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当听说我是以全乡第三名的成绩考入星火中学的，我有点不敢相信，就特意跑了十几里路去看贴在乡镇府大门口的大红榜，的确是在第三名的位置上赫然写着我的名字。这种超出我预期的好事，让我心里美了好长一个时期。
　　 从家里出发，去星火中学的那条砂石路足足有二十里，一路步行踏入校门的那一刻，没见过世面的我还是被这四排五列几十间高大瓦房组成的校园震撼了。在那时偏僻贫瘠的星火塬上，应该算是规模宏大的建筑了。听老人们说这所学校是建在一座文革期间被毁的庙址上的，那座“火星庙”曾是星火乡最大的庙宇，据说明清两代香火鼎盛，香客络绎不绝，甚至解放前还有较大的规模，文革期间被拆除，用拆除下来的木头盖成了学校。所以当我在仰望房梁时，总能看见各种各样奇怪的图案和符号。这也更增添了我对这所学校的神秘感。
　　 初一的班主任乔凤岗老师，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当时，少不更事的我就不理解为什么早已经过了退休的年龄，却还要耐着性子教我们这些不省事的顽皮孩子而自找罪受。他教我们的是植物课，全班几乎没有几个人会认真听他的课，但他每一堂课都讲得非常认真，板书写满了擦，擦了又写。而坐在课堂上的我们，干什么的都有，我常常在植物课上做别课作业的，或者看闲书，有的人干脆聊天、起哄。以致于在全校老师的眼里乔老师的课堂秩序是最差的。
　　 回家跟爷爷讲了乔老师上课的故事，没想到的是爷爷说很多年前在山里生活时和乔老师家是邻居。在一次写周记时，我写了一片关于我爷爷的作文，故意写上爷爷名字。一天，乔老师就叫了我去他办公室，问了我爷爷的情况，叮嘱我要好好学习。后来我就明显地感觉到他比以前更关注我的学习情况了，我有一点不好，他总要拿我这第三名说事：“你说你这个第三名是怎么考进来的。”
　　 尽管后来慢慢知道了不少关于乔老师以前的种种不幸遭遇，但这些都没有唤起我的怜悯之心。上了初二以后，他就没有给我们带过课了，却能常常在校园里看到他一头白发稍有驼背的身影。本该颐养千年的老人，却想着把毕生的精力奉献给自己热爱的教育事业。
　　 王君琪，是我初一到初二的语文老师，邻村蔡家塬人。总觉得在课堂上的王老师很容易生气，本来脸上皮肤黝黑，生气起来，脸就愈加的黑。王老师讲课声音低沉而沙哑，生气了就更加的低沉，有时就连坐在前排的我都听不太清楚。当面对老师的提问，课堂上鸦雀无声时，王老师总说我们还不如一个驴粪蛋蛋，如果他给每个桌上放个驴粪蛋蛋，他提问时，肯定都会动一动的。每次我都想笑，看看他那乌黑铁青的脸我还是憋回去了。
　　 王老师每个周末都骑着那辆飞鸽牌自行车回家，在学校，他那辆自行车我可没少擦过，几乎每两一两周就叫我擦一次。一开始我擦得很不开心，后来发现王老师叫去擦车的人都是班里语文成绩很好的人时，我就擦地尽心尽力了，连每根车条都弄得闪闪发亮。
　　 杨立君，是我初一到初三的英语老师，那时候英语老师缺乏，全校一共就两个英语老师，杨老师的英语课讲地细致认真，真可谓是尽心尽力，黑板上每一个字母都写得非常的美。我是不喜欢学英语的，主要是对于老师要求背诵的课文我老是记不住，每当课堂上要点名某某背课文时，我的脑袋差不多要埋到课桌底下去了，生怕被点到，好在基本上没有点到过我。
　　 教我代数的罗文玉老师带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厚厚的镜片背后是一副清瘦冷峻的面孔。我总觉得他对于教书育人这项事业可以用痴狂来形容，平时在校园里碰到他时我们都会选择远远地躲开，如果恰巧撞到他眼皮底下，他立马叫你立定站直，跟你讲作业那道题做错了，为什么会错，讲完了就会接上那句不知道讲了多少遍的话：“你多少得用点功，不要把家里的馍馍一袋一袋背来，再倒进西北角的厕所里，对得起你的父母吗。”跟我讲这些时，我装着很认真的样子，其实都当成了耳旁风。更让人无法忍受的是，有时在中午休息时间，他会突然冲进教室，站上讲台，也不管教室里有几个人，也不管有没有人听，他就开始讲他的代数，坐在讲台前第一排的我，常常被他带着韭菜味的唾沫星子溅的满脸都是。那时候几乎没人会念他的好，反而觉得他不正常。
