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后期，三伯父走进了S城的一所铁路中学，成为“半个文人”。
　　 文人生涯是伯父一段岁月磨蚀了的记忆。当漫长的雨季过去后，我挥之不去的是对伯父那被雨淋湿的怀念。
　　 “半个文人”是对伯父客观的评价。一个粗人在文化圈里领导一群满脑子学问的知识分子，我的伯父也算无愧 “半个文人”的封号。我的伯父读书不多，受苦不少。解放前，为了活命逃荒来到S城，年轻力大，凭一身用不完的力气，和说话如同吵架一般的一股火爆脾气，在S城的火车站当上了装卸工。从中原逃荒来的一个农民，没有能改掉说话声调高，嗓门粗，能吃苦的形象，说到底是一个典型的大老粗。其实除去他那段走进文化圈的生活之外，伯父同文人根本不搭边。
　　 现实生活有时更像是一场游戏，人生跟我伯父开了一个大玩笑，在那场政治灾难中，在60年代末期，只有扫盲班速成经历的文化水平，伯父也成了粗通文墨的文人，作为工宣队的代表被委派到火车站铁中，成为文化圈中的领导者，开始了他半个文人的生涯。
　　 走进文化圈是一个历史的错误，也是一个时代车轮必须经历的跑道上弯道。走进中学，伯父不可能圆一个粗人的文化梦。工宣队的主要任务不是抓教学质量，而是政治运动方向的把握，具体要做的是学工、学农、反击右倾翻案……
　　 在那段日子里,伯父的脸上找不到星点风光,额头上的皱纹反倒加深了,不知是痛苦思考留下的痕迹,还是艰难心境在脸上的写照。伯父自幼饱尝了没有文化的苦,凭借力气吃饭他感到满足，大老粗的称号还曾让他引以为荣过。
　　 伯父人没有文化，人粗心更粗，粗人也有粗福分。
　　 在中原老家，伯父的第一房媳妇是个文化人，出身在书香门第，是知书达理的大户人家。过门后，整日也和妯娌们在家纺线，纺线的时间里也忘不了抽空读书，拿本书放在怀里，一边纺线，一边读书，做饭、针线三娘样样都精通。伯父是个粗人，书读不多，立志在秦地S城干出点名堂，接三娘进城。
　　 一年里伯父也要有几封书信回家来。邮差把信送到家，爷爷总是打开先读一遍。长者先读是老辈人传下来的规矩。爷爷看完信，故意把它放进上房屋的八仙桌的抽屉里，转身离开。三娘等没有人看见时，偷偷跑进房间，拿出信来再读一遍。感受身在他乡的人对她的思念，也把对他的想念藏在心里。
　　 有文化的三娘，清晨在院子里刷牙，遭来妯娌们的白眼，“大清早什么也没有吃，刷什么呢，穷讲究，怕是想那种事了吧。” 伯父没在家，几个妯娌碰在起就会嬉笑一番，把文化人的三娘刷牙的小事和那种“活塞”运动的事联想在一起。
　　 一次，给爷爷过生日时，大伯到集上买了只公鸡，怎么做就是女人的事，女人不能和男人同桌吃饭。等男人吃饱离开桌子，女人才能吃。鸡块炖好了，二娘胆小，怕事，又想吃；男人吃，女人做，等上桌后，女人捞不到吃。二娘对大娘说：“上桌鸡块就没了，你去厨房夹两块来，咱也尝尝。”大娘溜进厨房，揭开锅盖，夹出两块最大的，返身一阵风，躲进二娘的房间。叫人扫兴的是，一块是鸡头，一块是鸡屁股。气得二娘张大嘴，低声骂：瞎窟窿眼，你真会夹！骂完自己又笑出了声。出门时两人说定，谁也不能告诉自己男人知道。在西屋里纺线、读书的三娘看得清，听得明，想笑又不能笑，偷点好吃的都学不会。
　　 几年后，伯父把三娘接到了S城。
　　 再后来，伯父在一次押运货物的路上，被国民党抓了壮丁，半年多无踪无影，和家里人失去了联系。
