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细雨中故地重游
　　 1983年秋，35岁的我考入了山西师范学院的“教育管理专修科”，为8301班，9月13日报到开学。两年后毕业时，学校的名字变成了“山西师范大学”。2014年，20岁的侄儿冯国平考上了“山西师范大学文理学院”的“空乘专业”，也是在9月13日报到开学。他的爸妈六弟夫妇要送孩子到师大报到，于是邀请了家兄和我同行，计划安顿好孩子后，带着我们做故地重游。
　　 时隔31年，当我再次走进校园，觉得山西师大的变化实在是太大了，特别是那新生报到的场面实在是宏大，让我不由地想起我的入学和报到的情景。记得我报到那天，从火车上下来，家兄扛着我们结婚时爹妈送我的那个不大的梧桐木箱子，里面放着我的铺盖卷，我背着装有洗脸盆等日用品的网兜跟在他后面由接新生的校友把我们迎进了校园。校园中的老师和学生像是在看古董，把惊诧的目光投在了我们这对年近不惑，满身土气的乡下人身上。
　　 1983年，还没有“成人高考”的叫法。我们的“教育管理专修科”是省委组织部委托本省大专院校为基层代培干部而通过考试招收的成人班。当时是由教育系来管理，后来听说归到了“成教学院”。考生的条件必须是工作过三年以上的公职人员，年龄在35岁以下，先由县委组织部推荐，政审合格之后让考生到招生学校参加考试，由招生学校决定是否录取和发放入学通知书。那年夏天到师大参加考试是我第一次到临汾。记得是在一可容纳数百人的大教室里参加考试，监考老师就有十来个，很严很严。我们考到半截都禁不住咳嗽起来，好一阵才平静下来。后来才知道是学校西面有个染料厂，风把染料厂排放的有毒的刺激性废气吹进入考场，考生初来乍到，受不了呛，就咳嗽起来了。接着是飞机场上空飞机起降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使得考生们不由地向窗外张望。监考老师也表示无奈，大家对笑。考试结束几周后，我曾经让在师大工作的老乡帮我打问录取情况。老乡对我说：“你能够考取的希望不大。因为你的数学才考下15分”。好扫兴，于是我又接了新的班级，又当开了班主任。没有想到，很快就却接到了录取通知书。原因是我的文科成绩还不错，不只把数学的沟壑填起来了，总分还不算低。《教育者必先受教育》的作文救了我的驾，平时捎带教学生的史地常识也帮了我的大忙。教育专修科的第一个班招收了40名学员，我是其中之一，依学号看，我还在20名之前。班里只有3名女学员。比我大点的大姐郭文慧，是太原师范附小的模范教师。比我年轻的小妹李生艾是运城报社的资深记者。在读书求学的二年中，我们姐妹仨，同吃同住同学习，结下了深情厚谊。班主任是后来荣任长治学院院长的李忠康教授，那时候他风华正茂，比我们大部分学员的年龄都小。系主任是刁海泉先生，也教我们教育学，心理学老师是王殿璋先生，教政治经济学和逻辑的教授都是学有专长的知名学者。学了两年，结业了20多门学科程，1985年毕业后大家都又回到了原籍。山西师大的两年脱产学习成了我后半生命运的转折点，山西师大也就了个很值得我怀念的地方。
　　 本计划在安排好国平之后去运城拜谒关帝庙，可天不作美，一直在下雨。所以就改变了计划，决定绕走上党，到阳城的皇城相府转转，到长治拜会个文友，随后走新开通的“阳左”高速就返回阳泉了。
　　 9月16日清晨，在绵绵细雨中从师大出来，到临汾的古老地标建筑鼓楼兜了一圈。思绪自然回到了30多年之前，在师大读书时，鼓楼是我们姐妹仨常常光顾的地方。那时候鼓楼上有一铸于金明昌七年(公元1197年)的大钟，足有一间房子大，所以鼓楼也名“大钟楼”。据史料记载，临汾的鼓楼始建于唐代，金代改为钟楼，元大德元年（公元1297年）地震倒塌，明洪武年间（公元1368年~1399年）重修。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又遭地震塌毁，四十二年（公元1703年）康熙帝西巡时发令重修。民国十年（公元1921年）又遭地震破坏，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再次重修。