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９７年国庆节期间，我与战友乘火车重返我们的“故乡”?二龙山。
　　 有人说，二龙山是我们的第二故乡。然也。天津市是故乡，二龙山是我们曾经成长的地方；二龙山的水土养育了我们，我们是从这里长大投入社会的。
　　 金秋时光正是收获季节。我们带着丰硕的收获回二龙山。列车在飞驰。我的心也随之震撼。火车一到哈尔滨，就嗅到二龙山的气息了。绥化，绥棱，海伦，通北，随着目的地的临近，我们越发坐不住了。车过北安，我几乎就一直站在车窗旁，脑海里不断闪现出过去的一幕一幕。
　　 望着黑油油的土地，望着遍地的大豆、高粱，我激动了。朝思暮想的二龙山，今天我们回来了。曾任我们营长的农场徐副场长，曾任我们连长的农场基建科刘科长，专程来车站接我们。２５年的变化太大了，以至于我们擦肩而过时彼此都没辨认出来，重又返回原路找寻。当车站上只有我们二人站立等候时，从老远走过来他们二人，步伐慢了，停住了，眼圈红了，湿润了。四双大手紧紧握地在一起，“亲人啊，我们好想你！”
　　 听到我们要探亲的消息，他们兴奋不已，前一个晚上连觉也没睡好，就像期盼离乡归来的孩子。这时，老连长不容分说，拎起我们的提包，把我们拉到他家。他知道我们已经吃过午饭了，又硬是让我们到他家里再吃一顿家乡饭。见到陌生人来，两只狗狂吠不止，引得连长全家人都跑出来迎接我们。听说知青回家探亲，连长的孩子们都来了，比过年还热闹。院落里飘动着小鸡炖蘑菇的特有香气，那是连长夫人为我们做的家乡饭。
　　 连长夫人，一头华发，满脸皱纹，但是精神依然矍铄。从天不亮就起床，杀鸡宰鹅，一直忙到正晌午。大家进屋一落座，就打开了话匣子。我们滔滔不绝地问，连长接连不断地答，打听完收成打听收入，问了乡亲又问子孙。当听说许多人已经不在人世时，我们有些吃惊，他们过世太早了，我们还没来得及问候，还没有报答他们的恩德呢。想到此我不由得潸然泪下，酒水和着泪水一起下肚，辣又有些苦涩。
　　 满满一桌东北菜，喷香一壶大荒酒，唠着一腔东北话，点着一锅儿蛤蟆头（东北烤烟）。家乡啊，家“香”??我体味到。
　　 晚上住在总场招待所，与连长一个房间，依枕无眠，我们唠呀，聊呀……
　　 从连长１９６９年初到我连，斥责我们背地里唱“十五的月亮升在了天空”……
　　 从老指导员调走，继任者欺上瞒下，为非作歹……
　　 从我暴打副连长，营长发怒，命令我全连大会作检查……
　　 从贫下中农威风凛凛掌权，到包产到户，个人发家致富……
　　 直到夜深人静，月上中天。
　　 二龙山的夜静悄悄，只有飒飒秋风敲打着窗户轻轻作响，伴着我们彻夜长谈。沐浴在温柔清凉的空气里，我酣然入梦。那一夜，我梦见自己长了翅膀，在二龙山的上空飞呀，飞呀……
　　 二龙山的水滋润了我，二龙山的亲人养育了我，在二龙山肥沃的黑土地上，我扎下了深深的根。二龙山的下乡经历，是我后来学习、工作、事业、生活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动力。每每在我成长发展遇到波折、坎坷或处于低谷维艰时，一想到二龙山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就鼓足了勇气，坚定了信心。“还有比二龙山生活更艰难的吗？”实践证明，没有二龙山的经历，就没有我今日的成熟。我能不由衷地感谢二龙山的父老乡亲和那片深沉的黑土地吗？
　　 ９月３０日，二龙山的蓝天格外晴朗，绿水格外清澈，阳光格外温暖。脚踏着熟悉的黑土地回连队拜访亲人，我们也格外高兴。
　　 当老连长领我们走进老牟排长家的院子时，他老正和孙子背对着我们干活。“老牟，你看谁来了？”
　　 老牟转身瞧了瞧，“是你啊，老刘。”“是啊，还有两位呢，天津知青。”老牟怔住了，仔细端详我们半天，终于认出了我们。
　　 老牟已经70多岁了，身板依然硬朗挺直。他有２女６子，可谓儿孙满堂，人丁兴旺。这个家庭可谓全连首富，不比城市家庭生活差。身边守着的大儿子在队里承包了几百亩土地。大儿媳是双鸭山知青，现已落户扎根，为了方便大伙，自己开了个小店，食品杂物，日用百货，应有尽有，小小资本最少也有七八千元。二儿子是全连有名的能工巧匠，儿媳是全连最老实的老蔫之女。他们居住的房间是兵团时期的大食堂，一分为四。80多平方米的住房分为寝室和客厅，全一茬的水曲柳地板地。屋里崭新的桌椅床柜等家具，铝合金门窗装修得严严实实，且富丽堂皇。隔壁的汽车库，存放着私家的汽车，每周去场部两次，可以拉上乡亲们，当然要花钱了，不过费收得合理，钱花得高兴。另外一间大屋是木材加工车间，30多平方米的面积安置着加工木材用的电锯、电刨等系列工具。院子干干净净，整整齐齐，俨然一所别墅。这是个小康之家。吃不愁，喝不愁，花钱也不缺。看到他们的生活，我仿佛就看到了二龙山人的希望。
