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家楼下斜对面以前是个医院，医院西门的西南角是太平间，挨着太平间是一溜花圈店，每隔一段时间，总能看到穿着孝衣戴着孝帽的人在那一带忙忙碌碌进进出出，我知道这个世上又有人离开了。
　　 花圈店生意最好的一家老板我认识，我之所以认识是因为她丈夫和我父亲曾经是一个单位，推算下来现在她也快到古稀之年了吧。
　　 对于程梅姨我印象最深的是母亲影集里的那张两寸黑白照，照片边角已经泛黄，相片里的程梅和母亲一样圆脸，大眼，唯一不同的是母亲扎着麻花辫，程梅姨扎着两个短辫，两人靠在一起很像是亲姐妹。
　　 程梅长相并不是很出众，如果说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就是她拄着双拐嫁给了喜贵，喜贵和父亲一样都是水利部门的普通职工，因为家穷，三十大几的人还没有结婚，直到有人给他介绍了程梅。喜贵看到程梅第一眼时眼睛亮了一下，看第二眼时眉头皱了一下。那天，是立冬。父亲说他们刚收工回来不久，就参加了他们的婚礼，婚礼是在单位小食堂办的，除了几个亲戚外就是单位同事，席间有好事者问程梅：“小程，你的腿是怎么回事啊？可要好好注意保养呀！”疑问在前，关心在后。所有人都盯着程梅，她用手掠掠头发笑笑说：“没事，没事，在文工团跳舞时摔的。”
　　 文工团？跳舞？所有人看着她惊得张大了嘴巴，人们重新打量她，然后目光转向了介绍人，介绍人看着大家尴尬地解释道：“这……这程梅的过去我也不了解多少，但是我保证她是个过日子的好姑娘！”
　　 人群有人起哄：“喜贵，你小子好福气啊，娶了个演员回来，也算给咱单位添风采了！”喜贵看着程梅一脸的自豪。
　　 大家吃完饭闹了一阵，这对新人就回了洞房，他们的新房是单位给的家属房。
　　 说是家属房，其实就是个筒子楼，每家只有十几平米，门挨着门，几家一个公用厨房、公用厕所、公用水池。家里一个上下铁管床，床上是一铺破旧的不能再破旧的行李，一张办公桌，桌子上有一个变了形的塑料暖壶，一个掉了磁看不出本来印花的大磁缸子，这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结婚后喜贵带程梅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医院，他们一趟趟地往医院跑。刚开春，程梅居然能扔掉了双拐，虽然她走路还是一瘸一拐的，脸上却多了光泽，家属们都说她越来越漂亮了。身体渐渐好转了，程梅渐渐开朗起来。她和母亲一样去了父亲的下属单位五七连，给职工做些帐篷或者别的活计。
　　 土地解冻的时候，男人们就开始准备出工了，家家户户女人给丈夫准备外出行李用品，送到单位。程梅拐着腿，包了包裹也去送行。男人们拿了自家媳妇准备的物品嘻嘻哈哈地说笑着，这时候有人开起了喜贵的玩笑：“喜贵，这结婚没几月就离开媳妇，是不是舍不得？”喜贵看着程梅憨憨地傻笑着。
　　 程梅看也不看男人们，把包裹递给了喜贵，轻轻地说：“等俺腿好了就回文工团上班。”男人们又阴阳怪调地起着哄。司机来了，挥散了送别的家属钻进了驾驶室，车子一加油像兔子一样窜出老远。
　　 程梅的腿一直不好，尽管走路一拐一拐的，但一点也不影响她脸上高傲的神采。
　　 “程梅，你以前真的在文工团工作？”母亲问道。
　　 “那可不！团长说了，明年就让俺回团！”她的声音扬了上去。
　　 “真的啊？”
　　 “等俺回了文工团，一定把你介绍去！”
　　 母亲眼睛亮了起来，“真的？我也能去文工团？”
　　 “当然了，你这么漂亮，一定可以的！”程梅肯定地说。
　　 从那以后，母亲对她更亲近了一分，每次家里做好吃的，都会装一碗让我给她送过去。
　　 男人们都走了，家属院只剩下一些妇女和孩子，妇女们闲时候最爱的就是抱着孩子去程梅家串门，一边闲聊一边给男人和孩子织毛衣。我也最爱去她家，因为每次她家都有糖块。母亲坐在她家那把木椅上，阳光透过木格小窗照进来暖暖的，毛线团套着一个塑料袋，母亲怀里抱着一堆未成形的毛衣，母亲和她有一搭无一搭聊着天。她家墙上贴满了一些各种各样样板戏剧照，我趴在墙上猜着那上面的字，“妈妈，妈妈，这个字是少吗？”我指着一张剧照问道。
　　 她噗嗤一下笑出来，拍了拍我的头说：“茵子，那念沙，这戏叫《沙家浜》。”她说着立正身形，手一指就唱了起来：“想当初，老子的队伍才开张，拢共才有十几个人，七八条枪，遇皇军追得我，晕头转向，多亏了阿庆嫂，她叫我水缸里面把身藏……”
　　 母亲跟着也唱了起来：“她那里提壶续水，面不改色无事一样，骗走了东洋兵，我才躲过大难一场，似这样救命之恩终身不忘，俺胡某讲义气，终当报偿……”
　　
　　 二
　　 男人们回来时候，又是立冬。女人们开始忙碌起来，家家户户拆洗男人们拿回来的被褥、衣服，把单位分的土豆、白菜该储藏储藏、该腌制腌制。女人们的手因此变得粗糙了，只有程梅的手一直是白白嫩嫩的。路过她家门口总能听到她唱的样板戏，一字一句，字正腔圆，声音清亮。喜贵越来越忙碌了，因为程梅怀孕快生产了。他承揽了家里的一切活，还托关系给她买各种营养品，坐着产前准备工作。虽然很是忙碌，喜贵眼角眉梢都挂着喜气，他一边洗着衣服一边哼着样板戏。