1948年蒋阎困守孤城，国共两军对垒，上两层被毁，留下底座。解放后做了整修，下层为十字拱顶，十字路通向东西南北四向，很宽绰，可行车马。顶上阁楼高接云天，出檐飞虹，站在檐下放眼山河，顿觉神怡心旷。鼓楼东西南北四个门洞上方那“东临雷霍、西控河汾、南通秦蜀、北达幽并”的题刻字迹凝重庄严，内涵言简意赅，明了地勾勒出了临汾的地理位置，让人过目难忘，浮想联翩。临汾故称“卧牛城”，相传城的四角各卧有一尊铁牛。我在临汾读书时还看见过1977年在城东北角出土的铁牛，牛卧在铁板上，两个向里弯曲的牛角特有牛劲。据出土碑刻记载，铁牛埋藏于五代之前。梁开平二年（公元908年）掘出之后原地埋藏。后在1773年修城墙时也曾掘出，立碑后又藏于原地。地处河东腹地的临汾东倚太岳与长治晋城为邻，西临黄河与陕西隔河相望，北与晋中吕梁毗连，南与运城接壤，大运纵贯其中。整个地脉表里山河，土地肥美，物产丰富，地灵人杰，自古以来兵家必争，治家必富。鼓楼就是临汾的瞭望塔，人们看见了鼓楼，也就看见了临汾。拜别鼓楼，我们就去瞻仰号称“天下第一门”的华门。国有国门，城有城门，院有院门，宅有宅门。门是人类建筑文明的产物，是安全的象征。北京的天安门、巴黎的凯旋门，都是世界有名的门。华门博采有关“门”的建筑精华，集历史纪念和游览观光于一体，正面三门矗立，象征尧、舜、禹三帝，直观地体现了华门是中华文明之门和根祖之门的文化主题。这临汾华门，建于2002年，是一座位于尧都旅游区中心的华夏文明纪念碑，占地150亩，建筑面积2.2万余平方米，总投资5000万元。主门高达18米，由基座、主门及门楼三部分构成，主体工程包括大台阶、裙房、主门、阁楼4部分，地下二层，地上7层，总高50米，长80米，宽40米，高大庄严。华门由太原理工大学的赵建彬老师设计。华门设计为刚刚开启的形式，象征尧帝开启了中华文明之门。华门内部以丰富的文化内涵展示了华夏文明和民族文化，并以“源远流长、门开国盛、尧天舜日、东方巨龙、连环九鼎、天下巨联、登高望远、华门飞愿、名门博览、华门之夜”等十大景观而著称。“中国”之称始于尧，定九州，统华夏，形成了最早的国家格局，4700多年前尧建都临汾，开启了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华章。我记不住写中华五千年的五百字长联，可“中华渊源五十六族水长山高同根九洲地，国门盛开二十一朝文韬武略共祖五千年”的东门联还是记住了。“中华祖坛”陈列着民族先祖燧人、伏羲、女娲、炎帝、黄帝、尧帝、舜帝等“三皇五帝”的青铜雕像，尊崇祖先，就是维护我们中华民族血脉和文化的根本。“中华圣坛”陈列着奠定了老子，孔子、孟子、墨子、荀子、孙子、韩非子等先秦诸子百家杰出代表的大型铜像，是这些圣贤哲人奠定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思想根基，敬奉他们就是承继中华民族悠久的思想源流和崇尚科学。“中华教坛”陈列着道教元始天尊、灵宝天尊、道德天尊、王母娘娘和佛教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弥勒佛等宗教人物的大型铜像，丰富的精神追求和包融外来文化自古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信仰文化的特色。“中华神坛”陈列着玉皇大帝、送子娘娘、妈祖、龙王、财神、土地爷、关老爷等被民间百姓尊为神灵的人物雕像，上天和人间，原始古朴的思想观念，秀出了中华各民族丰富灿烂的神话境界。“乾坤大厅”里陈列着影响中国历史发展的著名文献、重大发明和重要人物。大厅的八根石柱，叫“八卦柱”，每根石柱代表一卦，体现了中国最古老的文明和最原始的文化形式。位于大厅中央的水晶球直径7.5米，是目前全国最大的水晶球，透过球体可以俯视中华大厅。大厅东西两侧的四个大型书架上分别陈列着中国有史以来哲学、历史、文学、科技、军事、地理、科学、艺术、宗教各种经典名著，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经典宝库。