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可那个“水”字，却曾经狠狠地折腾着我家乡的父老乡亲。
　　 我的家乡是一个频临大海的滨海平原，曾经就是一个盐碱地，一逢阴天，地面就向上冒着洁白的盐硝，所以从家庭的浅井取出地下的井水，又苦又咸，不能够食用，只能够食用外使用，而人们的食用水只能够到村庄南边的那条河里去挑。
　　 村南的那条河叫做“车轴河”，是一条泄洪河，西起隋唐时就开挖出的那条盐河，蜿蜒奔腾了四十公里后，东流入海。因此，车轴河的水位有着一个随潮汕升降的特性，退潮时，泄洪的闸坝提起，放流东海，而涨潮时，闸坝又放下，再储蓄河水。周而复始，使得河水特别干净而清澈，不仅可见河中那些翠绿的水草的飘逸之态，连鱼游、虾行、蟹爬都时常可见。同时，上世纪八十年代前，工业欠发达，环境保护得十分好，河水既无污染，而又天然地甘甜。
　　 有河就一定有河堤，那是为了保证河水造福人们的同时，也是为了防止它“脱缰”后的肆无忌惮。村庄南边的河堤曾经是夯土而成的，多年的加固和维修，足足有五十米宽，高出河床大约有十米。水滨和岸坡又生长着将近二十米宽的、密密匝匝的芦苇，加上岸边密密地栽种着粗大的柳树，形成了一道厚厚的、绿色的围墙，遮挡着车马行驶而扬起的尘埃。
　　 为了方便人们天长日久地去河里挑水，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就铺就着三个码头，清一色的十米多长、一米多宽、六十公分厚的青石板，顺坡而下地从河堤一直延伸到河面十几米处，无论河里水位如何、是否枯竭，人们都可以随时去挑水。浸没在水中的石头的表面，早已滋生着一层翠绿色的青苔，恰似包覆一层天鹅绒，还神韵地点缀着无数粒玛瑙般的田螺，从而也说明了水的质量很好，完全符合饮用标准。
　　 挑水吃的年代，家家户户都少不了三种物件：一根早已被肩膀磨得光滑铮亮的扁担；一副用既轻巧、又耐潮湿的、带有提把的水桶，大多是用劲木箍成的；还有两口高和粗都在一米二左右的大水缸；同时它们似三个兄弟一样，整天几乎形影不离地存放在烧锅屋（土语：厨房的意思）里，而水缸的盖子上总是放着用成熟的葫芦锯开的、一破为二的水瓢。之所以一户人家往往要存放着二口水缸，那是因为从河里挑回来的水，再清澈也难免会有些许杂质，首先要将水桶里的水倒进那口放了适量明矾的缸中，进行二天的沉淀处理，待水彻底澄清后，再用水瓢舀进另一口缸中，供家庭食用。
　　 因此，每一次挑水前，就多了一个刷缸的序程。刷缸，要保持缸中有一定的水，不仅要将缸内四周和底部全都刷干净，同时还要将缸移到院子里，将缸扳倒，倒掉缸中的一切后，再移回原来位置。所以，为了移动方便，制缸师总是把缸设计成口大于底的直径。另外，在供家人食用水的那口缸中，为了安全，聪明的人家总是在缸中养上几条小鱼，长年监测着水的质量，一旦发现鱼死或者不正常，就会立即处理掉缸里的水，确保家人的安全。
　　 在土地归生产队公有并集体种植的年代里，男劳力都要去上早工，而负责家中去担水的人又大多是他们，总是要在天刚刚麻花亮的时候，担着水桶去挑水，同时也是因为河水经过一夜的沉淀，显得特别清澈和干净。一根扁担二个大桶，强壮的他们行走起来快步如飞，来到河堤就放下扁担，提起双桶几步就走上码头，“咕咚”二声，直接将水桶抛进河水，然后双臂一用力，就将水桶提出水面，就势一转身后就快步地冲上了河堤，拿起扁担，一低腰就担起水桶，一路小跑地往家里赶去。
　　 来到缸边，扁担的靠缸远的一头降低，同时也抬高的另一头上水桶，当水桶高过了缸口后，一偏腰就将水“哗”地一声倒入了缸中，再一转身又将一桶水倒入缸中。接着继续出门去挑水，一口缸往往需要五到六担水，才能够装满。
　　 倘若是家中的男劳力出门在外，那就苦了家庭主妇了，好多妇女只能够用体积小一些提桶，他们首先用水瓢将水桶装满，然后为了防止途中水面震荡，还要摘取几片芦苇的叶子，在河水中洗净后放入水桶，最后再莲步风生地来来往往；倘若在途中急匆匆地相遇，看不清是谁，就是一句：“你早！”后，就消失在对方的视线里。回家后，将水先用水瓢舀一些水到缸里，再将提桶里水全部倒入水缸。然后再一溜小跑地来回穿梭，表面上看是生怕迟了就会淡了许多月华，其实，如果真的迟了，就错过了挑水的时段，水就不怎么干净了。因为很快就会有勤快的妇女到码头上，去浣洗衣物。
　　 我曾经在《车轴河之夏》那篇散文中，这样描写过那码头的：一到了早晨，车轴河水里充满着欢声笑语，悦耳动听。大姑娘、小媳妇纷纷提篮拎桶，踏上那三个用青石板铺成的码头上，去浣洗昨夜换下的衣物，长长伸入河面的青石板上，不宽的石面上往往会蹲着七八个人，远望，恰似栖息在电线上麻雀，叽叽喳喳着欢乐的话儿，让河水也笑开了颜，爽朗的笑声溅起潋滟的波光，不断地向四面扩散，惊醒一河美梦的船家大哥，迅速地唤起船娘，荡起双桨，溜圆的撒网凌空而起，唰地一声落下，河面顿时绽放出一朵巨大的银白色的金丝菊，捞起了活蹦乱跳的鱼虾，也捞起了船家的幸福生活。
