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的心在儿女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此话不假。
　　 母亲唠唠叨叨了一辈子，常让我心烦，甚至觉得她有些低三下四。而今，我是如何地想她，她却早已是一具冰冷的化石。阴阳两隔，锦书何寄！
　　 母亲生在解放前，本姓崔。生父母一心想生个儿子，却一连生了好几个女儿，害气得了不得，就把刚够满月的母亲拱手送给了邻村一家姓李的，于是母亲便姓了李。
　　 兵荒马乱的年月，送个娃如蔓上摘了个瓜，不算罕事。蔓是蔓，瓜是瓜，再无瓜葛许是件好事。偏偏农村有讲究，说抱养的娃“身轻”——命薄，得有贵人提挚方可，于是母亲在她被送人的那天起就被拜生父母为干大干娘了。自然，我就有了一个干爷干婆。
　　 出了门的女儿泼出的水，而且是一个被送了人的贱女娃，干大干娘能给予她什么呢？当然，这只是我的猜测，因为在我出生时他们早已过世了，但我模模糊糊觉得事实本来如此。
　　 记得我穿开裆裤的时候，一个冬日上午，村子里有几个人各端着一粗瓷大碗洋芋馓饭，蹴在墙根晒暖暖，边吃边谝闲传。三谝两谝就扯到了母亲，说她命苦……这话恰好被正捉迷藏的我听到了，我就瓷呆呆地立在一旁。有个老汉看到我，嘴里吭吭的，用手捋胡子，沾在胡子上的馓饭糊了一手。接着，就有一个人说：“你老人家吭吭啥哩，那屎屁脸娃瓜着哩。你说，他晓不得！”
　　 我哪里瓜了？
　　 他们多像巷道里的闲狗，一出了门，就这儿闻闻那儿嗅嗅的，恶心。我眦了他们一眼。
　　 回了家，我就直截了当地问母亲她是不是还有个爹娘。母亲的眉头顿时拧了一个疙瘩，好几分钟没了言语。我一再催问，她终是说了个“没有”，口里噙了核桃似的，再只字未提。我无兴趣再问，她也从来不提。后来，父亲背地里告诉我，母亲的亲爹娘在我舅婆家的邻村；还说母亲的亲弟弟和他相好，曾在某县一所高中教物理，可厉害呢。
　　 我还有一个舅舅是高中老师啊！他一定比握锄把的舅舅强多了。我，一个小山沟里的孩子，最爱的是资料书上“鲤鱼跳龙门”几个字。可是，当脚踩着黄土地上的蹚土，一瞧母亲熬夜给我纳的一双黑绒新布鞋瞬间煞黄了时，心里岂止是失落与不自信！穷山沟，穷，穷！连吃的水都少得可怜，我哪里是鲤鱼呢？我，恐怕是庄脚下绿澄澄的腥臭的死水里的一只蝌蚪吧，黑得丑陋，长大了便是蛤蟆青蛙，吃天鹅肉呢。只要这样一想，我对亲舅就越加崇拜。但，亲舅始终神话一般的在我脑子里闪现着，直到他去世，我们都未曾见过面。
　　 母亲却不以为然。
　　 她的养父母，我的舅爷舅婆，在我出生前早已去世了，却一直活在母亲讲的古今里。李家一门几户，人丁不旺，大人多英年早逝，小娃多因脑膜炎痢疾等急症而夭折。自有了母亲后，如同天上掉下了颗星星，不止是稀罕，舅爷舅婆恨不得把她捧在手心里，又生怕她是雪花瓣儿一眨眼就化了。
　　 母亲每提起舅爷舅婆的苦楚，眼角总湿一片，每说起舅爷舅婆对她的疼爱，嘴角又露着幸福的微笑，倏忽间，眼里充满了无限的愧疚。她常给我说：“你舅爷舅婆一辈子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却把我当个宝，叫我吃好的穿好的。到过世时，都没穿过我的一双烂袜子……”
　　 她是说到做到的犟人，只认舅爷舅婆，与干爷干婆没有往来。至于我亲舅的能干，她必然无动于衷。再者，她又是个从来都不得“红眼病”的人。可她眼里就是容不下头发溜光，皮鞋擦得能照影儿，走路胸挺得像鸡公的城里人。她没读过书，半个字腿儿都不识，形容那些人没有确切的洋气词儿，只会说“咋和怪物一样的，不受看！”
　　 大抵是母亲习惯了土里土气的缘故吧，她不仅用黄土的纯和真来尺量别人，也来严格要求我和姐姐们。
