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在我四十五岁以前，一直幻想自己在外面混，什么时候也能像范进中举一样，风风光光一回。
　　 父亲、母亲都是高小文化。小学二三年级前，老师布置作业，不认识的字，造不明白的句，我都得问母亲。父亲则教我算术，父亲不会定理、公式，不会列xy方程（26个英文字母，父亲叫“弯弯弓”），10以内的加减法，父亲掰手指头算，算得过来。多了，父亲用火柴棍一根根在地上数。
　　 母亲是一个特别能干的人。厂里光荣榜的橱窗里，母亲戴大红花的彩色照片，足足有十寸。年轻时的母亲扎长辫，笑起来，露出一对酒窝，看上去比《红灯记》中的李铁梅还要漂亮。
　　 母亲做过两次胆结石手术。患病的时候，母亲痛得在床上直打滚，我跟哥在一旁，帮母亲揉肚子。我跟哥记数，一人查一百个数，喊出声来，刚开始时，还能坚持，查到后来，手揉酸了，扔下母亲不管，跑出去玩“工兵捉强盗”的游戏，玩到天黑才回家。
　　 有一天，我感冒发烧，烧到38.4°，只能老老实实在母亲身边躺着，一下午没捞着出去玩。父亲用清凉油在我肚脐眼上抹，到晚上我又活蹦乱跳了——那时感冒比现在好治，不用吃药，清凉油就能抹好。
　　 那时，家家生活苦巴，上个月吃“油锅子”菜，到了下半个月，只能吃“红锅子”菜——锅子烧红，“哧啦啦”响。一个月三四两菜籽油，一大家子哪能够？
　　 家里吃水果，一个苹果切成四五份，父亲、母亲吃中间带核的，无核的，平均分给我们兄妹三人；有一段时间，母亲特别爱咬桔子皮，我以为真的好吃，试着揪了一小块丢进嘴巴里，苦不堪言。母亲眨了眼告诉我：桔子皮败火。
　　 读高中，我染上了肺结核。为了给我加强营养，母亲天不亮，就挎了蓝子去四五里路外的岳阳楼副食店，买肉的队伍每次都排到了门外。物资匮乏的年月，猪肉凭票供应。母亲一次只买二三两，剁成肉末，放红枣熬汤。那时，我每天大把大把地吃药，哪有胃口？一碗肉汤，剩多半，母亲舍不得扔，喊哥喝。母亲说：哪能那么巧，说传染就传染。
　　 后来，我好不容易考上了大学，家里挤牙缝，每个月给我寄五十元的生活费。有时候，我张口多要，母亲给我追加了三十元，让我在外边别光顾了学习，一定要吃饱饭。母亲为了每个月多挣这30元钱的工资，主动要求从原来的布机车间调动到了又脏又累的麻绒车间。
　　 我结婚后，媳妇怀孕一个多月，父亲、母亲得了信儿，从老家，坐了三十六七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东北来。父亲、母亲每人搂了只浸水坛，父亲抱的，腌的是辣椒萝卜，母亲那坛是酸豆角。母亲说，“一颗红心,两种准备”。母亲头一次出远门，跟我说：过了郑州，就是武汉。那阵子，我不懂事，不止一次，拿这个笑话妈。
　　 母亲一直在南方生活，一辈子没做过棉衣、棉裤。隔壁王姨给小孙子做棉裤时，邀了母亲过去坐。母亲第一次见识东北的“棉裤腰”。“术业有专工”，母亲织毛衣、毛裤是把好手。母亲织的加厚毛裤，双层，抗风，正针、反针，高低针，王姨好几年也没搞懂。
　　 孩子七八个月大，父亲、母亲把孩子抱回了老家，过了年，我和媳妇去接，孩子一岁正多一点，冒话儿，说一口的湖南腔腔。
　　 孩子大了，有时候不听话，我们打骂孩子，母亲跟别的老人一样，护“犊子”，不让动孩子一根手指头。母亲说：小孩子要摸“顺毛”，说两句骂两声，别往深里打。为这事，母亲没少生我气。
　　 母亲“好为人师”。我不会做的菜，每次都打长途电话请教她。妈耐得烦，一步步地讲，把我当成了小学生。第二天，母亲打电话过来，做“回访”，我学客人直咂嘴的模样给母亲看——母亲喜欢吃蕻子菜，听表扬话。
　　 母亲在我家住的那些年，让我把单位同事，张罗到家里来，母亲头天把菜单列出来，报到媳妇这，媳妇是我们家的“审计部长”，我属于基层，干点采买的活。
