咚咚锵。咚咚锵。锣鼓一打宣四方，今天说的是杨家将……朱师傅来的时候，酷暑也来了。是正午，地面上热浪滚滚，绿荫里蝉声如雨。从凉床上探出头来，就见朱师傅穿着一双圆口的黑色老布鞋，坐在条凳上，敞着白衬衫，摇着破蒲扇，等着乡亲们来听大鼓书。哪里还要等呢？片刻功夫，乡亲们就团团围住了朱师傅，半只脚都插不进去。
　　 这是小村牌楼难得的闲暇时光，牌楼——皖江北岸的一座古村落，像一个在烈日下长途奔袭的老人，忽然有了一片浓荫，于是席地而坐，美美地抽起了旱烟。除了吃饭和睡觉，一刻也不曾歇息的老康丢下了锄头，甩着外八字，核桃一样的脸上堆着笑，一路走，一路和人打招呼，可吃中午啦（“吃中午”：吃午饭；“吃晚上”：吃晚饭。这应该是牌楼独有的方言，我在其它地方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刚丢碗咯；又问，去听大鼓啊？又答，听大鼓啊。嚯！你根子没下地啊（“根子”：今天，“门子”：明天）？老康听出话中的嘲讽，闷闷地喷了喷鼻子，兀自走在前面，再也不出声。
　　 牌楼人都喜欢听大鼓书，最痴迷的，是老康。老康在村小当过民办教师，教数学，脾气比学问大，罚站，打手，杖屁股，撕书，几乎把所有的家长都得罪啦。二姐一直不喜欢数学，有一次只考了四十几分，老康在村口遇到我父亲，忽然站住了，对我父亲鄙夷地说：“你噶（家）那个猪脑子，少有！趁早歇，趁早把人（“把人”：说婆家），割割猪草都是好的……”那时候二姐才上三年级，还是个孩子，怎么就想到“把人”呢？父亲恼得满脸通红，又碍于老康的教师身份，不好直接发作，只是用鼻子哼了一声。父亲是村里的老会计，打得一手好算盘，又写得一手漂亮的“门对子”（春联），是方圆数里为数不多的“知识分子”。老康的唐突，让父亲生了很长时间的闷气。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民师集体转正，老康踌躇满志，结果却没有通过考试。丢人啊，他拉不下来这个面子，主动放下教鞭，戴上草帽，埋着头，赤着脚，在地里没日没夜的忙碌。他心里憋着一口气，神经始终绷着，日积月累，人就成了一根弹簧，只有大鼓书，能让他浑然忘我。村里只要来了说书的，他总是风雨无阻，一场不落。有一年正月，万桥一户人家办喜事，请了一个会说书的老师傅，那几天老康正发着高烧呢，硬是从床上爬起来，走了七八里夜路，听大鼓。老伴知道拦他不住，也只好由着他去。半夜摸到家的老康哼着小调，老伴一摸他的额头，笑了，已经退了烧。
　　 鼓书艺人大多目盲，但朱师傅是个例外。听老人们说，朱师傅是逃荒逃过来的，一路要饭，要到了桃花，老队长见他可怜，给他舀了半瓢地瓜汤。那时候，很多人都有浮肿病，地瓜汤是很难得的伙食了，寻常人家吃的不是野菜，就是米糠，或者将野菜和米糠一锅煮，先吃稠的，再喝稀的。那是要饭路上吃得最好的一餐，他于是就在废弃的桃花庵里住下来，从东家帮到西家，也不要钱，只求糊个肚子饱。几个月处下来，大家都摸透了他的习性，干活时就是个闷葫芦，但只要一歇工，他就变了一个人，一群人围着他，笑得前仰后合。他不光会说天南地北的奇闻异事，还会唱秧歌、民谣、小调，调情逗趣，嬉笑怒骂，乍一听有些云里雾里，听久了，终于听出了其中的名堂。有一首民谣他经常唱，我至今还记得——
　　
　　 张打铁，李打铁
　　 打一把剪刀送姐姐
　　 姐姐留我歇
　　 我不歇，我要气（去）嘎（家）打呀（夜）铁
　　 打铁打到正月正
　　 我要气嘎摇花灯
　　 花灯摇到清明后
　　 我要气嘎点王（黄）豆
　　 王豆开花六（绿）豆芽
　　 哥汉（锄）草，妹送茶
　　 妹呀妹，你莫哭
　　 我把你搭个好花屋
　　 妹呀妹，你莫哭
　　 我把你勤（寻）个好婆家
　　 堂前吃饭婆检碗
　　 房里搜（梳）头郎插花
　　 左一插，又一插