　　 水，人们无时无刻都离不开水，可以说水是生命的源泉。居住在集镇上的人家，在没有通自来水的时代，同样也需要挑水吃，可，由于集镇上的人家大多经营着生意买卖，一大早就需要打理生意，常常顾不上去挑水，只能够出钱去买水，于是在三百六十行中，就多了一个行当，出现了挑水卖的行当，虽然一担水也就是一、二分钱的事，但，集腋成裘，也能够养活一家老小。
　　 记得，我有一个同学的父亲曾经就是一个挑水卖的人。由于他出生在一个地主家庭，又是一个老实本分的哑巴，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虽然也是居住在集镇，却不可能得到政府的工作安排。他只好顾及不了任何面子，毅然决然地担当起家庭的担子，从一个公子哥蝶变为一个挑水卖的人，不仅养活了一家老小，还在“文革”结束后，将自己的五个儿女都一一“送进”了大学的校门，后来各自成为了对国家有用之才。
　　 对于挑水，我自己到没有具体的体会，那是因为我在家中兄弟姐妹九个中排行小，挑水那种活儿根本轮不到我去干；刚刚成人后，就走出校门后又走进了城市，所以此生与挑水无缘了。但记忆中只和姐姐一起去抬过一次水，严格地说是抬过一桶水。那是一个孟夏时节的早晨，我的兄弟和父母都去生产队，参加抢收三麦了，家中就剩下了比我大两岁的二姐和我，在厨房做好饭的二姐说：“缸里水没有多少了，得去抬水了。”当时只要十岁的我，高兴地拿过一根扁担，人模狗样地抬起一只水桶，向那个码头走去。
　　 舀水装桶，比较容易，可抬水上河堤就难了，五六十斤的重量扛上肩膀，还要一个一个台阶上去，幸好水桶主要靠在二姐那头，我才连滚带爬地上了河堤。到了下河堤时，二姐只好又转换到前面走，好不容易将水抬到平坦的路上，那水在桶里好像成了精一般，不停地要向桶外跳跃……经过一个芦苇沟时，突然想起水桶里只要放二片芦苇的叶子，桶里的水就可以平稳了，于是再次将水桶放下，采了二片芦苇的叶子放进桶里……那一次，把那桶水抬到家时，把我累得浑身是汗，气喘吁吁。
　　 挑水吃的年代，不仅环境保护得很好，民风也十分淳朴，互帮互助是一件小事。记得当年的村庄里有一位孤寡的老人，六十岁时就因为儿子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而哭瞎了眼睛，村庄里的男劳力就主动轮流地帮助她挑水，姑娘小媳妇也去帮助它打理家务，等到她九十六岁去世时，好多为她挑水的人也到了六十多岁的年龄了，但，从没有人说过半句怨言。
　　 八十年代前，党和政府一直重视河道的疏浚和清理工作，每到冬季农闲时节，各个生产队都要派出一半以上的男劳力，去“上河工”（土语：兴修水利），一去就得二三个月，期间，留守男劳力不需要谁去说一句，都会主动地去帮助左邻右舍挑水，那怕是曾经因为鸡毛蒜皮的事而发生过口角，此时也会放下“前嫌”，一视同仁，而恰恰是这个挑水工作却又在无形之中化解了矛盾，使两家人“化干戈为玉帛”，重归于好。
　　 春、夏、秋三个季节，挑水相对方便一些，唯独是冬天，特别是冰冻三尺的时候去挑水，就比较困难一些。要好几人轮流抡起大榔头，才能够将厚厚的冰敲上一个大冰窟，然后人要站在并上去取水，那碎冰倒成为了天然的防震器。天气特别寒冷时，一波挑水的人走后，待到下一波人再来时，冰又结上了，只好再次敲击。
　　 遇上鹅毛大雪飞舞的时候，往往将大地覆盖上厚厚的雪，银装素裹的世界，一片白雪皑皑，分不清道路后，人们一般不会去挑水。一旦缸里的水不多时，人们就将干净的雪铲到缸里溶化，或者直接放进锅里熔化，从而解救了人们的燃眉之急。还有一种天气时人们是不会去挑水的，那就是盛夏季节多瓢泼大雨，闲在家中的农人，会急中生智地将家中的缸、桶、盆等一切可以囤雨的器皿，全部放到露天里去，不一会就会盆满钵满。当时的雨水确实甘甜而清凉，特别适合夏季直接饮用，赛过今天任何品牌的矿泉水；用雨水煮的饭也显得特别香甜，粘糯可口。
　　 1993年，随着环境的不断被污染，车轴河的河水也越来越浑浊，水，成了当地人们的心头之痛，为了家人的健康，富了起来的村民们自发地集资，请来了工程队开始打井，尽管前三次打出的井水都是苦涩的，不能够食用，村民们还是狠下心，继续集资，进行第四次打井，终于皇天不负苦心人，从村庄的西北角喷出了甘露般的井水，既打破了日本鬼子当年的错误断言：龙王荡无第二个可以食用的泉眼，也结束了方圆二十公里内居民靠挑水吃的日子（随即在井上建立了自来水厂）。
　　 尽管我早已走出了那个村庄，走进了城市三十多年了，可在我的心海中，还依然怀念那些挑水吃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