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源于忧伤
　　 对我来说，写作源自于或远或近的记忆，而记忆又只钟情于创伤。生活浩大无边，注定被一一埋葬，星星点点的收获都是残骇之上缓缓冒起的磷火，那些黑夜里冒冒失失进行的暗写作，很长时间里都在被我改头换面一再重写。
　　 最初，我是那么冲动，急于诉说一切事情，随便哪里起头，便能嘈嘈切切说个不休，或者被某个冷不丁跑出来的念头所驱使，受不了它在脑子里反复击打，为了安抚，一笔一划，一段一章，使之冷却凝固，渐渐显出念头后面的冰山和阴影。我至今不能拿出完美的提纲，或者拿出来了也不能用来指挥后面的写作，只能搁在那里，变成几条或几十条可笑而无用的罗列。奇怪的是，在没有任何企图或设计的情况下，最后竟也自圆其说了。有时我想，如果我有一个短促而平顺的青年时期，如果我在规定时间里完成了规定的任务，很可能我根本不会走上写作这条路，但我恰恰在这段时间里从大路上走失了。一度走失始终是无法抹杀的心灵微创，它让触觉系统多了一些除不尽的沙砾，这些沙砾一不小心就触痛神经。就这样，我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在描述这些粗糙的突起物。这样的写作简直就是野蛮收割，太多的摩擦力，太多的素材，太多的感悟，俯首即拾，这个拾起来还没消化，下一个又自动来到脚下。
　　 第一轮收割结束，才开始有意识地看书，看那些有名的作家们是怎么写的，没有系统性，也没有计划性，碰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逮到谁就是谁。有意思的是，在我这里，每看一个作家，就把前一个作家清洗掉了，加西亚·马尔克斯被海明威清洗掉了，海明威很快又被卡夫卡清洗掉了，后来，卡尔维诺清洗了卡夫卡，福楼拜清洗了乔伊斯，有一段时间，艾·巴·辛格在我这里清洗了所有人，再后来，他们又统统被雷蒙德·卡佛几句简单无聊的老实话彻底清洗掉，再再后来，卡佛也被清洗掉了，不知是被谁清洗掉的，似乎是被他自己清洗掉的，他像一种显影墨水，时间一长，就自动挥发，消失不见了。
　　 有时，同一个作家，不同篇幅的作品也被互相清洗，比如有一段时间，《星期二午睡时刻》这样一个小小的短篇甚至清洗掉了马尔克斯好几个长篇，而辛格的长篇《冤家，一个爱情故事》则把他所有的作品都清洗了。也许我的看法不对，但有什么关系呢？就像榴梿这个东西，有些人喜欢得要命，有些人却恶心得要死，每个人都有喜欢或是厌恶榴梿的自由。
　　 现在，庄重而又艰难的时刻到了，野蛮收割后的田野一片荒芜，著名作家们纷纷离开，我心里装满了他们的创伤——我宁肯这样称他们的作品，每一部好作品就是一道永不愈合的大伤口，文学书店里永远血腥扑鼻，充满痛苦幽灵的呓语。但这不是我的创伤，通过书本永远得不到新鲜的让人颤抖的创伤，它顶多只能算是二手货，必须去体会自己的创伤，否则就只能通过阅读收获二手创伤，再去创造三手创伤、四手创伤，那样的创伤一点都不疼，不够疼的创伤留不下痕迹。
　　 我的一位责编退休前语重心长对我说过一段话，大意是这样的：写到一定程度，不要忘了回头去看看你最初的作品，看看当初令你站起来的特质还在不在。现在我的体会是，也许我真的要回头打量打量，揭开那些老伤疤，看看它们是否已经愈合，还是怨气未消，已然凝结成仇，再来看看我是善于记录外科创伤还是内科创伤，神经创伤还是骨科创伤。
　　
　　 二、堪比蜘蛛吐丝
　　 我非常羡慕那些可以在咖啡馆写作的人，我也尝试过，但我做不到，对我来说，写作更像某种隐私生活，必须独自待着，必须穿着宽松舒适的衣服，必须一杯接一杯地喝着热茶，还要时不时地站起来，走动，吃东西，无意识地做些小动作。而在咖啡馆，在别人面前，我没法做到旁若无人，没法彻底打开内心，向虚空处掏挖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那不是某种客观存在，那是内心的隐形投射，我的工作是把它从无形变成有形（文字），又让这有形（文字）具备转化成无形的功能，即升腾到文字上空变成仅可感知无可触摸的东西。我没法在别人目光下完成这一系列转化。
　　 我觉得这就好比一只蜘蛛，我们看到的永远是一张现成的蜘蛛网，辛苦编织这一切的蜘蛛不知藏身何处，我从没见过一只正在织网的蜘蛛，我猜它一定是在无人时分谨慎出动，尽情地呕心沥血，奋力地倾吐内心。所有的创造都伴随着某种不安、不雅、不适，不足为外人观。蜘蛛结网如此，母鸡下蛋也是如此，所以它们必须找一僻静之所，独自悄悄地完成那一切。