　　 “老牟的晚年太惬意了，无锡、哈尔滨、上海常常游，山东家乡尽情走，真是好日子呀。”老连长说。
　　 与之相反的是李秀英家，境况惨淡。李大姐领我们走进家门，指着墙上挂的那面镜子说：“我搬了几次家，柜子桌子都扔掉了，就留下这面镜子，我舍不得。”那面镜子是我们１９７３年离开二龙山时买给她留作纪念的，至今仍然保存完好。听着此话我凄然泪下。多么真挚的友谊。她时时刻刻在惦念我们，记着我们。这是一面心灵的镜子，折射着纯净的灵魂，照耀着朴实的人们。
　　 １５年前，她丈夫老王病危，临终时拉住李秀英的手托嘱：５个孩子，３个大的都能独立，将两个小的交给山东老家大伯那儿，你就走道吧。李秀英心潮翻腾，说不出话来。老王舍不得离开，直到李姐告诉他，你就放心吧，我一定把他们都拉扯大，我不会走的。这时候，老王才长吁一口气，闭上了眼睛。
　　 老王是位革命功臣。１９４８年他在山东老区入伍，跟随解放军打天下，先后参加过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抗美援朝，后随军转业到北大荒。他在部队多次立功受奖。老王勤恳老实，平时沉默寡言，埋头干活，除了一支大烟袋时常拿在手里，叼在嘴上，永远也吸不完，再也没有其他嗜好。记得我初到连队的那个隆冬腊月，北大荒天寒地冻，是他亲手教我编篱笆。那时候，他有哮喘病，还是坚持劳动，尽管一镐刨下去只不过是一白点，但是每天照例完成十几个直径２０厘米、深３０厘米的坑用来埋篱笆，他就是这样自觉地默默无闻地工作着。
　　 李秀英是个刚强的女性。１５年前，其长子２１岁，其他几个孩子都未成人，李姐硬是靠着那种拼搏精神闯过来了。如今孩子们都已成家立业，李姐也老了，满脸皱纹，头发零乱，双眼无光。当问到她生活来源时，她叹息着低下头。老王过世后，队里按照规定（解放前参加工作的老革命遗属有补助费）说是每月可发给李姐６０元，可是两年没发了，找到队长，队长却说：“你别逼我好不好？”队里没钱，发不出来，就算了，也没有要花的钱，就是买粮、买佐料，孩子们给点也就够了。平时，孩子们送菜，送柴，挑水，如果有力气，李姐还能帮别人打工，挣几个钱。
　　 听到这里，我被感动了，我恸哭了，连忙掏出４００元钱送给李姐。是敬佩？是怜悯？是奖赏？还是资助？我也说不清楚。但我清醒地知道，在我面前矗立着一座高山，挺拔着一棵青松。她执意不肯收下，大家劝说，她才认可。她也泣不成声。
　　 从山东老区走出来又来到北大荒建功立业的人民，你们是何等高大，你们与党与国家一脉相承，息息相通，甘愿为之献身、拼搏。不是你们愚昧无知，不是你们自甘贫苦，是你们品德高尚，是你们与党同心同德。
　　 我们在队里还拜访了屠士发。
　　 老屠是上海人，１９４８年在上海加入旧军队，后在辽沈战役中被人民解放军解放过来。东北三省解放后，部队被派往北大荒开发建设，老屠随之而来。老屠性格爽快，办事认真，直言不讳，只要是头脑想到的，他当说不当说的都说。文革期间，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年代，当然不许老屠这样的人乱说乱动，因此被好整一顿。文革结束后，组织上给他平了反。孩子们大了，都参加工作，生活逐年好起来，老屠也在家里颐养天年。夫人朱姐精心照料生活。朱姐是位可敬可歌的人物。老屠１９５９年回上海探亲，与比他小１0岁的朱姐成亲，随后朱姐就来到了当年荒山僻壤的二龙山屯，一扎根就是４０年。她把一辈子交给老屠，同时，她也把一生、把最美好的青春献给了北大荒，无怨无悔。现已年近花甲的朱姐，透过苍老的面容，健壮的体魄，仍能显现出当年大家闺秀，窈窕淑女的风韵。
　　 谈起现在的生活，老屠依然直言快语，滔滔不绝：“我现在退休了，工资百分之百，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吃喝不愁。前几年还常回上海看看。”
　　 离开农场的上午，我们专程去了二龙山墓地，那里长眠着二十几位知青战友。我们仔细找寻。坟墓被枯萎的野草埋没了，冷落，凄凉。有的近乎夷为平地，只竖着一块木板，名字依稀可见；有的一冢黄土，碑牌荡然无存。当地人家的坟墓每年都有亲人祭扫，而我们的这些已化作尘土的战友却无人过问。这里埋葬的，不仅仅是战友的躯体，还有他们如火如荼的青春。亲爱的战友啊，你们受委屈了。冥冥世界的战友们，二龙山留下了你们永恒的二十多岁，我们这些生存者不会忘记，历史也不会忘记！尽管我们不能每年来祭扫，但是你们在我们心中永存。
　　 二龙山再见，我还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