　　 三娘在家里缺粮，没钱，写信给家里，想是伯父押运中转弯回家了。家里回信人也没在家，知道伯父没有在家，三娘也开始胡思乱想，怕是凶多吉少，怕是人已客死他乡了，就断了念头。伯父从真实的生活中消失了，永远消失了。三娘离家走了，谁也不知道她去了哪里。文化人的三娘，带着对自己“粗”男人的怀念，离开了家，走她后来的人生路程。伯父很粗但不俗。那是那个年代的生活把三娘弄丢了。
　　 半年多后，伯父逃回家来。家里空了，三娘没了，屋里满地是厚厚的灰尘。
　　 后来听说，三娘又嫁人了，有了一群儿女，生活很幸福。这段文字算是给三娘一个甜甜的祝愿吧。
　　 随风而逝的故事，也许只能是社会里的一个普通符号，是一个看不清面目的剪影。扎小辨的小姑娘，成了伯父的新娘，最终还是粗人配文化人那不对称婚姻，让三娘的“任期”进行到一个很短的时间段上停住，最后又成了别人家孩子的亲娘。历史就是历史，昨天，今天，明天要是能重叠在一起，生活就会永远失去光彩。
　　 漂亮，有文化的三娘和这个家从此断了姻缘。伯父在秦地找遍他能去的角落，苦寻三年，脚印踏遍了秦地的每寸地表，还是没有人影。文化革命后期，社会调查时才知道，三娘成为了一个大人物，并且有了一个大家庭，生活还算顺利。那时伯父恨自己，没有文化他无法留住有文化的女人，造成了妻离家散的结果。
　　 而今，看到后辈们在学校却不好好读书，他心中苦恼、积怨，满腹难以言表的苦楚。曾无数次，上课铃响过后，还有些学生恋在乒乓球台、篮球场上，不思回课堂。伯父一声断喝，孩子们一溜烟似地跑进教室。有时，伯父会悄悄走进教室，冷不丁站在学生的身后，伯父心中多么希望将一棵嫩草带进旺盛的春季，让他们能茁壮成长，将来能成为社会的栋梁才；有时，上课后伯父进门，站在讲台上，先讲上一段开场白，讲形势，谈理论，最后忘不了要说，一定要学好“说”学。伯父不准确的发音把数学讲成了地域方言。
　　 在校园里，为了督促孩子们能多学点文化，伯父头上戴着秸秆编织的草帽，微微驼背，外八脚，走路略显跛脚的身影整天在校园内巡视，蹲守墙根，阻止个别调皮的孩子跳墙出去玩耍，孩子们背地里偷偷喊他“业余警察”。
　　 在那段半个文人的生活中，伯父培养出了业余爱好，喜欢到河边钓鱼。当时我不懂伯父忽然间，怎么会迷恋钓鱼的事，在阳光下，微风中，他伫立在河边，眼盯着鱼漂，心里也不知在想着什么，静静地享受垂钓的乐趣。今天方真正领悟出来，他有满腔苦恼，更有一腔积怨，借东去的渭河水湍急流淌，心情能得以排解。那时没有鱼塘，在河里钓鱼又不懂得钓鱼技艺，鱼杆也是几节竹竿连接而成，也是伯父自己动手做的，而且还缝制一个精致的“外套”。每次出行，骑上铃铛不响车架乱响自行车，带上干粮、咸菜、白开水。每次总是迎着朝阳去，披着晚霞归。当他站在河边，超凡脱俗般悠然，俨然丢下了半个文人的架子，在头上那顶秸秆编织草帽下，我看到大老粗最真实的脸，是还原为我的伯父。
　　 伯父在河边钓鱼，我在岸边的树下乘凉看书。伯父带的干粮，水，咸菜都让我给吃了。伯父吃饱肚子去，饿着肚子回，对我却格外偏爱，后来才知道心里很想把侄字去掉。
　　 伯父钓鱼是门外汉，在河里他钓不上大鱼，钓上的小鱼又看不上，把小鱼“丢”回到河里，看它摆尾畅游而去，所以伯父钓鱼多半都是来回一般沉，而他总又乐此不疲。
　　 后来工宣队撤离，伯父也离开了那所学校，结束了半个文人的生活，回到了他熟悉、热爱的装卸工岗位。
　　 临终伯父走得很仓促，脑血管破裂，摔倒在装卸台上，他在倒地之前扛起了最后一个大包。送到医院急救，一句话没留走了。假如他三十年地下有知，定会深思那段半个文人的生活，定会把在河边钓鱼时想说的话变成文字留给后人。
　　 伯父人心很粗，他对我的影响很深、很真，他今天还依旧活在我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