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冬天的一个午后，我正欲背起书包上学，母亲将我拉到了奶奶的床前。奶奶卧病在床都快一年了，近两天连水米也进不了。奶奶的后背右侧烂了个小碗口大的“塘”，都见着了骨头。可奶奶很坚强，我睡在她的脚头从没听她哼过一声；昨晚，我一钻进被窝就把她冰冷的脚搂进了怀里，她一连声地说：“乖乖，我的大孙子真孝顺！”
　　 奶奶背上溃烂的地方有人说是害的“搭背”，有的说是旧伤复发。说起旧伤，奶奶倒还聊以自慰的。1947年11月4日凌晨，驻扎在响水口的国民党顽敌保安队两个连和还乡团共300余人夜袭解放区时（县志记载为“黄河乡狙击战”），奶奶为掩护在家开会留宿的五个联防队员和一军人家属，拼着全家人的性命，任保安小队长翟广富怎样的威逼利诱，她就是死死地顶住屋门不开。恼羞成怒的敌人将房子四周都堆上柴草放起了火。被烟呛得昏沉了的奶奶俯伏在地上，一根烧得通红的门框倒下时砸在后背上，致局部深度烧伤……
　　 田万涛率区联防队打退了敌人，刚刚将屋里的11个人救出，那烧得一汪火的屋顶就脚跟脚地扑了下来。在这次袭击中，我9岁的小姑被烧死，14岁的二叔被呛伤，奶奶被烧伤；在内外枪战中，乡指导员周希文的腿被子弹击中；而敌人也付出了5人毙命的代价。事后，奶奶受到了滨海县人民政府的表彰……
　　 因还处于战乱期缺医少药，奶奶烧伤的背没经怎样的治疗，就用一些土方土法给以涂抹，什么“江猪油”、“大乌骨”，还揞过“香炉灰”。奶奶那会还较年轻，就这硬挺着，伤口也渐渐地好了起来。不想五九年的春天，奶奶后背的伤处从里向外鼓起了包块，开始硬实实的，后渐渐地高、渐渐大大、渐渐地红肿起来；鼓了两三个月也不见个破头的地方，不得不请来乡间郎中用刀给放了。听二叔说，放出足足有半碗多的脓血。可打后上药打针，却总不见愈合，反而向外溃烂开来……接近秋天的时候，父亲用木轮小车推着奶奶赶去了七十里外的县城东坎医院，医生让缴60元钱住院。奶奶一听着了急，这可是天文数字啊！就跟我父亲吵着要回家：我都五十多岁了，孙男子侄一大趟的，死也死得着，你留下点钱给我打口棺材算了！父亲很难，身上总共不到二十元的钱，在离家近百里开外的地方真的一筹莫展，只好连晚又把奶奶推回家来……
　　 我靠近奶奶的床头，俯卧着的奶奶侧过脸来，两眼定定地凝视着我，又缓缓伸出那干枯的手颤颤巍巍地在我的脸上来回抚摸了几下，然后吃力地说：“乖乖，上学去吧，要好好的念书！”
　　 整个下午，我在课堂上总心神不宁，老师的几次提问我都茫然所答，引得好多同学的注视。一放学，我没跟同学一路玩耍，一个人慌不择路地直向家里跑去。学校离家五里多路，我是一口气跑到村西小河边的，过了桥就望见了家。门口有好多人在进进出出，待一注意，正当门的屋面上被扔上了衣服，那是奶奶平时总穿着的一件老蓝竹布褂子。我顿时明白——奶奶“老”了！遂放声大哭起来……
　　 奶奶于我，那是再亲不过的人了。妈妈告诉我，我自打一出生，就是奶奶给带着的。白天揣在怀里疼着，夜里搂在怀里滑心；直到快上学那年才睡到脚头给奶奶焐脚。记得我五六岁时，奶奶去哪都要带着我。常在半夜里，奶奶把我叫醒，给穿好衣服，然后背起我出门。我跟着奶奶去过泉沟、刘庄、曹圩，还去过离家七八里地的丁头庄。那都是人家请奶奶去接生的。