　　 中刊（间）插朵牡丹花
　　 牡丹花上一对蛾
　　 一肩（一直）飞到二郎河
　　 二郎河里姊妹多
　　 丢脱松火（工作）会唱歌
　　 企到（站着）里（的）唱，脚又酸
　　 坐到里（的）唱，几（嘴）又干
　　 倒一碗茶，茶又涩
　　 倒一碗酒，酒又酸
　　 挠威（多谢）隔壁奶奶
　　 倒一碗开许（水）泡心肝
　　 ……
　　 类似的民谣和小调，他会唱的实在太多了，一个逃荒过来的人，怎么就这样“能”呢？更“能”的是，他居然还会说大鼓书。也是机缘巧合，那一次老康过寿，原本要来说书的吴师傅突发疟疾，老康心里不美，大家心里也不美，谁知道天刚擦黑，他竟借来了一面大鼓，咚咚锵，咚咚锵，一路走，一路敲，“都来哦，都来听我说鼓书……”大家在心里嘀咕，“他还会说书？鬼的港吧（鬼的港：鬼说的话，有胡说、撒谎、说笑、信口开河之意）！”虽然将信将疑，却又鬼撵着一样，急慌慌的，很快就把老康家的堂屋挤得水泄不通。“锣鼓一打宣四方，各位乡亲听我港（讲）。话说北宋杨家将，一口金刀八杆枪，辽兵闻风丧了胆……”四言八句一出，乡亲们都呆住了，他哪是什么逃荒的啊？他就是一个说书的！杨家将，穆桂英，老人们听得烂熟，但同样的内容从他嘴里说出来，味道忽然就变了。有的人说书是用清水炒白菜，寡淡，吃完也就吃完了；他说书，是在白菜里加了几粒肉丁，色香味，都有了。
　　 有这个本事，还打什么零工呢？在老队长的帮衬下，他置办了行头，买来了大鼓，成了一个走村串户，吃百家饭的说书人，朱师傅。他说书有两个特点，一是会用情节吊人胃口，任谁都听得进去；二是将打、唱、念和表演都融进了鼓书，惟妙惟肖，很有大珠小珠落玉盘，余音绕梁之势。在农村说书，耍的不光是嘴皮子，能把人留下来那才算本事。朱师傅懂得其中的奥妙，每次说书，他都要先唱一段，唱完了，人气也够了，醒木猛然一打，咚咚，咚咚，又急急地敲起大鼓，鼓停，开始抑扬顿挫地说书。他唱得婉转凄楚，说得波澜壮阔，然后又平静如镜，表情多变化。台下始终鸦雀无声，大家都凝神屏息，醒着耳朵，生怕听漏了一句。他说完了，一屋子的人还挤挤挨挨地坐着，笑着，说着，不愿意散去。
　　 说书（古时称之为“说话”，有的地方称之为“说大鼓”，“讲古”）是一门古老的手艺，宋代开始流行。由于鼓书艺人多说方言，在漫长的流变中，鼓书渐成方言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形成了东北大鼓、京韵大鼓、乐亭大鼓、河洛大鼓、庐州大鼓、京东大鼓、湖北大鼓、广西大鼓……等诸多种类。种类虽然繁多，但万变不离其宗，《隋唐英雄传》《薛云贵传奇》《封神演义》《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施公案》《包公案》《粉妆楼》《济公传》《小五义》《林海雪原》等古代和现代的经典鼓书，依旧是各地艺人的保留曲目。越是经典的越是难说的。有人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一波三折，悬念丛生，听了还想听；但也有人说得净淡寡味，听一遍就够了。鼓书艺人因此讲究师承，就算学出了师，单独走村串户了，仍要仰仗师傅的名头，打自己的旗号。朱师傅是和谁学的呢？问他的师承，只是笑，“人穷当街卖艺，虎饿拦路伤人。佬（我）一个穷人，哪拜得起师傅？佬是跟庄王学的。”
　　 庄王，即“击鼓化民”的周庄王姬佗，鼓书艺人都供他为祖师。据说东周时期，周恒王的二太子周庄王姬佗继位后，狼烟四起，叛臣作乱，围困了四门，四大丞相梅子清（一说梅自清）、青云峰（一说清峰亭）、赵恒利、胡鹏飞（一说胡凤境）跪于金殿前要求守城退敌。经庄王同意，四丞相到城头各守一门，仅凭三寸不烂之舌，竟说得叛军卷旗撤退。庄王大悦，让四丞相大兴教化，允许他们传徒授艺。四丞相不负所托，三年共收得三千六百劝善士，由此产生了“梅、清、胡、赵”四大门派。朱师傅算是哪一派呢？因为没有师傅，自然无门无派，对此，他还有一套自己的说辞，“庄王那会倡导击鼓化民，佬们（我们）这会唱大鼓，也是正风化俗啊。要我港，佬们都是现代派……”真真假假，亦真亦假。牌楼人听了只是笑，分不清哪一句是真，哪一句是假。这个能说会唱的人，就是一个谜，谁也摸不清他的底。
