弟弟连续做错事情，惹得连队领导很生气。“别忘了，你是反革命的子弟！”
　　 听到指导员大声训斥弟弟，一向坚毅的哥哥把头扭向一边，沉默不语，眼眶充满泪水，强忍着咬住牙关，他心痛。几十年后提起这段事情，哥哥依然心酸。
　　 他们是孪兄弟，一同来到我们连队。原来在一个学校但不在一个班。来到兵团后学校按班级分配同学下连队。本来哥哥要去26连，弟弟去25连。哥哥惦记着弟弟，问他：“怎么办呢？”弟弟说：“不管他们，跟我走。”于是哥哥就来到25连了。连队领导和带队的学校老师知道这个情况，也没追究。
　　 他们是从北京来的，那天很好记住??“8.18”。离开的那天，爸爸妈妈都没有去送行。爸爸被关起来，妈妈因为有病，暂时监外执行。对于他们离开，爸爸不知晓。妈妈支持说：“去吧，走毛主席指引的路没错，当初我们就是跟着毛主席闹革命的。”说后妈妈背过身去，右手背沾沾脸上的泪水。那个时候谁也顾不上谁啦。
　　 那时的北大荒是麦收季节，几十年没见过下着那么大的雨，地里积了没脚脖子的水，麦子，已经成熟的麦子，几乎都倒伏在田里。于是他们哥俩和全连的战友一样，投入到收麦子，割麦子，拔麦子的战斗里。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他们熬过来了。可是等到闲下来，就来事儿了，政治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了。评选兵团战士时弟弟落选了。几十年后弟弟依然耿耿于怀：“当时我不是兵团战士。”生产劳动都一样付出，政治待遇却不同对待，为什么？除了个人因素之外，就是因为他们有个“反革命”的爸爸。
　　 爸爸是反革命，这怎么可能呢？“文革”前两年，爸爸由大校军衔升为少将，是开国将军。那是一个周六的晚上，爸爸回家，肩上的肩章由两杠四花变成了一颗金豆，全家无不为之惊喜，因为事先一丁点信息也没有。听妈妈说过，爸爸一家都是老革命，怎么在“文革”就变成了“三反分子”呢。他们记得妈妈说，大伯就是著名的革命先烈杨超，那“漫天风雪满天愁，革命何须怕断头。留得子胥豪气在，三年归报楚王仇”一直震荡在他们的幼小的脑海里；他们记得爷爷是当年的县委书记，为了支援红军抗日，不怕杀头掉脑袋，结果被敌人枪决；他们记得爸爸坚定地革命的军人，不分昼夜的工作，一个礼拜也见不到爸爸；他们记得曾经的朝鲜战场上硝烟刚散，他们兄弟随妈妈才能在异国他乡和爸爸团聚。
　　 是的，爸爸是一位革命前辈。他祖籍河南新县，早年爷爷迁至江西省德安县定居。小时候，德安县农民运动兴起，大伯杨超是中共德安县委书记，爷爷是县委委员，读小学的爸爸参加了儿童团。大革命失败后，大伯和爷爷被杀害。为逃避加害，爸爸随二爷爷全家迁往吉林，在吉林读中学。“九一八”事变后，又辗转到山东掖县，就读于掖县中学。1936年，爸爸参加东北军学兵队，编入第4连。西安事变后，分配到特务团特务连任区队长。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到抗大学习，毕业后，在抗大总校和分校历任各种职务到科长。在抗大工作的5年间，爸爸主要负责做政治宣传工作，编写了《政治工作讲授提纲》，填补了我军政治教育工作教材上的一个空白。
　　 1943年1月，抗大总校返回延安。爸爸被留在太行山任分校校务科长。年底调八路军军总部任队列主任，副科长。解放战争，爸爸担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部军政处副处长、处长。这个军政处是个“不管部”，没人管的事都由军政处管，能胜任这个职务的人必定是精明干练之人。后来又担任华北军区南线办事处副主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参谋处处长。
