　 不几天，我就饿得全身无力。我娘心疼儿子，没办法，就舍着脸，跑到吃商品粮的邻居家，好说歹说，借来十几斤白面，擀了几顿白面面条。每一顿，连稠的带稀的，我都喝八九海碗，身上才恢复了元气。没等到生产队里分麦子，自留地里的麦子熟了，割下来，打成面粉，我娘赶紧还给了人家。
　　 所以，直到现在，我对红薯的胃觉反应，比我老婆还强烈。不管是烤红薯，还是在粥里切点儿红薯，偶尔，还真想吃，少吃几口，还真觉得香甜。但是，只要吃了，不管多少，经常会烧心反胃，有时候，胃酸泛多了，也和我老婆一样，得赶紧找胃药，压下去。
　　
　　 四
　　 仔细回忆起来，红薯也曾经帮助我家解决过经济困窘呢。
　　 也应该是我还在上高中时期。有一年，收红薯的季节。大队的段会计找到我爹，商量一件事。段会计是大队会计，我爹是小队会计，解放前，俩人都在城里大街上的商铺里经商，个人关系很好。
　　 段会计的老家不在城里，在离城里十几里地的一个乡村里，那里是沙质土壤，盛产红薯，而且，红薯块头大，出淀粉率高。所以，他们村里有些人偷偷在家里加工红薯淀粉；然后，加工成粉条，偷偷地拿到城里集市上卖，赚钱。正因为如此，段会计本人就熟悉加工红薯淀粉和粉条的工艺流程，他老家又有充足的货源。
　　 我爹呢，解放以后，曾经在供销社工作多年，有营销经验；熟人也多，能找人借来钱，解决资金问题。
　　 俩人一拍即合。然后，偷偷在段会计家一间简易棚屋里支了一口大铁锅，安了一台粉碎机，干起来。我和二哥我们俩，还有段会计的两个儿子，四个人，都已经长大成人，有力气，就成了工人。在段会计手把手指点下，我们四个，很快就掌握了简单的加工技术。
　　 首先，挑拣大块红薯，把红薯块洗干净，分切成几小块，然后，倒进粉碎机粉碎。接着，往粉碎好的红薯渣里加进去水，浸泡一段儿时间。第三步，拿一块四方粗白布，把浸泡好的红薯渣包起来，用力挤压，挤压出来的液体，淌进大铁锅里，加上一种酸浆，搅拌均匀，澄一天。第四步，把澄好的红薯淀粉上面的净水舀出来，再把白淀粉上面的一层浑浊的油粉撇干净，然后，装进白布兜里，吊起来，滤水。最后，滤干净了水，把粉坨倒出来，半干时，掰碎，在阳光下晾晒，越晒越干，越晒越白，细腻粉白的红薯淀粉就成了。
　　 加工成粉条，就得先把淀粉熬成糊状。然后，烧一大铁锅热水，水滚开的时候，拿一把大漏勺，将淀粉糊倒在漏勺内，用力捣动，糊状淀粉就成细条状淌进锅里，马上捞出来，再放进冷水锅里冷却，最后，将细长的粉条挂在木条上晾晒，晒干，就成了。
　　 干那活儿，最累的是粉碎工序。粉碎机是脚踏的，得两个人使劲儿蹬，才能正常运转。我们四个年轻人，轮流上去，替换蹬，还累得呼呼直喘气。但是，我们都知道，累一点儿，才能挣钱，穷日子才能略微好转。所以，累并快乐着，劲头十足。
　　 不管是做成白淀粉，还是做成粉条，绝大部分，都由我爹偷偷联系小商贩，批发给他们，一小部分，拿到集市上，在偏僻角落，躲开工商人员，偷偷卖掉。那时候，这活儿，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只要工商人员发现了，不但取缔，还得罚款，因此，不能公开张扬，就像一句电影台词，只能“小偷的干活”，悄悄干。
　　 我们两家偷偷干了两三年，赚了一部分钱，贴补家用，改善了家庭生活。似乎模模糊糊记得，那一年春节前，我娘用分来的钱给我们弟兄俩每人做了一件新棉袄，我们穿在身上，暖烘烘的。簇新的华达呢布做的，样式也是当时很流行的款式，穿出去，在别人面前，也很有面子，心里便喜滋滋的。那两三年，过春节时，吃肉也比过去多，帮我们解了大馋。