　　 鼓书艺人虽然抽的是百家烟，吃的说百家饭，也受人尊重，但和算命先生一样，鼓书艺人的收入并不高，出一趟远门，勉强能管一个人一个月精打细算的生活开销。善于“消灾”的算命先生偶尔还能发一笔横财，鼓书艺人却没有这样的机会。记忆里，朱师傅一直住在桃花庵里，一个人，一直住到死。他虽然没有媳妇，“相好的”似乎不少，乡亲们闲时拿他打趣，他自然不认，只是笑，“你看到啦？那你港，我和谁好？”乡亲们只好跟着讪笑。乡村是个熟人社会，除非捉奸在床，这种捕风捉影的事情终究不能乱猜，更不能乱说。
　　 朱师傅死于脑溢血，终年应该在六十七岁左右。“应该”只是我的推算，有一次他说自己属鼠，另一次又说自己属兔，最大的可能，是他并不知道自己的生肖。这不奇怪，牌楼也有一些老人不清楚自己的岁数。他死后，老队长在他枕头下面的稻草里翻出了几团皱巴巴的钞票，捋平了，一张张地数，总共四百七十九元五角。一生的积蓄只够买一口棺材，兔死狐悲，风烛残年的老队长颤抖着，热泪横流。老队长便做主，买了棺，入了敛，抬上巢山，放了一挂鞭炮，埋掉了。
　　
　　 折一把纸扇，着上一身青衫，
　　 紫砂壶壮胆，拍案满堂惊叹。
　　 昨日的史诗，还残留些波澜；
　　 今天的历史，只能话说两端。
　　 春秋早已逝，谁管天道好还；
　　 墨书的梁子，血泪代代传。
　　 说不完这人间沧桑，
　　 道不尽生死笑忘。
　　 在朱师傅之前，来牌楼说书的，一直是吴师傅。吴师傅说书很有些名气，他的名气不在于会说，在于会记。他自幼双目失明，父母早亡，跛子堂叔可怜他，留在身边，拉扯成人。他原本可以加入盲派（算命先生），但盲派也有盲派的规矩，要拜师，照顾师傅要事无巨细。盲人照顾盲人，哪里会没有闪失呢？徒弟因此经常要挨师傅的打。学艺过程中的责打，更是家常便饭。算命先生眼睛看不见，下手便不知轻重，小徒弟经常被打得鼻青脸肿。瞎子也是娘生的，乡亲们见了都很心疼，“又驼打（挨打）啦？”小徒弟自然不敢吱声，做师傅的却很坦然：“瞎子可怜咯，自己摔的……”自然不是摔的，心知肚明，却不好再指责算命先生。算命也是一个饭碗，跛子堂叔却舍不得，头摇得像拨浪鼓。跛子堂叔是个老光棍，一面抽烟一面咳咳咳，盛夏时节，肋骨一根根凸出来，手臂细而长，像算命先生手里的棍子。好在天无绝人之路，除了算命，盲眼人还有“说书”这门营生。每次说书前，他都请人将书通读一遍，他记性超好，只听一次，便都记住了。《穆桂英挂帅》《唐史演义》《包青天》《济公传》之类的，他都是这样学会的。
　　 吴师傅喜欢说唱各朝各代的历史人物，如包青天、佘老太君、金兀术、樊梨花、李世民、武媚娘、杨宗保等等，包青天他说的最好，大家也最爱听，尤其是这一段：王逵盘剥百姓，滥用酷刑，百姓惨遭杀戮，终于激起民变。包青天七次弹劾王逵，朝野震动，最终王逵被罢免。这一节大家百听不厌，每一次，大家都激动地站起来，像城里人看球一样拍手叫好。有一次，老康还专门放了一挂鞭炮。