　　 1949年5月，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3次急电召爸爸结束在南线办事处工作入京，担任总后勤部秘书处处长。到任后，爸爸负责协助部长与总理办公室、总参谋部和华北军区的联系。当时聂荣臻代总参谋长在中南海居仁堂办公，按照联合办公制度，每天上午，部长带着总后副部长、总后财务部部长、运输部副部长、军械部副部长和爸爸到居仁堂后楼办公，一般电文由部长签发，重要的由聂荣臻签发，特别重要的由周恩来签发。下午，回到内务部街5号办公。因部长工作太忙，有时周恩来就直接找总后业务部长和爸爸去汇报工作。1950年，中央成立复员委员会，负责安置退伍军人，爸爸还代表总后勤部任复员委员会财经组长。他在总后勤部还担任过司令部副参谋长兼组织计划局局长。1954年，爸爸到朝鲜，担任志愿军后勤部副部长，获朝鲜二级自由独立勋章。回国后，担任总后司令部副参谋长兼后勤技术装备研究院院长。1964年晋升为少将，任总后司令部参谋长，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为什么说变就变了呢？这位英雄的爸爸，“文革”发生后就变成“三反”分子，不见人影也没有任何消息，直到林彪事件发生后，他们才知道在爸爸山西太谷关着呢。好在都还活着，但是有病不给治，也不让探望。爸爸被解放后，孩子们很感慨。好在都过去了，阶级苦不能忘，路线斗争不能忘，北大荒更不能忘，那时的那里留有痛苦与快乐。
　　 那时的他们还很年轻，除了每日参加超出正常的体力劳动外，由于父母在文革期间受到巨大的冲击，哥哥还背负着沉重的精神负担。尤其在一号命令后，父母离开北京被关押到不知何地？这让哥哥内心万分的痛苦，对前途的迷茫，使他常常感到压抑彷徨！
　　 终于有一天打倒了“四人帮”，父母得到了平反解放，重新安排了工作。哥哥也在1977年11月份告别了奋斗了八年之久的黑土地，踏上了南去的列车，再次投入到生命中的又一次重大转折。
　　 他们兄弟俩都曾经是我们排的。最初弟弟在我们一排，后来去修水库了。等我们调离六团，水库也修好了，弟弟又回到连队。哥哥最初在二排，因为整编调到了一排。和他们相处的日子感到和普通的工农子弟没什么两样。我们一起劳动、工作了几年，一同上山修小铁路。哥哥敢于管理，坚持原则，面对肆虐一身正气，谁都慑服于他。为了照顾弟弟随着弟弟来到我们连队的，他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搞清楚，一直用勤苦来换取领导的信任。当上班长后，不仅以身作则，还处处关心爱护战友。我们从山上修路回来到达指挥部时,已经天黑了。指挥部的帐篷只有不到20个床位,突然来了一个35人的加强排,根本不能躺下睡觉，只能轮流休息。大家互相谦让。班长让战士，身壮的让体弱的。夜过大半，劳累的战友们酣然入睡，那时还静坐着4个人，他们都是班长。哥哥杨大明就是其中之一，他围着火炉在为战友们烤鞋袜，烤棉袄棉裤，在烛光下为战友缝缀衣服。此情此景我被感动了。
　　 我们在1973年分别后，直到1979年才见面。印象里是他们两个到总后天津运输学校当兵，闲暇时间到我家找我。在兵团时候，哥哥曾经在回家探亲路上到我家来过，有深刻印象。他曾经对战友说，我去过的天津战友家，惟有排长家院子大，五间北房宽敞。后来我去东局子办事，专门到学校找过他们。那里的学员都是十七八岁，唯有他们已经二十五岁，老兵了。只是因为他们老爸的原因，才当兵入伍。哥哥跟我说，老爸解放了，家里一败涂地。孩子们陆续返回北京，可是没有工作。老爸当时任国防科委后勤部长，和领导反映家里困难。当时的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给了他们两个当兵的指标，才得以安排他们两个有事儿做有工作干，学习驾驶维修专业，为以后工作打下基础。毕业之后，他们分别分到北京部队不同的任职。当我们再次相见时，已经时隔30年了。
　　 哥哥是从和平那里得知我的消息。于是乎，拽着铁良与和平冒着风寒驱车200多里到天津看我。一见如故，泪流满面。以后我们经常见面了。以上的故事就是哥哥在广州，我们一起游玩时讲给我听的。
　　 长期以来我一直和哥哥保持联系，也从他们身上吸取政治营养。因为他们从小就受着为国家为人民效力的正统教育。他们有优越感，可更多的是责任感，认为将门子弟就应该为党多做贡献，就应该勇挑重担，就应该抛弃世俗，多些高尚。他们用革命先辈的英雄事迹鞭策自己，用伟人和导师的语录激励自己，彰显了他们革命军人家庭的人格品质，在战友们中影响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