　　 头几年，退休的祝老师打电话问我母亲做的“莲子银耳羹”，我跟人支支吾吾解释了两个钟头，她还是不放心，非得让我管母亲讨正宗方子。
　　 母亲明白事理。孩子高考那年，成绩不理想，我跟妈说，言语里带着对孩子的一点怨气。母亲劝我，说她们那里有一个孩子，学习不好，从楼上跳了下来，胳膊、腿都摔坏了，不也得养着？从此，我再也没有为自己的孩子考得不好而自责。母亲说得对，“龙生龙，凤生凤，耗子的崽子会打洞。”——多少有碗饭吃嘛。
　　 母亲晚年，过得还算幸福。早上买菜、做饭，收拾卫生。中午十二点，麻将馆的胖子阿姨会准时打电话过来，帮她占好了位置。母亲收拾好碗筷，挎了小包颠颠出门，小包里每天鼓鼓囊囊，房门钥匙，手机，加两盒软装“精白沙”烟，母亲的钱放在上衣贴身的口袋里。
　　 天下的母亲都会过日子。母亲闲下来没事时，也想着给我打电话，可不等我这边接起来，她那边紧忙“嘟嘟”地挂掉。有时，我不小心接通了，她就会在电话那头嗔怪我，说我手脚快，让我再给她回过去。
　　 母亲爱钱。大票、小票，母亲都“乐嘿嘿”地接过去。过年，媳妇给她的压岁钱、生日钱，三千五千，母亲都攒着，从不乱花，母亲有年头没去街里买新衣服穿了，母亲说她手头，得预备点将来的“过河钱”。
　　 十多年前，父亲因为患脑血栓，电话里自然问到爸的时候多一些，妈说我偏心，只有老爸，没有她。老了老了，母亲也会吃父亲的醋。我只好回过头来哄妈高兴，说妈的身体好，脑子比年轻人反应还快。妈像个小孩子似地跟我“报账”：她也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只比父亲小一岁。电话那头，似乎母亲还在嘤嘤地哭，听得我这头心痛。
　　 全家人都有了手机，单单只有父亲没有。我和媳妇挑了部老年机送给他。那段时间，父亲喜欢拨宁乡的号码——父亲这一辈子再也回不去的地方。接电话的是父亲的五弟梅叔，梅叔问父亲：人还好吧？父亲大声回应：好着哩……
　　 俩人没等聊热乎，父亲冒一句：“我没事哟。”也不问梅叔有没有事，父亲这边把电话挂断了。
　　 父亲的手机，有一两年不用了，扔在床头，上面蒙了一层厚厚的灰。平时，父亲话少。
　　 母亲的身体不赶以前。她在胖子阿姨那打麻将，一下午诈胡两三次。还没过年，母亲问哥：今年年饭，准备些啥菜？哥说，嗯拉嘎（您老人家）莫操心，我都会安排好的，十个菜八个碗，我心里有数。
　　 母亲到底不放心，说我们一家三口，肚子大。母亲特意买了三斤洞庭湖的野生莲子，冻在冰箱里，留着二儿媳妇过年回来，炖排骨吃；母亲知道我喜欢吃霉豆腐，上个月，一下子做了两坛。没想到，母亲做的这两坛霉豆腐，竟成了“绝版”。
　　 母亲去年年底住院，我以为她三五天就会好。我跟母亲视频，故意挤了抬头纹给妈看，母亲笑着骂我“化生子”（调皮鬼），说我看上去比哥还要老。
　　 大前年，我陪母亲在厂子里散步，母亲说，她有一长串明钱，打算以后留给重孙子，十二块光洋，母亲的意思是仨兄妹分了，一家四块，留着以后念想。
　　 现在想来，母亲那次是在安排她的后事，我错误地认为：母亲“百年之后”对于我们全家，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话题。
　　 母亲去世后，父亲瘫在床上。吃喝拉撒睡都是哥和妹妹在身边侍候。前些日子，我抽空跑回去住了十天，守在父亲身边，端茶递水，这才知道照顾病人有多难。
　　 那天，父亲贴着我的脸，一门儿表扬我孝顺，但我能感觉到自己的脸滚烫、滚烫。
　　 比起我的哥哥和妹妹来，我算不上是个好儿子！
　　 看着床上瘦得只有六七十斤的父亲，我的眼泪又一次不听话地流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