门隙两侧分别陈列着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使用的矛、越王勾践使用的箭以及戟、钺等古代著名兵器，与两侧经典文献相呼应，共同体现了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气壮山河的文武之道。大厅南北两端分别陈列着万里长城和京航运河立体铜雕，展示了中国古代举世无双的军事工程和水利工程，大厅中央陈列着秦代战车和郑和航船，展示了中国古代陆地和水上的交通工具。四周三十二件青铜雕塑，集中展现中华民族重大发明和重要人物的艺术珍品。取火、凿井、农耕、制陶是上古时期的四大发明；火药、指南、造纸、印刷是文明世界的四大发明；孔子、孙子、屈原、司马迁为古代四大文化先圣；师旷、王羲之、吴道子、关汉卿为古代四大艺术大师；鲁班、贾思勰、黄道婆、李时珍是四大民生巨匠；张骞、玄奘、鉴真、郑和为四大外交名人；秦始皇、汉武帝和唐太宗、康熙为中国封建社会的四大盛世明君；文成公主、岳飞、郑成功、林则徐则四大民族英雄。这三十二尊群雕造型逼真，浑然一体，在全新的文化时空中，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自远古以来的文明成就和民族精神。站在楼顶，举目远遥，东边可以迎看日出，西边可以俯瞰汾河，南面是一望无际的田园风光，北边是繁华的临汾市区，四周风物尽收眼底。俯视大地，居高临下，仰望天宇，心遨八方。登临华门，昼能遥览河山，夜可观测天象。远眺近观，仰望俯瞰，都禁不住让人心旷神怡意境高远。华门顶部的阁楼叫“门祖阁”里陈列着中国的“门祖”和“门神”文化。半坡“有巢”，“居而生屋，屋必有门”，门是平安的象征。神荼和郁垒，白脸秦琼和黑脸尉迟恭守门驱邪招祥祈福，真是“开开闭闭一瞬间，进进出出五千年”，“进出有道勿忘思门祖，起居无忧安身何不惜门神”。位于阁楼中央的是一尊青铜八卦愿珠，借中国阴阳八卦文化和门祖门神之灵气，您可以旋转分布八个方向的“愿珠”，寄托对天、对地、对国、对家、对人、对事的美好心愿。但愿伟大的祖国国门内外安宁，尧天舜日常在，巨龙升腾，九鼎吉祥，国泰民安。在观光华门的过程中，我们边读介绍边观赏，其中的内涵太丰厚了，实在记不周全。秀青给我们拍了照片。因为天下雨，要赶路，所以就没有再到尧庙其他景点去参观。
　　 （二）大雨中走过襄汾和侯马
　　 在临汾读书那两年，愣是没有去丁村看看。这次天下大雨，又没有去成。实在是遗憾。从网上知道，丁村文化分布在襄汾县丁村汾河东岸的第三阶地上，是华北地区旧石器时代中期遗址。1953年发现，1954年由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进行了调查发掘，发现含有旧石器和动物化石的14个地点，获得了3枚“丁村人”牙齿化石，2000多件石制品，27种哺乳动物化石。1958年裴文中、贾兰坡先生对石制品进行了深入研究，出版《山西襄汾丁村旧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确立了“丁村文化”的命题。1976年以来，又多次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发现了数十件石制品和一块幼儿顶骨化石，新发现旧石器时代地点12处，分别代表了旧石器时代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人类文化遗存，称之为“新丁村文化”，目前可以确认的共包括31个地点、5个文化层的遗址群。进一步扩大了对丁村文化分布范围和内容的了解。遗址以丁村为中心，北起襄汾县城，南至柴庄火车站，全长11公里。遗址中出土有人类化石、文化遗物和伴生的动物化石。人类化石包括三枚牙齿，其形态介于北京人与现代人之间，在人类发展史上属早期智人阶段。在丁村各地点发现的2000多件石制品，原料95%为角质岩，以石片和石核最多。