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是个被“群专”的家庭。群专是“群众专政”的简称，这个名词在当时非常流行，谁都明白，不用解释。我们弟兄六个，青年时不幸与那个年代同期，因受这个因素的影响，结婚成家都挺晚。我是老大，结婚时的年龄也最大，三十七岁才得一儿子。这在我们弟兄的后代中排行，我儿子还是第一个男丁。这个喜讯曾使我的父亲老泪纵横，因为这个男孩的出生，打碎了外人让我们家在政治运动中自然绝户的预言和意愿。
　　 生个儿子的意义如此重大，给孩子的命名当然也要有所象征。我选择再三，最后借陈毅元帅的一首诗的尾句，取名“绽蕾”。那首诗是：“二十年来是与非，一生系得几安危。莫道浮云终蔽日，严冬过尽绽春蕾。”我也不知道陈毅当时作那首诗时的具体所指，反正觉得与我们家这些年的境遇很符合，与我得子后的心情很符合，也就没有详加考证，生搬硬套地用上了。现在觉得这个名字不算好：第一，看字面，像个女孩的名字，不适合成年以后再用，但现在身份证管理这么严，想改一下都不容易。第二，语音报名，容易被人误写成“占雷”，一些登记表填错了，就会带来麻烦。
　　 可以想见，这么一个宝贝，肯定是生长在宠爱的阳光下了；其实不然，看他自己的心态，好像生活在被严管的阴影中。他心中的这个阴影竟然就是我──对他寄予厚望的爸爸。有一次，他放学回家，问他妈：“我爸回来没？”他妈糊弄他说：“没有呢。”他听了高兴地说：“太好了。”那个“太”字的音发得长而重，充分流露出他此时可以自由一会儿的心情。没料想我从厕所里走了出来，他立刻显得很不自在，做出等着挨收拾的样子。就像我们在文革时期，说了犯禁的话，被人家听去了一样。
　　 还有一回，他在炕上写作业的时候，把墨水瓶碰倒了，墨水洒了一炕，幸好炕革不渗水，他边哭边用一张作业本的纸蘸那墨水往瓶里挤。还没收拾完呢，他妈说：你爸回来了。这一下，他哭得更厉害了，浑身也抖了起来。我进屋看明白了这一切，一边帮他收拾，一边宽慰他说：儿子，别怕。你不是故意的，爸不会打你的。别哭了，以后注意就行了。
　　 可以看出，我儿子非常怕我。因为怕我，当别人问他谁对他第一好谁第二好时，他竟然违心地把我排在第一名，将他的妈排在第四名。那么，儿子小时候因何怕我呢？是因为我也犯了前辈的错误，给他种下了恐惧吗？
　　 大概是他三岁的时候，我家的母猪下了一窝羔，我就用数猪羔来教他查数。教了几次，他就是查不准。我来了脾气，打了他一巴掌。
　　 大概是他四五岁的时候吧，夏天下过大雨，房西的大坑灌满了水，不让孩子去有水的大坑以免发生意外是农村人看护孩子的传统做法。那天我看他在坑边玩耍，本来喊他一声他就会回来，我却打得他边哭边往家跑。其实他并没有进水。
　　 他上中学的时候，一天放学后和几个小朋友在我家玩麻将。我骑着车子从外面回来到了窗下，就听有人说：你爸回来了！稀里哗啦，待我进屋，只剩下了一张空桌。我啥也没说，冲着那张紧张的脸就是一个嘴巴！
　　 在我的记忆里，我打他的这三次，哪一次也不应该打。还有多少次不该打的，受了委屈的儿子肯定比我记得更清楚。
　　 儿子怕老子，有些老子觉得很得意，比如我的父亲就是这样，我认为这是最不值得推崇称道的。我在单身的时候就发狠：我父亲对待子女的方法绝不能传染给下一代！一般家庭，多是在孩子小时候，大人喜爱孩子，孩子依附大人；等到孩子大了，有了自己的思想，父子就会出现代沟。我家恰好相反：儿子长成以后，我们之间形成的是一种观点一致平等融合朋友似的父子关系。
　　 我反对用暴力征服孩子，别看我也打过他。当然，我也不赞成娇惯宠溺孩子。我对我儿子的培养，是有意在各方面修炼他。