　　
　　 五
　　 写到这里，本该结尾，脑瓜里，却突然冒出一幕场景。
　　 一片红薯地里，许多社员，在翻红薯秧。有两个女人，一个六十多岁，一个四十多岁，都是面色白净，而且，文静，有大城市人的气质，在一个个紫酱面色、土里土气的社员群里，显得异常另类。
　　 一般社员翻红薯秧，蹲在地上，时间长了，都嫌蹲得腿疼。就每人手里持一根棍子，弯着腰，将棍子插到红薯秧下面，用力一挑，挑起来，再翻过去，把长了细毛根的地方翻到上面来，让阳光晒干。而她们娘俩，却蹲在地上，小心翼翼，像双手捧着一个婴儿一般，捧起一根红薯秧，然后，轻轻放下，再仔细捋好。
　　 年龄大的老妇人，平时，脖子里还挂着一块白色板子，上面写着“恶霸地主小老婆”。只有蹲在地上的时候，才敢摘下来，等到不干活了，赶紧又挂在脖子上。那位中年妇女，一直低着头干活，沉默不语。
　　 她俩是娘俩。解放前，那位老妇人确实是我们县城内东关里一位有名的地主的小老婆，是二姨太。那位中年妇女，是她的女儿，本在北京教书，也不知是教大学还是中小学。老妇人是跟着她女儿一起在北京生活。文革初期，老妇人和她女儿一起，被从北京遣返回家。
　　 据说，那块白牌子是北京的造反派给挂上的。临被遣散回家的时候，造反派警告她们，不许摘牌子！她们就不敢摘，回到故乡，也整天在脖子里挂着。
　　 一开始，她们不理解为什么要翻红薯秧，中年妇女就怯怯地慢声细语地问身旁的社员：“长得这么旺盛的红薯秧，翻了，不就影响它们长了吗？”
　　 那位社员就对她们解释：“不翻，红薯秧子就长细毛根。长了细毛根，红薯秧子长旺了，长疯了，夺取养分，地底下的红薯块就长不大了。”她们俩如梦初醒，慌忙点头，表示理解。
　　 一旁，有个年轻人说：“哼！学校里开批斗会，批判老师是‘麦苗韭菜分不清’的‘臭老九’，她，连为啥翻红薯秧都不知道，可见，也是个‘臭老九’啊！”表示十分的不屑。
　　 不屑归不屑，因为是老街坊，社员们念旧情，倒也没有太为难她们。平时，生产队长总是安排她们娘俩干些诸如给胡萝卜间苗、薅草等力所能及的活儿；其他社员，也力所能及地教她们干农活。譬如，翻红薯时，有一位她们的本家，中年男劳力，一手好庄稼活儿，就一边教她们，一边示范：用力要匀，动作要干净麻利快，一下子挑起红薯秧，不但能很快从土里拽起细根，也不容易断秧。用力不匀，挑得慢，也可能拽断秧子。她们明白了翻红薯秧的道理，又学会了技巧，速度就快些。不过，娘俩依然小心翼翼，像伺候婴儿一样，唯恐翻断了秧子。
　　 翻红薯秧之前，只要下地劳动，她们娘俩总要一人㧟一个篮子。劳动结束了，在地里采一些野菜，装进篮子，带回家吃。想必，她们的生活一定很艰难，需要野菜补充。翻红薯秧子的时候，她们看见别人将翻断的红薯秧子上的叶子捋下来，带回家。那位当女儿的就问：“红薯叶子可以吃吗？”
　　 “可以啊！下面条，蒸着吃，炒着吃，都可以啊！”一个女社员感到这个问题问得莫名其妙，瞪大眼睛，高声回答她。
　　 那以后，凡是翻红薯秧，她们总要捋一些红薯叶，带回家去。那个时候，红薯叶，也成了她们的救命食物。
　　 大概两三年之后，她们又回北京了，再也没有回故乡来过。也不知，后来，在回到北京的日子里，她们娘俩是不是还记着那救命的红薯叶？
　　 红薯啊红薯，说起你，我真是五味杂陈，一言难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