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我不能不想一个人，不能不写这个人——王运正。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他伴随着温州模式的问世和发展，历任省委常委、温州市委书记袁芳烈的秘书，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主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室主任，永嘉县委书记，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市政府副秘书长兼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务副主任等职，为温州模式的问世和发展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为温州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尽了大力，许多事情都是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开先声之举。但由于当年工作性质的原因，尤其是历史所造成的不公，他出力甚大却默默无闻，作为甚多却不为人知，贡献甚大却鲜有声名。
　　 我与王运正有缘。1987年7月12日，中共温州市委发文，任命王运正为市委办公室主任、沈光彩和我为市委办公室副主任。一纸文件，将我们联结在一起，并在他领导下担负起市委领导交托的各项工作，共同投身于温州改革试验的潮流之中。这也让我逐步知悉了这个为人正直正派、极具改革意识和很有工作魄力的汉子。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近30年的时间里，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他都是温州模式的积极助推者，温州改革开放的坚定促进派，留下了一个个值得历史记取的足迹。现乘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机，特此拾取王运正与温州模式和温州改革为伴的若干纪事，作为向大众的一个汇报，对历史的一个交代。
　　
　　 一、温州模式公开问世的幕后助推者
　　 王运正对温州农村改革的第一个贡献，就是在幕后默默地助推了温州模式的公开问世。这为社会各界所不知，也为专家学者所不知。这并非一句空话，而是有史实为证。
　　 他的第一次幕后助推，就是按照当年市委书记袁芳烈的交代，于1985年初审阅了郑达炯起草的向浙江省委和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报送的《中共温州市委关于温州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情况的报告》，赞同并肯定报告中所提的“模式”之说，使这枝幼苗得以保存与培育。
　　 郑达炯在这个报告里，以“模式”的视角，对温州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新路子，作了一个崭新的概括，说“这种‘模式’投资少，周期短，见效快，效益高，致富面大，而且船小掉头快，能适应市场变化，有利于积累资金和培养人才。几年来，温州农村采取这种‘模式’，收到了令人满意的效果。”王运正对此具有强烈的共识，在审阅时对此加以完全肯定与赞同，支持用“模式”来概括温州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新路子。当袁芳烈问他可不可以提“模式”时，他明确地回答“应该没有问题”，江苏有个“苏南模式”，浙江也可以有一个“温州模式”。作为秘书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市委重要文件的主要起草人和审稿人，袁芳烈书记对王运正有一种特别的信任。他的回答，自然也更为坚定了袁芳烈书记的态度，很快就签批了这个报告。这是在温州市委市政府的文件里，以及其他有关的调查研究和学术论文里，就温州农村发展商品经济新路子，第一次正式讲“模式”，第一次向省委和中央报告“模式”。作为参谋助手，他促成了市委书记的决策，虽然没有明确提“温州模式”，但为“温州模式”的公开问世奠定了重要基础。
　　 第二次幕后助推，是更为直接的公开问世助推之力。这就是向当年解放日报记者建议用“温州模式”来概括温州农村发展商品生产的新路子。首次向社会披露此事的，是2002年5月13日《温州商报》的《17年17人》报道，该报采访了当年和解放日报国内部主任张也平一起来温采访的解放日报记者桑晋泉；2008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温州媒体再次采访了率先公开报道温州模式的桑晋泉。桑晋泉在这两次接受媒体采访时都回忆说——