　　 第二年刚入秋，程梅生下了大女儿冬梅后，单位新盖了家属院，因为家属太多，就分为一号院、二号院、三号院和四号院，一号院是老院，我家和她家都在一号院，她家比我家要靠前两排。她除了唱样板戏外就是抱着女儿冬梅眯着眼睛晒太阳。她摸摸我的头说：“茵子又长高了哦！”然后从兜里掏出一把糖逗着我弟弟：“宝，姨这有糖，你吃不吃？”
　　 没等弟弟回话，她又说：“让姨摸下小鸡，姨就给你糖吃。”弟弟蹒跚着走过去，眼睛盯着糖顺手就脱下了裤子。
　　 我在一旁用手刮着脸羞的弟弟，说：“丢丢，不害羞，为了吃糖，让人摸鸡！”弟弟绷不住了，“哇”一声大哭起来，她一手搂过弟弟亲，哄道：“俺就稀罕宝宝，长大以后给我姑娘做女婿，有啥丢人的哦！哦，哦……做小女婿喽！”弟弟的哭声更大了。
　　 元旦前夕，父亲单位搞文艺活动，想请文工团来单位表演，文工团说通知太晚了，因为过节，节目早已排满了，单位领导一筹莫展。因为上面要来审查，文艺节目必须有，有人就给领导出主意，让程梅去找团长走个后门，去掉别的单位一个节目，分给我们就可以了，领导把喜贵和程梅叫到了单位。商量结果不知道，只是出来时喜贵一脸的铁青，程梅低着头不说话。后来领导把文艺节目改成了在礼堂放电影，家属院的人都去了，但是没人看见喜贵和程梅。
　　 过了不久，程梅十指如葱的双手终于开始沾染生活的烟火了，她和别的家属们一样洗衣、做饭、看孩子。
　　 北方冬天总是很漫长的，夜晚的院子便格外寂静、清冷，即使有明亮的月亮，那月光似乎也怕冷，很快就藏进厚厚的云层里去了。
　　 程梅很少出门，见了人只管低头走路。她家除了母亲很少有人去，母亲怀里总有织不完的毛衣。
　　 她对母亲说：“我以前真的是文工团的，为什么他们都不信呢？”
　　 母亲抬头看看她笑了笑。
　　 她问：“难道你也不信？”
　　 母亲拍了拍她的手笑着说：“我信！”
　　 母亲转回头对我说：“茵子，别老光顾玩，回家看看弟弟醒了没？”我嘴里塞得鼓鼓的，眼睛却瞟着她家二屉桌上的糖块，她跳下地走到桌前把那一堆花花绿绿的糖块塞进我的兜里，摸着我的头说：“乖乖，回去和宝一起吃。”我一咧嘴，糖块差点从前门牙漏了出来。
　　 那年我七岁。
　　 腊月初八那天，空气中香甜的腊八粥味道还没有消散，小亮下班回来碰见了她，“你什么时候再去文工团上班啊？”她红了脸低了头端着盆子转身往回走。
　　 “俺媳妇说了文工团舞台很久没人打扫了，再不去可就没机会了。”小亮一脸戏谑地跟在程梅身后说道。
　　 “小亮，你要干什么？”喜贵从屋里冲出来，眼睛里冒着火。
　　 “没啥，只是好心提醒一下。”小亮眉头轻扬着说道。
　　 “用不着你这里猫哭耗子——假慈悲！”
　　 “那是，那是，我是假慈悲，但总好过有的人自己往脸上贴金，那才叫不要脸！”
　　 “你他妈才不要脸！”喜贵上去对着小亮就是一拳，小亮也不甘服输。两个男人像两只发狂的狗熊在路边滚来滚去，程梅惊恐地睁大了眼睛嘶喊道：“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第二天家属们发现程梅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她成了大家茶余饭后的话题。
　　 没两年程梅又生了一个女儿春梅，他们的日子越发紧了，她兜里再也没有糖了，她也不再唱样板戏了，也不再提去文工团上班的事了，母亲去串门的次数也就越来越少了。
　　 程梅很害怕冬天，因为冬天到了，喜贵就回来了。喜贵还是回来了，他学会了喝酒，时常东倒西歪地回家。
　　 她第三次大肚子时候，家里已经是入不敷出了，家属们经常在菜市场看到她蓬头垢面地捡烂菜叶。母亲有时会把一些粮食偷偷地放到她家门口，她不说话远远地冲着母亲笑笑。喜贵收工回来后多了一项业务，给死人穿衣服。这份生意不知道是怎么来的，但多少可以解决家里一点燃眉之急。
　　 这年冬天程梅如愿生下一个儿子，他家有了些生机。可好日子没多久，正值年富力强的喜贵突然死了，他死得很蹊跷，听说前一天给死人换衣服时被死人喷了一口，第二天突然就上不来气，等送去医院时候人早已走了。家属院里人都唏嘘不已，有人说他是中了死人的阴毒，也有人说他喝酒痰堵了嗓子，还有人说是程梅的命硬克死了他。
　　
　　 三
　　 从此以后，家属院就没见到她的身影。
　　 程梅走后不久，母亲收到了一封信，信纸是从学生的作业本撕下来的，纸上只有歪歪扭扭五个字：秀容，对不起。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过得怎样。
　　 过了两年，又是立冬，有人看到在医院太平间旁边新开了一家花圈店，老板娘正是程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