　　 吴师傅总是正月里来，穿着一身黑棉袄，拢着脏兮兮的袖子，半盲的小徒弟在前面拎着大鼓，一路走，一路自言自语。其实他也不是自言自语，是提醒走在后面的师傅。有一年正月，少见的连阴雨，小徒弟在五叔门前重重地摔了一跤，吴师傅一伸手，没成想也滑倒了。小徒弟到底机灵些，仅仅受了点皮外伤，只是摔破了一面牛皮鼓。倒是吴师傅的左腿伤得重，划出了一道几厘米长的血口子。乡下，缺医少药惯了，五叔将吴师傅扶进屋，用破棉絮蘸着烧酒，让小徒弟替他按摩。吴师傅痛得脸上的肌肉都向上扯着，嘶、嘶、嘶，两只深陷的眼窝也跟着扯动。按摩完了，咚咚咚，吴师傅又像往常一样敲起了大鼓，远远近近的乡亲早已经聚拢了过来，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抱着孩子的，都在眼巴巴地等着吴师傅。咚咚咚。咚咚咚。又是一阵急鼓，吴师傅开始说书：“各位乡亲听我港，根子晚上（今天晚上）说庄王。周庄王，十五年，害了病，倒掉子（驾崩），臣下慌忙请太子……”吴师傅说完了，大家仍不愿意离开，“再港一会”，“再港一会，港完咯！”完全忘记了吴师傅的腿伤，也忘记冬夜已经很深了。最后还是五叔解了围。将近凌晨一点，吴师傅才跛着脚，扶着小徒弟，消失在浓墨一样厚重的夜色里。
　　 五叔和老康一样也是“鼓书迷”，大鼓一响，五叔的魂就飞走了。五叔晚年经常和我说“桃园三结义”，和刘关张相比，五叔更敬重常山赵子龙，“单枪匹马，战袍血染（读如“软”），于千万人中救出了阿斗……”我静静地听着，笑着，从不争辩。五叔没有念过一天书，他是听了一遍又一遍，记住了鼓书中的人物、故事和情节。他是一个简单的人，是鼓书艺人用三寸不烂之舌，改变了他的价值观和世界观。他笃信真善美，不肯杀生，路上碰见蚂蚁要么止步，要么绕行。五叔享年六十一岁，没有出过一次远门，他的远方，在平畴尽头，白荡湖边。
　　 离开牌楼之后，我没有机缘再听大鼓书，那一次难得的邂逅，加重了我的失落。
　　 咚咚锵。咚咚锵。是在皖南山区一条僻静的省道旁边，远远的，突然传来说书人的鼓点，仔细听，分明是《三国演义》，字正腔圆：“一治一乱圣人留，争名夺利几时休？汉高祖灭秦楚龙争虎斗，传留到汉献帝三国分头；曹孟德占天时人称魁首，吴孙权得地利驾坐龙楼；汉刘备占人和舍命交友，只落得没有个安稳地，四海飘流。”我立即停车，跨过护栏，循声去寻久违的鼓点。暮色垂降，暮霭里的远山像一幅静物。田野里，水渠边，萤火虫举着鹅黄色的火把，仿佛回到了童年。我深一脚浅一脚，终于找到一处水口，又寻得一座古戏台。戏台下人挤人，乱糟糟的，周遭水泄不通。高高的戏台中央，一只雪亮的白炽灯兀自亮着，一万只蚊蝇和飞蛾在白炽灯周围热舞，嗡嗡嗡。一个穿汗衫的圆脸汉子坐在白炽灯下面，时而摇头晃脑地说唱，时而聚精会神地击鼓。热气蒸腾。谁也没有注意到，身边多了一个陌生人。
　　 他唱的是什么呢？我听清楚了，字正腔圆：“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财是惹祸根苗，气是雷烟火炮。酒色财气一堵墙，高人俱在里面藏，有人跳出墙边外，便是人间不老方。”熟悉的道具，熟悉的场景，却不是我熟悉的大鼓书。问题究竟出在哪呢？悻悻然地驶上归途，我猛然间醒悟，他是用普通话说唱的，虽然并不标准，已经不是方言。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他是从市场中摸爬出来的，懂得与时俱进，“老掉牙”的鼓书经典于是成了心灵鸡汤，成了流行文化的一部分。不再操持方言的鼓书艺人成了巧舌如簧的“段子手”，贩卖廉价的价值观，荒漠一样贫瘠的乡村，成了他们纵横驰骋的江湖。
　　 那是我最后一次听大鼓书。和童年一样，大鼓书离我已经很远了，但我时常还能想起朱师傅和吴师傅，他们的方言土得掉渣，像是在泥水里洗刷过一遍。现在，我一面用文字记录他们的说唱，一面回味牌楼的方言。真是羞愧啊！我是一个背叛家乡的游子，人到中年，我还会说的家乡话大约只剩三分之一，其中还有一部分不知道所指与能指。方言是血脉里的路标，与生俱来的另一重身份。浮游于异乡，我时常失语，前不知去路，后不见归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