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匣子”之忆
　　 早在1958年，我们村我们队的上空，就曾响起过广播喇叭的声音。那年秋后，全村（时称作业区）的劳力都集中在我们队搞秋翻。秋翻工地上有一个用炕席围起来像个小房子似的指挥部。炕席用四棵木桩支撑着，其中一棵较高的木桩上，挂着一个广播喇叭。它就像书包那样大小，人们就称之为“小匣子”。这棵高木杆与从远方排过来的一棵一棵的木杆用一根铁丝在杆头连成一线，这根铁丝一直伸进指挥部的“屋里”，连接到桌子上的一架电话机上，并且又连接到那个“匣子”上，匣子的另一个接点，缠到一根插进地里的铁丝上。那时候，我也有幸是秋翻大军里的一员，不过是以学生的身份参加的。广播喇叭第一次播出的是《社会主义好》的器乐曲。在那人山人海的工地上空，显得那么高亢激越，以至在五十多年后，那场景犹如在我的眼前。当时不要说我这个小孩子，就连大人，也都对那个小匣子感到新奇，在午休的时候，围着它看，可惜谁也讲不出它的奥秘来。直到今天我都没搞明白。在那个时候，不要说工地，就连那部电话机的“总根”乡政府，也还没有电，那个借助电话线使用的现在看来是最为简陋的“舌簧式喇叭”，是怎样发出那么响亮的声音的。秋翻结束后，那趟电话线和那个摇把子电话机、还有那个小匣子，就都留给了我们队里。
　　 在那以后的几十年里，上级又几次集资办广播。最后一次是1982年，我竟然荣幸地成了我们村那次工程的经办人。1975年冬我们村（当时称大队）通了电，通电之后，大队购置了两台150瓦特电子管扩大机，给每个小队安了一个15瓦的大喇叭，并且绝大多数人家也通了小喇叭。但是几年下来，通往各队和各户的设备杆折线丢喇叭坏，已近瘫痪。这时候我刚好被提拔到大队当电工，为了压缩“非生产人员”，让我兼管广播线路设备这一摊。瞧瞧，我干的活竟然属于“非生产”！两样工作合起来，年工资三百块，还抵不住一个中等社员，减轻农民负担嘛！这下我的头上有了两个业务主管：农电所和广播站。农电所正抓低压电网改造，广播站正抓广播喇叭户户通。好嘛！误了谁的事也不行。这一年忙成啥样也就别报辛苦了，最后结果是两边的任务都完成了。其中广播这一块，各户全部安装了带有拉线开关的动圈式小喇叭，音色好，愿不愿意听自家还能控制。可惜到了第二年，生产队就解体了。土地承包给各户，不用你通过广播发号施令了，再加上各式无线收音机的不断出现，小匣子以及广播线成了没用的淘汰品，都扔掉了。
　　 因为与我村有线广播有“最后之缘”，我没舍得把我家的小匣子扔掉，连同扩大机的几个备用电子管，一同收藏起来，直到如今。
　　
　　 二、女儿的遗物锁边机
　　 上世纪八十年代，服装裁剪曾是热门行业。我的女儿那时才十几岁，正上小学。一次我们父女闲谈，她问我上学与前程的关系，我说：个人前程与上学多少没有必然的关系，条条大路通光明。她说：那我就不念书了，早点做活。很随意的一句话，让她做出了重大的抉择。就这样，她在小学的最后一个暑假里，去学了裁剪。在我们临近的榆树台镇和金山乡的两个私人培训班上进行了短期的“进修”之后，很快就成了能独立操作的成手。“毕业”回到家里，立刻就让我给她做开张准备。家里原有一台缝纫机，找木匠做了一个大案子，再买上些球线、钮扣、拉锁、软尺、直尺、标尺、剪刀、画笔等用品，就可以接活了。但是最缺的是一个大件：锁边机。刚刚宣布开张，还真就接了不少活。我女儿只好把她裁剪好的布片子拿到别处去给锁边，每锁一件衣服是三角钱，没等挣钱就得先花钱。花出去的钱虽然不多，但是往外跑总不如自家有方便。我女儿就总叨咕：我爸也不知啥时候能给我买锁边机呀！
　　 买锁边机就必须上四平，那是离我们家最近的城市，但也足有百里之遥，再近一点的地方没有卖的。而那个时候我非常忙，抽不出时间来，就一天一天地拖。总算在春节期间的空闲里，我骑自行车到四平给她驮回来一台天津产佳佳牌锁边机，给我女儿都乐得跳了起来。这活干得就更来劲了。
　　 后来我的女儿出嫁了，这些设备也都成了陪嫁品带到了婆家，在那边继续发挥着作用。万般不幸的是，我的女儿在结婚四年后因车祸摔瘫了，成了一个生活都不能自理的废人。缝纫机锁边机在她那里也都成了使不着用不上的摆设。睹物反倒伤情，女儿让我拉回来，若有愿意要的买主，就把它卖掉。可是，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日益提高，舒适美观的成品服装已经把裁剪行业彻底击垮，现在谁还做衣服穿？缝纫机在我家还有点用处，我可以用它来缝补破烂；而那台锁边机别说卖钱了，白送人都送不出去了。
　　 2012年11月3日，我的女儿在瘫痪了十六年之后不幸病逝，锁边机成了她的遗物。我每次看到它，睹物思人，心里都像刀割一样难受，我的女儿不是不爱读书，也不是读不好书。这是我最感负疚的事情，也是她后来最感遗憾的事情。我对不起她。从她出徒到出事的几年间，她做了数百件服装，第一件作品是给我做了一条裤子。那条裤子我至今保留着，成了最珍贵的纪念品。而这台锁边机，我就更不能随便处置它了，就当个古董留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