　　 与有形无形的转化相比，我更看重坐下来之前的采纳，像导演总能在大街上发现心目中的演员一样，我也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自己的采纳对象，所以我很少跟人谈文学、谈写作，比起这些高谈阔论，我更喜欢跟各种各样的人聊家常，不是采访，不是诱谈，更不搞录音，甚至也不是有意为之，只是在铺天盖地手舞足蹈的乱聊中充分感受一个人的声音，以及声音之外那个人的世界。
　　 当然不会生搬那个人的世界，我搬不动任何一个人的一砖一瓦、只言片语，我能感受到的仅仅是自己眼中的另一个人、另一个世界，所以写作就是这么局限，因为感知范围极其有限，幸而输出的渠道更窄，细若蛛丝，必须把采纳回来的东西彻底消化，变成压缩的储备，方能细细吐出。
　　 我见过许多一无所获的蛛网，空空地张结在某处，蒙尘，被风吹裂，卷成一小团无用之物，无迹而终。许多作品的命运也是如此，许多采纳而来的命运也是如此，甚至人的命运也是如此。但这一切无碍采纳，无碍倾吐，无碍将整个过程兴致勃勃地继续下去，因为一切已是生命的本能。
　　
　　 三、在路上，在空房间
　　 艾丽丝·门罗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那年，我才读到她更多的作品(之前我只看过她的《逃离》)，当我看到《办公室》那篇时，不由得会心一笑，原来早已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
　　 给自己租间房的念头起于女儿十个月的时候。需要说明的是，我是个写得很笨拙的人，枯坐两小时能等来三四十分钟的顺畅已属幸运，可惜女儿连这两个小时的整片儿都不肯给我。从她出生开始，我的眼睛从没离开她超过半小时，不仅如此，只要我出现在她视线内，我连走一会儿神都不行。加上琐事繁多，层出不穷，内心的焦虑如野草一般疯长，长此以往，人会不会彻底钝掉？会不会再也提不起写作的兴致？我决定硬起心肠，离开她，哪怕只有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那时住在一个新落成的大学小区，住户不多，物业公司那边隐约闻见有闲置空房，于是我鼓起勇气去找他们。他们以为我要开公司，问我有没有营业执照，我说没有任何经营，仅仅需要一个空房间、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他们立即结束谈话，说人家教授们都是在自己家里公办的。酝酿多日的计划被他们在一秒钟之内以一个眼神轻松击溃，幸亏我没说租房是用于写作，否则，恐怕被击溃的不光是那个计划，还要搭上我这个人。
　　 终于熬到她上托班和幼儿园，这时我也跟着恢复了上班，时间彻彻底底属于别人，连碎片都别想找到。有一天，我突然觉得天亮前那段时间似乎值得开发，那时全世界都在沉睡，没有人会呼叫我，没有家务等着我……我设了个凌晨四点的闹钟，在七点钟全家苏醒过来之前，终于拥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整片儿的三个钟头。台灯射出淡黄色的圆形光束，如同在黑暗里给我辟出一个明亮的小房间。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空房间了。然而，冬天来了，冬天的黎明比夏天要严酷得多，我到底不是意志坚强的人，咬牙坚持了几天，不得不放弃。后来我决定，只在夏天采取这种办法，算是我自己的夏时制。
　　 其实，并不是每个黎明独坐都能坐出结果来的，真正有效率的早起也就百分之三十左右。即便如此，心也安了。我这样想，就算是没有结果的独坐，也是跟写作有关的独坐。这样坚持了一段时间，还真写出了几个东西，获得过人民文学奖的中篇《你们》和短篇《狡猾的父亲》，还有长篇《西门坡》，就是在这样的黎明时分写出来的。
　　 后来，时间渐渐宽松了很多，但我仍然不舍得放弃我的夏时制，感觉就像意外捡了个宝贝，只要有了这多出来的三个小时，就算这一天因为某件事情报废，也算有了保底，也算是“在路上”。不管路有多远，我不朝前张望，也不左顾右盼，只求始终保持“在路上”。
　　 尽管如此，发明夏时制的动机仍然叫人惭愧，这正好说明我是一个心甘情愿向生活投降的人，我做不到丢下一切扑向书桌，做不到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押上自己的全部。我不愿拒绝人生在世的一切的一切，我让自己像一块沉重的铁，所有我碰到的大小铁钉都叮叮当当挂在我身上，为此我甘愿忍气吞声负重如牛让生活大行其道，甘愿一边被日常生活蹉跎，一边把珍爱的写作逼到黑暗深处，逼到更深露重的昼夜交替之时。
　　 话又说回来，有挤压才有爆裂和迸射。既然我把那个空房间安置在计划表的最底端，重压之下，没准真有什么生活的精华被过滤出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