　　 大姐二姐三姐出嫁得早，我很没有印象，清楚记得的是四姐和五姐。有一次四姐去城里走亲戚，亲戚说这么大的姑娘了还晓不得打扮，会让人笑话的，就顺便带她烫了发。当她兴冲冲地回了家，刚一迈进门槛时，母亲的脸霎时成了火烧云，四肢在抖，紧接着就劈头盖脸地骂四姐人小心大，跑到城里才几天就洋不洋土不土了。边说边拽着四姐的胳膊去照镜子瞅德形，还说看像不像个妖怪。最后，母亲硬让四姐窝在家里，还让她把头发捋了再捋，又扎了花辫子。五姐比我稍大。大概是九几年，农村里女孩子开始流行穿健美裤。有次五姐嚷着要买，母亲就厉声斥责：“买什么？你以为穿上那松紧裤就好看很？你瞧一下穿那裤的人，都长着条喜鹊腿，叽叽喳喳的，光是贱！”我小时欺强好胜，当过班长，揪过同学的耳朵，踢过同学的肚子。一次，人家寻上门来。母亲气急，拿了棍子撂我。我自以为是家中宝，没想到母亲却手不慈心不软，见状吓得我就一溜烟地跑，她紧追不舍，直到我认了错为止。
　　 她深爱的是黄土地，是山山洼洼和在土里刨吃的农民人。我的舅舅拿镢头挖了一辈子地，吆喝着牛驴犁了一辈子地，是朴实地道的农民人，母亲自然爱，把他敬到心坎上，疼到骨子里。
　　 上世纪六十年代，爷爷婆婆早已把太爷留的家产全吸了大烟，而母亲是真正的寒门子女，家庭成分好，因此母亲就“门当户对”地嫁给了父亲。直到包产到户之前，父亲和三叔都没有分家，一大家子好十几口人都在一个缸里舀水，一个锅里搅勺。
　　 父亲在外干公事，三婶裹着脚，三叔和大脚的母亲就是家里的主劳力，里里外外的柱子。母亲从地里干了活儿回来还得忙活着擀两大案板的杂面面条，煮一大锅。挣工分的人少，吃饭的嘴多。熟了后，她总要先给爷爷婆婆各盛满一碗稠的，再给三叔一碗稠的，然后给一伙孩子各一碗稀的，最后轮到她和三婶时多是清汤寡水。
　　 舅爷舅婆家是贫下中农，境况比我家强。舅舅常背些许干粮和柴火，走十里路来看母亲。而爷爷婆婆都是富门子弟，死要面子活受罪，又很瞧不起穷人，包括母亲。所以，一旦舅舅来，爷爷就上眼皮不抬下眼皮不展；婆婆也一猛吝啬到了极点，随在母亲屁股后，像个跟屁虫似的，形影不离，监视她给娘家人做了什么好吃的，或在窗眼里偷窥母亲是否把东西给了娘家。
　　 还好，母亲总是逆来顺受，好坏不出声气的。她也从未因为爷爷婆婆的“高照眼”而摔碟子摔碗，相反，她对两老的生活仍照顾得十分周到。
　　 懂事后，我时常想着母亲是生在旧社会、活在新社会的一个女性，应有自己的人格、尊严和做人的底线；但，这底线又是什么呢？
　　 我曾为她心怀不公过，埋怨过她自作自贱。可是，母亲一念叨起爷爷婆婆，就一会儿说他们的大好处，一会儿说他们的小过错。我实在捉摸不透她到底是想念还是怨恨。可是，只要一听那些令人“咬牙切齿”的事，我不由得火冒三丈，不耐烦地顶嘴道：“说啥哩！谁叫你自作自受呢？”母亲一个劲儿地，直直瞅着我，视线僵成了一条线，说：“哎，瓜子，父母是一层天，你咋能胡说呢……”
　　 我明白，她讲的是“父为子纲，夫为妇纲”的大道理，只是她不晓得这洋气的句子，而我太熟知这些大道理了，如顿顿喝米汤，早厌了。于是，我就反驳她旧观念老思想，可就是犟不过她，只好乖乖地，听她说天南地北的陈年旧事，陈谷子烂糜子一大堆。
　　 七九年下半年，庄里实行了包产到户。隔两年，爷爷婆婆先后离世。随之，父亲和三叔分了家。一时间，家具分了，粮食分了，地分了，连吃饭的碗筷也分了。三叔守了老宅，父亲母亲带着姐姐们搬到隔壁新院。院子里只盖了一座房，当了上房厨房又当卧室粮房；露天一个茅坑，没有大门。再隔两年，母亲生了我。那年，父亲45岁，已过不惑之年；母亲37岁，已熬过了她人生的一半。而村子里，和他们这般年纪的人都抱孙子了。所以，我的出生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莫大的动力和希望，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透支着他们的身体和精力。
　　 无奈，农民人得靠天吃饭，广种薄收。母亲就起早贪黑，忙了地里，还要顾及家里，像磨豆子的佬儿成天绕着磨盘转。
