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先认识老方头的。老方头的真实姓名如何称呼，我记不清了。我们刚到连队时，他为我们知青烧开水，那时应该60多岁了。他个子不高，看上去150公分左右，脸上胡子乱七八糟，脏兮兮的，怀里一年四季揣着个小扁酒瓶子，闲来无事就抿上一口，咂咂嘴，美孜孜的。他守着一个比他还要高还要粗的锅炉，每天用肩膀挑水，然后用水舀子续水。他说：“你们城里来的孩子娇惯，必须要喝开水，否则你们要拉稀的。这我知道。我们没事儿，井水、沟子水都喝过。”为了保证供应我们100多知青喝上开水，他每天需要挑三四趟井水，还要自己拉煤放在锅炉旁。
　　 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去打热水，还没烧开，在等待的时候就和老方头唠起嗑来，才知道他是一位老解放。他在山东老区参加过解放军，打过老蒋，后来没有随军出征，脱离了部队。文革期间不能向造反派说清楚，大家认为他是逃兵，于是被关起来一段时间。他和“小胡子”都是山东日照的老乡，一起来到河北队。刚开始相处不错。上世纪六十年代度荒时，“小胡子”在山东老家的母亲病重，来信叫他回去探望。他开始没去，后来接到电报说母亲病危，让速归，他就坐不住了，急急忙忙打点行李就要上路。这时老方头来了，手里拿着一棵用红布包裹的人参，让他带回家泡酒给他老母亲喝，老方头说这是野山参，可以治病救命。“小胡子”也没客气，救人要紧，就试试呗。老方头叮嘱说吃了之后还要带回来。“小胡子”回到老家就按照老方头的办法，找来白酒泡上喂老母亲。说也奇了，从那天开始，老娘的身体慢慢得到恢复，逐渐有起色。吃了一段时间，老娘竟然好起来而且能够下地干轻微的活儿了。期间老方头写信问候他们，还提到别忘了带回那棵人参。
　　 过了将近两个月“小胡子”就回到河北队。老方头得知“小胡子”回来，就要回了那棵人参，惹得“小胡子”挺不愿意的。“小胡子”回来不久，他老母亲的病再次复发。他没有能力再次回山东，时间不长他老母就病故了。“小胡子”认为老方头见死不救，太不仗义了。假如那棵人参留在山东家里，老娘可能还多活些日子，于是就记恨于老方头。老方头不这样想。“你老娘不行了，我的人参已经治好了她的病，你们应该继续找大夫接着治疗，不能指着这棵人参维持。再说你知道这棵人参的来历吗，那非同小可，那是我付出多大辛苦换来的啊。”
　　 后来很久才认识老娄头的，那时他已是60多岁的老人了。听战友讲，老娄头是“小胡子”的父亲，可是他全不像儿子那样风风火火，每天背着烟袋慢慢地走来走去。老娄头是知青的师傅，猪号里的事情，都是老人家帮助知青打理，也可以说是知青的技术指导。他最主要的工作是煮猪食，每天坐在灶台前用叉子往灶眼里添柴火，火光映着老人的布满皱纹的脸，热气吹拂起长长的银白的胡须。每到该煮猪食的时候，知青都会抱来柴火堆在老人的身后，老人慢慢地烧着，并不多说话。一天过去，在清理灶坑的时候，知青会发现煨在炭火里留给他们的几个土豆，东北的大土豆，热热的、软软的、面面的，很香。
　　 闲下来，老娄头嘴里就常叼着旱烟袋。老娄头的旱烟袋长约50公分，铜烟锅，玉烟嘴，在烟杆的中间吊着黑色烟荷包。无论走到哪里这只旱烟袋一直别在他的后腰上。抽烟时，老人蹲在向阳的屋檐下，右手顺势抽出别在腰间的旱烟袋，左手拇、食、中三根手指努力地撑开紧束的的布袋口，右手将烟锅在布袋里狠狠地挖上几下；装好烟丝后，将烟嘴叼在嘴中用牙紧紧地咬住；然后，掏出火镰打了几下，点着烟锅中的烟叶，深深的吸上一口，好像在品味已渐渐远去的岁月留下的苦涩。
　　 老方头喜好喝酒，酒不离身；老娄头喜欢抽烟，烟不离手。他们之间不过话，基本没有往来。可是他们对待知青都有一颗火热的疼爱的心，关心和爱护着知青，我们大家都不会忘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