　　 升到初二一开学，忽然间感觉校园里多了几位新老师，其中就有后来给我带几何课的杨纪科老师，那时候应该刚从师范学校毕业就分配到我们学校的，杨老师上的第一堂几何课我还记忆犹新，一开始是打算用普通话讲的，讲着讲着就会冒出一句方言来，讲了十几分钟后就索性改用方言来讲了。更让我们兴奋地是这一批年轻的老师里还来了两名女老师，年轻漂亮、衣着时尚，给沉闷的校园里增添了一缕靓丽的风景。我们都期待着她们能来给我们上上课，直到离开学校都没有等到，她们带的是低年级的英语和音乐课。没过多久时间，两位女老师居然都在校园里找到了自己的另一半，高挑的小马老师就比杨继科老师追到了手，娇小的小于老师则和另一个新来的男老师结成了伉俪。
　　 上了初三，景仓灵老师带语文课兼班主任，他一年四季都是带着蓝色帽子，一身蓝咔叽蓝咔叽中山装，却能穿得笔挺，整洁。他平时表情严肃，不苟言笑，看见他都会让我心生畏惧。但一站上讲台，进入讲课状态，他就眉飞色舞，立即像换了个人似的，引经据点、谈笑风生、口若悬河、滔滔不绝，他的课也是我最爱听的课。每有文艺节目，总能看到他和他那把板胡，能把古老的秦腔曲牌拉得如泣如诉。
　　 我给他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去一公里外的商店帮他买了一包大雁塔牌香烟，售价仅仅三毛二。
　　 三年的初中生活是清苦的，那时候交通不便，上学路上二十里的路程基本靠步行，学校里还没有学生食堂，我们只好自带蒸馍，夏季容易发霉，就三天回家背一次馍，冬季则每周回家一次了，但到下半周时，袋子里馍已经干得掰不开了。学校每天供应两次开水，每人手持一个特大号的搪瓷缸子就是我们的饭碗。用来烧水的不是锅炉而是一只废油桶横卧在锅台上，油桶底下就是炉膛。乔家沟的“乔师傅”负责每天拉水，烧水，到点再给排队等候的我们每人打一缸子水。有几次烧好了水“乔师傅”不在场，年少气盛的我们无惧滚烫的开水，一哄而上，抢着把缸子伸进油桶里直接舀水，所幸没人烫伤，但挤不到跟前的女孩子最后都没水喝了。
　　 烧水房边上就是老师的食堂，有时候，等到老师们吃完打着嗝走出厨房后，我们会溜进厨房，请厨师老杨打我一碗面汤，美美地享用一顿面汤泡馍。那是开水泡馍不能比的。
　　 冬季学校的宿舍里无比的寒冷，睡觉前把被子卷成桶状，整个人钻进去，等睡暖和了再脱去外面的衣服，总是穿着衣服睡觉，时间久了衣服的褶皱里就有了虱子，白天在教室做作业时，这些个小东西居然从袖子里出来跑到作业本上瞎转悠。
　　 在初三，从学习成绩看，我已经算不上好学生了，学校每届初三级都会留下一批学生重点培养，来年直接考取师范类院校，而不用再上普通高中，一旦考上，就会有家长牵一头羊到学校，千恩万谢。初三的最后一学期，校园里突然间盛传着以后大学生毕业后不包分配的消息，懵懂而又敏感的我们居然由此得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结论，读书已无大用！随之在关键的期末复习阶段没了心思去用功了。我没有读过书的父亲自然也没有读书可以改变命运的意识，在他看来读了这么多年书眼睛不瞎就行了，他已经谋划着去山里包几十亩地作为我以后人生奋斗的主战场。
　　 在初中三年里，我的文科成绩不错的，也自以为是有文才的，但却把这些文才都用来给老师和同学起绰号，我们常常根据老师的生理或者行为特点绞尽脑汁，为其冠名，我常常会因恰如其分的命名“才华”而得到同伴们的赏识，直到后来成人，才越来越感到不可原谅的沉重。
　　 每一个时代都值得记忆，每一个老师都值得尊敬！这些曾被我的无知亵渎过的老师有的已经离我们而去，他们辛勤、宽厚让我深感怀念和愧疚，我不能以年轻无知无怜悯之心来自恕，我将会永远怀念那段中学时光，老师们您的教诲将常驻在我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