　　 “在温州十多天的采访，我们听到和看到的，有正面的，反面的，歌颂的，贬斥的，很多内容可以公开报道，也可以作为内参。在为确定主题而犹豫时，当时温州市委办公室副主任王运正告诉我们，最近一些经济学家考察温州，研讨温州现象，有的专家提出，温州农村发展经济的道路，是不是可以成为‘温州模式’？这番话一下子让我们茅塞顿开。在‘温州模式’之前，已经有了一个‘苏南模式’，苏南经济是一种集体经济，产品主要为大工业配套，其口号是走共同富裕大道路。而温州则是个体私有经济，产品以小商品为主，直接面对市场，更多地强调让一部分先富起来。这样的做法，在当时存在很大的争议。”
　　 桑晋泉说的王运正一番话让他们“茅塞顿开”，这就是告诉人们，是王运正的提醒和点拨，才引发了他们的新闻敏感性和政治敏感性，在报道和评论里首次公开提出了“温州模式”。不仅如此，他又建议张也平、桑晋泉再去采访时任温州农委副主任李仁续，目的是促成温州模式的尽快问世。李仁续在2008年和2018年的回忆文章里，对此也有明确的记述：
　　 1985年5月初，《解放日报》记者张也平、桑晋泉到温州采访，原本是想采访温州的对外开放的，记者先到市委办公室找王运正副主任了解温州改革情况，王运正又特地推荐他们来找我，让我谈谈对温州模式的看法。当时我写的《温州模式的要意和实践》初稿已成，得知解放日报两位记者的来意，就根据文章的内容，就温州模式的内涵、特征、优势和形成的客观必然性，谈了自己的看法，详细地介绍了温州农村家庭工业、专业市场和商品生产等情况，并向他们提供了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作等数据。离开不久，《解放日报》就公开报道了“温州模式”，轰动全国。
　　 我为此曾问王运正：你为什么要向解放日报两位记者推荐李仁续？他的答复是：在我工作接触的范围内，什么人有什么看法我较为清楚，叫响“温州模式”至关重要。李仁续是市农委副主任，长期从事温州农村经济发展的实践和研究，对温州模式有更多的考量和研究，并能提供更多的资料。
　　 如果说王运正的介绍使解放日报两位记者“茅塞顿开”，那么李仁续的介绍就使得解放日报两位记者感到“水到渠成”，不仅写稿有了更扎实的材料，而且增强了公开提出“温州模式”的胆识。1985年5月12日解放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标题，就是《乡镇工业看苏南家庭工业看浙南──温州33万人从事家庭工业》，并在报道和评论里两次提出了“温州模式”。可以说，“温州模式”的公开问世，王运正在默默地尽了自己最大的助推之力。
　　 这个助推之力，相当及时，相当重要，相当给力。从温州模式公开问世的历史来看，这个助推之力是与温州模式的公开问世直接相关的。可对这个助推温州模式公开问世一事，王运正从未对别人提起，社会上对此也一无所知。若非当事人桑晋泉亲口透露，恐怕就要尘封历史了。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的时候，我们要向社会大声报告这个不可或缺的助推之事，让历史记住这个默不作声的幕后推手。
　　
　　 二、温州改革试验的探索实践者
　　 王运正对温州模式的一大贡献，就在于他是温州试验区改革试验的
　　 积极探索者，也是一位重要实践者。他不仅参与和主持改革试验重要文件的起草，参与改革试验重要政策的制订和实施，而且大胆开展和实施有关传统经济体制的改革。
　　 作为温州试验区领导小组成员，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公室主任，王运正担负着改革试验的一定领导责任和繁多的日常工作。自1986年到1989年，他参与了温州试验区的主要工作。每一次重大调查，每一个重要文件的起草，他都是重要参与者和起草者；每一项重要政策的实施，他也是重要的督促实施者。
　　 王运正思维严谨思想解放。根据万里副总理的指示和省委的要求，温州市委于1986年8月，向浙江省委呈交了《关于建立温州试验区有关问题的报告》，“报告”分为五个部分，一是温州经济文化发展的简况，二是温州经济发展的特点和试验的有利条件，三是试验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四是试验工作的实施步骤和争取达到的目标，五是要求上级支持和帮助解决的几个问题。王运正是参与了这个重要报告起草的。在“试验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这部分内容时，他在试验主要内容安排上，放在第一条的就是“放手发展个体经济、合股经济和私人经济，让农民企业家和经营家出头去干，”提出了5个方面的要求，一是承认和肯定他们的地位和作用；二是允许他们雇工经营并不受雇工人数的限制；三是承认挂户经营的合法地位；四是保障私人经济的合法权益；五是采取鼓励长期投资的政策。当时对“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定性，依然还是一个“补充”，政策上依然还只是一个“允许”，雇工只能在7个人以下。他在起草文件时提出“放手发展”，承认他们是“农民企业家和经营家”，保障私人经济的合法权益，完全可以说是一个超前的境界，超前的改革。他在主持起草市委1988年1号文件《进一步解放思想进一步解放生产力把我市的改革试验推向深入》时，改革试验的指导思想、改革目标、实施方案、工作步骤、落实措施都具有前瞻性与操作性。如此等等，难以一一述说。