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大部分石片均有使用痕迹，很少进行第二步加工，多以碰砧法制成。石器类型有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和石球等，其中厚三棱尖状器为其所特有。丁村石器类型区别较明显，有些尖状器修整得较平整，部分石片较规则等，表现了丁村石器的进步性。但以单面加工为主，尖状器数量较大，而且保持着旧石器时代初期文化的特点。与蓝田人文化与匼河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把网上读来的这些知识收集在这里，总还是想亲自去丁村的实地看看，与家乡昔阳县东冶头村古城出土的遗物做一些直观的比较。人能够活到老学到老，也是一种幸福。我想得到这种幸福。也许只是一个梦。但有梦总比没有梦好。
　　 过了襄汾就是侯马了。侯马市位于山西省南部汾河与浍河交汇处，东邻曲沃，西接新绛，南连闻喜，北靠襄汾，处于临汾、运城、晋城三市及晋、秦、豫三省的三角中心位置。从侯马开始就改向东行了。记得我在师大读书时，在侯马邮电学校读书的尹长青和在襄汾当兵的马瑞成都到师大看过我，她们都是我在平定城里学校教过的学生。特别是记得在襄汾当兵的堂妹李瑜芳的丈夫贾拉和利用周末到临汾陪我去洪洞县苏堡村寻找病故在那里的我的三外公的遗骨的艰苦经历。大热天，公共汽车行走起来尘土飞扬，两个人都晕车晕得吐了。好不容易找到了三外公的养女家，正在吃中午饭的人听说我们是来寻找“毛老汉”的，就不客气地把我们挡在大门外了。不用说给饭吃，就连水也不给喝一口。理由是“毛老汉死了，他没有留下一顶点财产。你们快走吧”。我们在村外坐下缓口气，与过路人交谈，才知道那一家是怕我们是来争三外公的遗产的。我们再三解释，说我们是毛家的外甥女，不是来争遗产，是来寻找老人家遗骨的。对方才告诉我们三外公的养女早已嫁到永乐村了，三外公是在看望他养女的路途中跌倒在路边的水渠里故去的，遗骨埋在永乐。得到了确切的消息后，我们快去赶返临汾的公共汽车，到了临汾，贾拉和立马去赶往襄汾的车回军营了。等我回到了师大宿舍，大姐和三妹看见我满脸的尘土和满身的疲惫说：“怎么成这个样子了？遭劫了？陪你的大兵呢？”我用手指指杯子，她们给我倒了三杯水，等我喝下去，才说上话来。要办的事有了着落，纵然忍饥挨饿，也还是令人欣慰的。其实最应当感谢的是中文系成人班的洪洞学弟贾海玉。吃饭的时候我们坐在一起闲聊，我说我有个外公早年离家出走，失落在了洪洞地面上，大概是死了，也不知道埋在哪里？那位学弟问：“姓什么？”我说：“姓毛。是个民间艺人。爱热闹，据说年轻时当过眉户戏班的班主，公私合营之后落魄了。老人家长于做民间雕版版画。记得我年幼的时候，他还带着他亲手制作的作画雕版回到过我的二外婆家。学大寨红火那几年，也回去过，但他受不了学大寨的苦，就又回了洪洞了。后来听舅舅们说老人家死了，也不知道死在什么地方了。”海玉学弟说：“毛老汉。我听说过。我回洪洞时帮你问询问询”。正是在海玉学弟的帮助下，我和家兄才找见了三外公的养女，而后由我带着表弟秀琴、计明舅舅和素林舅舅等人才把三外公的遗骨从洪洞县收回安置到了东冶头村赵家会的毛家祖坟。一路上，我给他们讲这些曲曲折折的故事，大家都总觉得人活在世界上，虽然说所要经历的事情都很难料，但该做的事情好像老天爷在冥冥当中早已安排好了。只不过总得让你经历经历那些必须经历的磨难。寻找三外公的遗骨，许是老天安排我在求学的过程中当做的一件大事。毛家养育了妈妈，恩重如山，命运我遣使去临汾读书，给了我一个替代妈妈还报毛家养育之恩的一个机缘。是天意应允和佑助我办的一件应当办的事情。也庆幸自己没有偷懒和逃避。如果怕苦怕累怕花钱不去寻找三外公，那恐怕会让自己在良心上一辈子受谴责。当把知恩还报的心愿变为行动后那种欣慰让人感到自信和幸福。妈妈在天有灵，她也会高兴的。家兄说：“你应当去洪洞谢谢那位学弟才是”，我说：“等对机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