　　 奶奶第一次接生是被逼无奈的。解放前的1944年冬天，和奶奶一起逃荒要饭到山东临沂的姜三妈是个身怀六甲的人，原估计在年底生产的，可就在回来的途中却有了临产征兆。那一天傍晚赶到赣榆一个叫毛庄的地方，三妈实在坚持不了了。奶奶把她搀扶到庄头，求借在一户人家的草堆旁，用稖秆搭了个临时“产房”。奶奶打听庄上人，想给三妈找个接生的，人家说会接生的人远着呢，你人生地不熟难找，再说你们也没个住处，人家黑夜更深的愿意来么……无奈，奶奶向这户人家借了把剪刀，放在煨罐里煮了煮留着断脐带用。半夜时分，三妈顺利产下个女婴，就是我后来叫着“大毛姐”的……由此奶奶能接生的事在自家庄上传开，靠近的人家有要生孩子的都来请她。奶奶胆大心细，还特地去窑湾向老接生婆毛大奶认真地讨教过。后来，奶奶渐渐成了前后三庄小有名气的接生婆，曾处理过“绕脐生”、“下马生”、“坐胎生”等不少个例……
　　 我哭着跑到了家门口，妈妈拉着我跪到了奶奶的身边。奶奶穿着一身肥大的寿衣，平静地躺在冷铺上，头前、脚后各点了一盏油灯，脸也被一叠火纸盖着。我扑向奶奶头前，推掉奶奶脸上的火纸，看到奶奶紧闭着眼睛，我哭喊着要奶奶睁开眼看看我……蹬在奶奶头前的二叔哄着拉开了我，说奶奶怕亮，随即又将火纸盖上。我跪回到奶奶的身旁，从那肥大的衣袖里摸到了她的手，我想拉起奶奶的手让她再摸一摸我的脸，不想一下拽出了一只长长的红布手套。坐在身旁的母亲见状，慌忙拿起手套又给奶奶套好。随后把我紧搂在怀里向着奶奶边哭边数说起来：
　　 我的老妈妈哎，喊你千声你不睬啦；
　　 大孙子给你焐脚也不要了，他拉你的手你也不晓得啦；
　　 你的大孙不懂事哟，才间把你红手套给拽下了；
　　 ……
　　 后来母亲告诉我，奶奶是接生婆，她给人家接生时，手上都会沾上血的。因为那是人血，到了阴超地府，就会被误当做世间的“刽子手”，那样就要被剁去双手，只有带上被她接生的孩子家送的红布做的红手套，才能护住双手不被剁。
　　 奶奶去世后，我的母亲又成了“接生婆”。她是奶奶既定的“接班人”。早在她生病前的那些年里，就时不时地对我母亲进行“传、帮、带”了。上世纪的六十年代，是婴孩出生的最旺期，我的母亲在前后三庄接生了不少孩子。直到七十年代初，农村实现了合作医疗，大队都建立了“保健站”，配备了赤脚医生，我母亲的行当才被她的准儿媳给以替代。
　　 1974年我结婚时，我的妻子已是经县医训班培训结业的“赤脚医生”，且是“妇产专科”，从医学知识、临床条件已远非我母亲、奶奶那辈人所能相比的。在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尽管实行了计划生育，但经我妻子接生的孩子也近一二百之多。
　　 1999年农历6月，七十五岁的母亲因病不治。在她临危的前一天，母亲让我们把她放在箱子里的寿衣拿了出来，这寿衣是母亲亲手做的。还在一年多前，母亲在盐城被确诊为口腔腮腺磷状癌后，她便为自己准备起“后事”来。自己上街选的布料，回来后自己裁剪，自己缝制……就这样，心灵手巧的母亲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专为自己做了一身全新的衣服。在打开寿衣的时候，我看到了里面的“红手套”。母亲说，那红布是后庄的张大春送来的……
　　 我们搬进城里快三十个年头了，祖国的医疗卫生事业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奶奶和母亲那个时代的“土法接生”早已不复存在，就连我妻子那个时代的“家庭式”也基本消失。不过，令我欣慰的是我们家祖孙三代人在前后近六十年里为苍生繁衍，也为庄邻亲朋做了份至善至美的好事！
　　 人的观念在与时俱进着，较之奶奶、母亲老一辈人来说，我妻子尚属新时代稍有点知识的女性。现也年届古稀的她每每遇着个曾是她接生的后生，总还会显出些许欣喜的样子。我曾经逗趣过她，你要记得清楚些哟，将来也得让他送给二尺红布来……妻斜瞪我一眼：都什么年代了，还信那“老黄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