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在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声中，我们被同一列火车拉到了那个荒山僻壤----二龙山屯。那时他比我大三岁，我应该管他叫哥哥。我们都是回民，论起来还有点远房的亲戚关系呢。但是长辈们不走动，见面时只点头打招呼而已。
　　 我们是邻居。他家在临街一个独立的小四合院。那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家庭，平时大门总是紧闭着。我们从他家门前路过，偶尔看见一位老太太----他的奶奶，在门口观望。老人慈眉善目，白发苍苍，和周围邻居热情地打招呼。他们家邻里关系很好，很受人尊敬。他父亲是个很有素养的先生，解放前在某个报社供职，解放后也一直在报社工作。他母亲是小学教员，曾经教过我们。他兄弟四人，知书达理，文质彬彬。他是老大，天津市重点中学的高中毕业生。
　　 到达二龙山不久，我去团部办事碰见他，寒暄中，知道了彼此所在，以后也没有更多往来，我在偏远的基层连队，他在团部机关做秘书，那是团首长办公的地方，不同于普通连队，不方便经常交往。
　　 一天，一个中学的校友跟我说他去世了，而且已经多日了。当时我很惊讶。为什么呢？那么好的兄长啊，我不敢相信是真的。
　　 我身在基层连队，不方便问询，按当时的我们所处的地位，我就是一个小排长，也不管不了别人的事。
　　 20多年后的1997年，我回访二龙山农场时专门打听过他的坟墓，想以回族的方式给他上坟扫墓。但是问了许多人，包括接待我们的副场长也不知晓。当时我就很寒心。在二龙山脚下我祭奠了其他战友，唯独没有他。
　　 为什么没有他的坟墓呢？我百思不得其解。
　　 去年在我们团的网站上有战友发了一个帖子，非常含蓄地介绍了他的情况，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
　　 刚到二龙山时他们学校的同学都分到了一营。由于他是六六届高三的毕业生，政治上要求进步，有德有才，不久就被调到团里做秘书并很快就解决了组织问题。出身书香门第的他，身材高大，浓眉大眼，是典型的酷哥美男子。他气质儒雅，颇具才气，很受领导赏识和重用。政治上一路顺风，工作上得心应手，生活上吃喝不愁，享受当地高级干部水平的待遇。
　　 那年春天，团部借调来一位女士，是位北京女知青，人不仅长得极端标致，而且绝顶聪明，写一手好字、好文章，开心的时候笑容特别灿烂，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讲，整个一个“阳光妹妹”！她活泼好动，喜欢体育，羽毛球打得贼好。
　　 同在团部工作，一个俊男，一个靓女；一个天津才子，一个北京佳人；一个稳重成熟的大哥哥，一个活泼灵巧的小妹妹，按照世俗的眼光，靓女与才子应当是铁定的绝配鸳鸯。
　　 尽管大哥哥长于小妹妹六岁之多，可是他们志趣相投，爱好一样，相互欣赏，比较谈得来。那里没有花前月下，也没有亭台楼阁。没有梨花院落的月色溶溶，更没有柳絮池塘的春风淡淡。他们的话题不过是农业学大寨，争取粮食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不过是谈革命理想，论志同道合；更深层次的，不过是说说马克思和燕妮的青年时代，聊聊列宁和克鲁普斯卡娅的战斗友谊。可是一男一女在一起是当时的大忌，何况俊男靓女又是那么被人暗恋和追求的呢。人们看不惯他们从容地在一起，欢乐地在一起。
　　 我们兵团建立初期，男女大防是金科玉律，任何“越轨”言行都被视作几乎与反革命同等的罪孽。各级领导三令五申：知识青年不许谈恋爱，男女不许单独说话。尽管有些人面兽心的所谓领导可以肆意蹂躏迫害女青年，可那时的政治气氛、兵团纪律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绝不允许男女青年单独在一起。很快，她哭着被退回了原单位。谁也不知道她究竟是为什么被退回去的？
　　 是她的单纯还是青春冲动？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影响了工作？还是他们有什么越轨行为？……
　　 过了几个思想上的朝代后，人们才知道，仅仅是他们经常在一起，于是他们被分开了。
　　 她被退回原单位时间不长，就离开了北大荒，是转插？是参军？还是上大学？反正她悄悄地走了……
　　 这个时候的他，已经25岁了，应该谈婚论嫁了。当地的青年到了那个年龄，孩子都有好几个了，可他还孤身寡人。一个大都市回族知青，在二龙山这个荒山僻壤，到哪里去找自己的另一半。
　　 后来领导给他介绍了一位家居北安的医务人员。经过几次见面交往，在那年春节他被邀请到女方家做客。期间女方家竟然几次以猪肉为主料招待未来的女婿。猪肉是回族生活的大忌。他家是信奉回教遵守回族习俗的家庭，他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种“礼遇”。就我所知北安有回族人居住，而且北安当时至少有两个回民饭馆，那里的饭菜在当时还是非常美味可口的。女方家如此无礼，使人费解。
　　 由于风俗习惯的不同，他受了委屈，回团后想和她分手，但她不同意，就到团里来闹。他是个极好面子的人，领导给他做工作，他还是不能接受，加上不可知的原因，人们无法知道他的内心世界。也许是怀念那位年轻美貌，多才多艺的小姑娘，也许是......于是他就以一种古老而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极富才华的年轻生命，皈依真主了。有人说，他死后是按照回族的礼仪，用白布裹着全身，好像是送回天津安葬的。后来，六团用极左的方式处理了这件事情，使得大家无话可谈。多么泯灭人性的时代！
　　 文革结束后。他的母亲到六团讨个说法，不知是怎样的结果。
　　 我想现在应该给他正名了，应该有个合乎情理的说法了，否则就显得缺少了人所具有的正常的情感和理性。想到此，我心情十分沉重。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这究竟是谁之过。
　　 这只是发生在40年前知青生活中的一件很普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