　　 自1987年初到1989年底，王运正在制订温州试验区各项政策中，特别在制订挂户经营、私人企业和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的三大政策中，都发挥了相当重要作用。诸如在制订农村股份合作企业的政策前，他和调查组的其他几个人一起，于1987年7月11日至24日，在市委书记董朝才的带领下，深入瓯海县永强区、瑞安县塘下区、平阳县鳌江区、苍南县龙港、金乡区的10多个乡镇、20多个企业，对当时农村大量的合伙企业进行了实地调查，召开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广泛听取各县领导、乡镇干部与企业主的意见。作为市委书记的重要助手，他一路调查一路思考，一路与书记交谈，弄清了这类企业的性质，既不是个体也不是集体，从资金投入方式上看具有股份制的特点，从投资者直接参与劳动来看又带有合作者的特征，但肯定不是传统的农村合作制。到底该如何定性呢？王运正、宋文光等人多次与市委书记董朝才进行探讨。当在到龙港的面包车上，董朝才书记说是否叫做“股份合作企业”时，大家认为合适，因此这一体制性质得到了确定，立即着手起草政策规定。王运正积极协助宋文光（宋负责试验区办公室），很快拿出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方案，经市委常委会讨论通过，由市政府颁发实施，成为全国农村第一个股份合作企业政策规定。
　　 自1990年到2003年，王运正先后担任永嘉县委书记、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常务副主任，再到市政府任分管工业交通的专职副秘书长。在主政或主持一方工作时，不仅制订了一批深化改革试验和对外开放的政策，还实施了一批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工程。这里很多事情都很富有开拓性创造性，甚至走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前列。限于篇幅，这里就只说一个全省率先之举的改革：永嘉县工业管理体制的改革。
　　 永嘉工业管理体制改革，是一个重大突破。王运正到永嘉任职不久，发现全县5000多家企业由县计经委、县二轻局、县乡镇企业局等20个部门分别管理，形成了多头管理、部门分割，各自为政，相互扯皮的状况，严重制约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也成为虚假广告的滋生与泛滥的重要原因之一。王运正决定改革工业管理体制。为此，县委、县政府组织了一个10多人的调查组，进行了历时3个多月的专题调查，先后召开了30多次各种类型的座谈会，提交了三套改革方案供比较选择。王运正亲自挂帅，成立筹备组，经过一段时间运作，决定实行由一个部门对全县国营、二轻集体、乡镇集体、股份合作、私营工业企业和个体工业户实行统一审批、统一管理、统一收费，分级行政管理的办法，于1990年底成立了永嘉县工业经济委员会。
　　 这就是在温州、在浙江创建了一个县级工业经济管理的新体制。新体制很快就见到了成效，引起了市里、省里以及全国性媒体的关注——
　　 1991年8月18日，浙江省人民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和省体改办公室以《县级工业管理体制改革的可行方案——永嘉县探索建立全社会工业管理体制的情况调查》为题，对永嘉工业经济管理的“改革缘由、方案概述、运转效果、价值意义”作了认真剖析，给予充分肯定。为此，发了［1991］第9期专题材料，报送省委省政府和省人大省政协各位领导，省有关委、办、厅、局和十一个地市委、各个市政府和地区行署，以及各市地经济研究中心和体改委，将永嘉这个改革成果向全省作了推广。1991年10月3日，北京的《改革时报》则发表题为“审时度势敢为人先”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向全国介绍推荐了永嘉的工业管理体制改革。
　　 这是温州改革试验的一个重要成果，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重大突破。突破旧体制已经十分艰难，而当时又处于一个“治理整顿”时期，很少讲体制改革，因而这一突破的艰难程度也就更大。王运正之改，敢于碰硬，敢于克难，可谓是改革沉默期温州改革试验的鲜艳之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