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瘠年代、解放初期出生的母亲，是外婆家的长女，是六个弟妹的姐姐。农村穷苦的生活，温饱都难以解决的年代，家里的长子或长女，意味着放弃学业，在家照顾弟妹，为家分担一切，帮外婆外公操持家务、养猪种菜，因此母亲吃了很多苦，她的手粗糙、瘦削，长着许多老茧。
　　 年轻时的母亲总是编着两根又粗又长的麻花辫，浓密的黑发，脸白红润，身姿窈窕，粗布的衣裳缝着许多补丁，来回奔走于山坡田野间。那时的她几乎不怎么说话，很是文静，即便她说话也没多少人理会她，因外公曾毕业于黄浦军校，任过国民党某官职，文革期间动不动就被批斗，拉去游行，遭了不少罪，所以周边的人躲她都来不及，别提与她说话了。外公原本是要过台湾的，只因与外婆有婚姻之约，为了兑现这份承诺，守护这份感情，他饱尝了一生的艰苦和辛酸。
　　 在那段最艰难的岁月里，母亲和我大舅、二舅都在生产队里做事挣工分，勉强维持着家中的生计，但终究入不敷出，日子过得很苦，一家九口人饭很难吃饱肚子。尽管穷得叮当响，外公却不会误了孩子们的学业，让孩子们坚持读书，除了母亲和大舅、二舅只读了小学外，余下的三舅、小舅和两个姨妈都上了初中高中。
　　 母亲说起那个年代，眼中总流露出无限的伤感与无奈。她记得那时生产队经常有文艺宣传表演，母亲当然是其中一个，但因家庭成分缘故，总是受到排挤，其中有一个女孩总是与母亲冷眼相对，拉帮结交其他女孩刻意冷落母亲，母亲总是安静地呆在角落里，不吭一声。
　　 母亲自小就勤劳爱干净，是外婆的好帮手，帮助外婆处理许多家庭琐事。如一家人衣服的清洗，缝缝补补，养猪，采猪潲，捡柴火，照顾幼小的弟妹。应该说她是家庭中的牺牲者，作为老大又是女孩，没有机会读很多书，但她有一个好脾性，不喜串门斗嘴，一心顾着家。破旧潮湿的土房子永远会被她收拾得有条不紊整洁干净，炉灶里永远有红通通的火在燃烧，照亮简陋的黑房子，温暖着一大家人。
　　 春夏季节里，母亲经常翻山越岭去采茶，像个男人一样爬树采摘果子。在寒冷的冬季，风雪交加的日子，屋檐上挂满了一根根晶莹透亮的凌冰条，她为了赶在他人之前会在凌晨时分起床，赤脚跑到小河里用簸箕揽虾，脸蛋和手脚被冻得通红而麻木。
　　 没有粮食的日子，外婆就带着母亲到处借米借粮。一段路程只能偶然见到几家闪闪烁烁的灯光。她们疲惫地走过一条又一条田间小路，绕过一道又一道弯，累得筋疲力尽，只为了换来一家人短暂的裹腹。
　　 那时的床是用几块铺板做成的，几个兄弟姐妹每天晚上都是挤在一张床上，床上铺的是稻草，盖的棉絮又硬又旧又黑，还有不少破的窟窿。身上的衣服这里缝一块那里补一块，脚上难得有袜子穿，鞋子若破了，几个脚趾露在外面，遇上冬天就冻得通红长冻疮。
　　 外公性情温厚且善良宽容，读书颇多，擅书法，文革后当过教师，也做过乡长。那时到外公家提亲的人络络不绝，都说外公家有三个能干漂亮的女儿。后来母亲嫁给了我父亲，我父亲也是家中最大，有六个弟弟妹妹。母亲在嫁人后，帮助爷爷奶奶处理家庭许多事物，帮忙照顾我父亲幼年的弟妹，洗衣、做饭、种菜、挑水、养猪等等，每天屋里屋外都是她忙碌的身影。爷爷曾说过，妈妈不愧是出了名的勤劳爱整洁，用乡下的话来说，说她连墙上的事都会想办法把它做好。我想这应是他对我母亲最大的褒奖。
　　 后来叔叔们和姑姑都长大了，条件稍好些，母亲便带着我们三个孩子从布甲高山搬到了布甲乡的正街，土话叫做“大屋场”。她和我唯一的姑姑专门去外地学习了修表和照相，摆了个小摊位，经营得不错。父亲常年在外工作，每逢过年才能看见他的身影，母亲就这么辛苦疲惫地照顾我们的生活起居。直到八十年代末我们一家都去了柘林，因父亲的工作在工程局。二十多年前又从柘林调回了修水，日子便越来越好了。
　　 如今，母亲时常会回想那些年的艰难和饥不饱腹的日子，在我们耳边不停地唠叨着：“崽耶，要珍惜现在的好日子，要珍惜粮食，珍惜金钱，珍惜所拥有的一切。”虽然有时听腻了，但仔细想想还是觉得她的话句句在理。
　　 母亲老了，头发白了，身体越发瘦了，当年父亲眼中那个美丽的女子已不再复返了，每当我看到她双鬓的白发和被岁月无情地雕刻的皱纹，心中总会涌起一丝酸楚。我时常会想，如果母亲和我一样，出生在自由平等的年代，拥有受教育、选择就业的机会和权力，她也会成为新时代独立勇敢而杰出的女性，也会享受到幸福温馨的生活。而我是何其幸运，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长大，读了书，参加了工作，没经受过贫穷饥饿的苦。
　　 作为女儿，为了弥补母亲的遗憾，我一定要好好报答母亲的养育之恩，多抽时间好好陪伴母亲，让母亲安享幸福的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