　　 我8岁时，父母请工匠盖了厨房。那年那时，村子里正缺水。白天，成十来个人眼巴巴地瞅着庄里仅有的一口小泉，眼儿流出的水粗得像绣花针一样细。母亲只好趁三更半夜的闲时，去六七里外的山沟垴里挑水。天擦亮，我揉着惺忪的眼，只见院子里好几缸水，再不多想就理直气壮地走进草棚里临时搭的灶房，锅台上总有一摞一摞的热油饼子，还有一大锅鸡蛋菠菜糊糊，这可是当时农村里的好吃的。母亲见我吃得香，还叫我书包里装上一两片，在学校里饿了吃。干活的匠人和帮工也吃得香，常夸赞母亲善良憨厚，做的汤道是庄里最好的，尤其是中午的面条擀得薄而柔滑，油汪，入味。母亲却不大喜欢吃，常等我们吃完了热剩饭吃，或用面汤做玉米面搅团吃，并得意地说热过三遍的剩饭比肉香，还说人的胃像石磨，五谷杂粮要换着来。我夹了一口尝，就是不香，一点儿也不香。
　　 后来，房子盖成了，她却中了邪风落了个歪嘴，愈加不爱吃好的了。
　　 其实，母亲一直这样异类，跟我进了城，住进了洋楼，每每有了好吃的，她总会口头禅似的，迸出一句话“我不爱吃，你们多吃些！”我不由地嗓门里冒烟，粗着声回道：“你能不能把自己当回事儿？一辈子了，不吃这不吃那的，光晓得洋芋香。顶啥用呢！”她一点也不赌气，却很生气，说：“哎，娃儿，你是没挨过饿！我们现在都活在面心里了，还挑三拣四个啥，造孽啊！”我一听“造孽”两字，嗓门里的烟更大了，头发都快竖起来了，鄙薄她有福不会享，专爱作贱。
　　 哎，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没办法。母亲就是这样爱作贱自己，住在洋楼上，穿得比乡棒还乡棒。我和姐姐们给她买了一件又一件上好的衣服，她就是不爱穿。不知多少次，我曾对她说换上新衣服，免得人家说我笑话我，她不是说颜色艳，穿上不敢示人，就是上午穿上，中午做饭时又脱掉。待我找时，已整整齐齐地挂在衣柜里了；问她，她说还是随身的穿着自在。
　　 没办法！住在洋楼上，十年里竟没有滋长出一点城里人的高姿态，仍是奴颜婢膝。老家里来人了，不管饥饱，先做上一碗荷包蛋，接着烹烹炒炒。近年来，她的耳朵有些不太好使唤，但老家里人住院了，她总是第一个听到的，哪怕忙得不可开交，也要抽身提一罐子饭，买几个油饼去看看。我实在看不惯了，便抱怨她太殷勤，胡拉八扯，操闲心。她并不生我的气，但从她的表情足以看出她的不悦。一旦有个机会，总不忘教育我做人不能忘本，说什么叫化子丢下要饭碗才几天就说话打硬了……
　　 的确，我是浮尘，风一吹就扬，不吹了就落；扬起来，不知天高地厚，落下去，知道了人间烟火；再扬，又忘了自我。
　　 母亲呢？一把屎一把尿把我们姐弟六个养大，又一把屎一把尿把我的儿女养大，还时不时地操旁人的闲心，生活成了固定的套式，就这样套来套去，寒酸着，套了一辈子。
　　 我一直觉得，母亲最幸福的时光是她弥留之际的一个多月。她静静地躺在西安唐都医院的病床上，每天能强咽下她牵在心上的儿子买来的饭菜，享受着一个母亲应有的待遇。尽管“母亲”的殊荣来得特别迟，但她很欣慰，满满的知足，之余又是自责，“娃儿，我拖累你了！”
　　 名人有钱人活着时写遗嘱，担怕有一天睡着了再不能醒来。我想，他们写时一定是恐惧的，忧伤的，思前顾后的。母亲半字不识，没有遗嘱，有的只是句真诚的叮咛：“听说人得了不好的病，咽气时，一口气熏人，熏到谁谁就遭殃害病。老年人说的，真的！你身子单薄。我迟早有一天会说不出话来的，那时，你要躲远点！”我忍着泪说：“甭想那么多了，一口气恁厉害的，迷信！”
　　 母亲临走时的一个小时，我坐在她身旁，摸她的脉，抚她的脸，给她喂水喝，她已不能言语，却能挥动右手。起始，我不懂她暗示什么。如今，我才想明白了：她是要我离远点呢。
　　 远，远到何处是尽头？再远，母子心相连，一头是冰冷的母亲，一头是泪水成冰的儿子。夜深，著笔到此，心碎！心碎！
　　 2019年1月10日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