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到连队的第二天中午，我们在食堂打饭时，排队进来一行四人，每人胸前都挂着一个纸牌子，上面写着“牛鬼蛇神”，他们被双鸭山知青押解着。当时只知道有个大胡子的走资派，具体是谁不清楚。那天晚上开全连批斗大会，看见一人胸前挂着个纸牌，上面写着李某某。我这是第一次认识老李。他，肤色黑黑的，大个子，满脸络腮胡子，由于住在牛棚，显得蓬头垢面，腰板却挺得直直的。那时感觉老李的态度最好，因为凡是群众问的问题，他都回答。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个口头语“时候哈”。
　　 从老职工的嘴里了解到他的“罪行”：一是文革中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运动；二是文革前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三是乱搞男女关系。会场上有一名青年女子高喊打倒李某某，嗓门最高，声音最大。旁边的老职工悄悄对我说，这名女子姓张，她的姐姐和李正纯相好。老李在26队工作时经常借故在山下过夜，不回山上的家，一来二去张姐怀孕了。老李的老婆找到山下和那位张姐打架，张姐不承认，老李也狡辩。过了一段时间，张姐生了个孩子，嘿，完全是个小李某某。这下老李没的说了（那时没有鉴定DNA的技术，但是凭这孩子长相就足以说明问题），于是背个处分被调到25队。说也凑巧，那个张姐的妹妹家原在24队，文革开始后，老李靠边站，从24队调来一位新支书。这位新支书是张姐的妹夫，在连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弄得新支书妻子（张姐妹妹）很不自在。当然在那种场合就要报复一番了。
　　 随着不断接触了解，才知道老李的情况。他是辽宁人，解放战争中加入东北解放军，作战勇敢，有文化基础，进步很快。东北解放后赴朝作战，从朝鲜战场归来评定军衔时定为中尉副连长，转业到了北大荒。上世纪50初他就来到二龙山，是个老开发了，一直劳动在农业生产第一线。文革前就是老队长，甭管是执行什么路线，对共产党还是怀有朴素的阶级感情。由于生活作风问题，加上平时工作态度粗暴，方法简单，得罪了些人，在文革初期就揪出来。他儿子当时10多岁，很不理解，怨气冲天，在山背后放牛的候，喊出了“打倒某某某”的当时极端反动的口号，被村里人听到了，回到家也给揪出来了。那孩子小，在队里关了几天就放回家了，可老李却罪加一等。
　　 老李在队里被关押了大约二年，在群众监督下劳动改造，兵团组建后就解放回家了，由于连队派性作怪，一直没被任用。1972年初兵团进行的路线教育运动中，这笔账算在原指导员（连队支书）头上。当即恢复了老李行政职务，任命为副连长，那时他是62元工资的行政22级国家干部，虽然是副连长，但在我们连队也算“高级干部”了。
　　 被解放了的老李开始工作时小心翼翼，尤其面对那么多知青，更是畏首畏尾了。他生产经验丰富，领导管理也有一套办法，只是被“整”怕了，不能大胆工作。在后来的连队生活生产中他的为人处事给人留下口碑。时隔40年后，有人回忆起当时的一件事情：
　　 那是一个阴雨连绵的初冬日，寒冷极了，天上雨水不断，地上泥泞不堪。老李带领知青冒雨抢运埋在地里的土豆。已经装运了一个上午，知青的衣服全被雨水浇湿了，午饭后刚换上干燥的衣服，下午又继续在雨中装运。在带领知青艰苦劳动的过程中，他不单是管理有方，而且很有同情心。每装完一车，他都来与知青商议：“再装一车吧！”于是大家又装满了一车土豆，一车一车地装，直到天快黑了，下起了小雪，可是规定的定额还没完成。老李又一次地来到知青面前：“咱们看看……”他话未说完，大家已知其意，一个个很不高兴，怨气冲天。老李连忙说：“不干了，收工吧！”可还是有人说出了怨言：“下午新换的棉衣都湿透了，要谁命咋地？”老李连声说：“不干了，不干了！”后来在总结会上，老李还表扬了这些知青。这次抢运土豆，老李没有多余的话，但后来却用铁的事实教育了知青。那年一场早来的霜冻，使许多连队的土豆都冻烂在了地里，惟有我们连队的食堂整个冬天都有土豆吃。那可是知青们冬天的主要蔬菜啊！
　　 一位久经沙场的老革命，一个刚被“解放”的农场老干部，面对知识青年的不满，却表现了极大的宽容，显示了老同志的博大胸襟。在兵团生活中，有许多像老李这样的老农垦，用他们崇高的言行影响教育着知青。他们像父辈一样呵护着知青的成长，也宽容着知青的无知。他们有海一样的胸襟，表现出可敬的坦诚与善良。
　　 这就是我印象中的老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