　　 从他出生前，我就在乡农电所上班，整天骑着个车子，车子上挎着个工具兜子。一直干到最终他接了我的工作。从他懂事起，每次我回到家来，他从来不翻我的兜子。因为他知道：里面没装好吃的东西。很多家长出门回来，总是老远就喊：“孩子，看爸给你买来什么好吃的了！”我极不赞成这种做法，若养成习惯，一次空手了，就会让孩子失望或撒泼。有时我即使买了好吃的，也不会当时就给他；给他时，也要鼓励他给爷爷奶奶送去。最终，他没有泡小卖店吃小食品的坏习惯。
　　 他六岁开始上学，第一天报名是我领他去的。到了学校，报名的人很多，我因急着上班，就把孩子交给了同是带着孩子来报名的邻居。从此，他每天就连跑带颠满脸汗水地跟在那些大孩子后面，风雨无阻。我再也没接过他也没送过他。有些家长对孩子的课后作业考试成绩看得很紧，而对其他方面则放任自流。我的观点却是：孩子在小学时代，只要能培养出上学的自觉性和学习的兴趣就行。
　　 小孩对什么事物都好奇，爱模仿，爱提问题。天真活泼贪玩好动。因此厂商弄出了不计其数价格蒙人的玩具供家长们消费。抱歉的是，除了在他四岁的时候，我给他买了一辆小自行车以外，再没给他添过什么装备。他总是自己“开发”。他曾拿着饮料瓶子当话筒模仿歌星哈腰晃头的怪相；他曾把我的皮带钳套扎在腰上，套上脚扣子要去爬电线杆子。我上班的时候，车把上总是挂着一盘一盘的铝绑线，他也弄了点电线头子挂到他的车把上。他曾围着电视机转圈，并问那些人是怎么进去的，他虽然有些怕我，却是个百事问。提出的问题总是令人忍俊不禁。例如“爸长胡子我为什么没长，只长头发”，只可惜没问“为什么苹果熟了会掉到地上而不飞上天去”这个问题，不然他也成了牛顿了。
　　 我并不想实际上也没有把他约束成呆板木讷的内向人。说句不恭的话，那是我的父母对我们小时候的管法。不管他小时候还是长大后，他一回家，总是招来一群伙伴，众星捧月一般围着他转。仅凭这一点，也足能说明：我对儿子并没构成束缚。
　　 望子成龙是所有父母的愿望，都期望孩子有大出息，超过自己。可是，这种痴心妄想若根本不能实现，我倒愿意他继承我所做过的事情。我是个农民，种了大半辈子地。在他出生的头一年，土地就承包到户了。分给我家的土地，现在我自己完全能侍弄，但我干不动的时候，他能接过我的工具，继续种下去吗？我曾当过电工，做过会计，我很热爱这两个行业，我也希望他也干这个，但是，并非是他不热爱的原因，他没走上我走过的道路。
　　 我从小就爱好文学，可以说手不释卷，却直到五十多岁才能写出点东西来。因为深知文学基础非一日之功，所以在他上初中的时候，我曾无数次跟他叨叨一句话：“少看电视多看书。”他的班主任就是教语文的，而且还是我的父亲——一个农民土作家的粉丝。为此我与这位老师建立了友好关系，希望老师能在我儿子的学习上多费点心。但是，电视里丰富多彩的直观视觉太有吸引力了，当年我儿子那点自控力实在抵制不了。后来他看我写的东西在报刊上发表的时候，曾十分羡慕但并不当真地跟我：“爸，您再投稿时署我的名呗！”说这话虽然是自找挨训，但比对此不屑一顾还强得多。只要有了兴趣，奋起直追就不晚。我真希望待他到了我这般年纪的时候，也写出点东西来留给他的后人。
　　 他告别校门之后，在农电所上了三年班，那是我给他铺的路。但他最终辞去了那个曾使几多乡人刮目的岗位，怀揣着五百元钱，只身闯了北京。
　　 现在，他已经融进了京城大都市的怀抱里，工作，生活，人际关系，各个方面比在家乡还得心应手。当我听到乡人对他的评价又上了一个台阶的时候，高兴之余，我也偷偷地把给他的荣耀摘来一分贴到我的身上：也许是我的不算失败的家教，才使他有了今天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