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糕上的蜡烛眼看快燃尽，老董神情凝重地将它们轻轻吹灭，又小心翼翼地一根一根取下。他取得又轻又慢，生怕弄坏了上面的裱花图案。那是一幅腊梅寿字图，粉色和红色的腊梅错落有致，大大的寿字嵌在中国结的中间，古朴而雅致。
　　 今天是老董母亲齐婉语七十一岁生日，开席没一会儿，老董的儿子浩然宣布了一条喜讯，他的新婚妻子佑怡怀孕了。好日子加上好消息，老董夫妇激动得不能自已，喜悦和欢笑在空气中流动。
　　 齐婉语问：“佑怡的预产期是什么时候？”
　　 佑怡答：“奶奶，是明年的七月五日。”
　　 齐婉语沉默了一会，说：“你最好早点生，那天我约定要走了。”
　　 大家一头雾水，忙问：“您要去哪？”
　　 齐婉语说：“当然是去董坤——你爷爷，你爸爸那了。”她边说边分别指了指儿子董泽民和孙子浩然。
　　 大家当即被老太太的话吓蒙了，董坤老爷子一年前已离世。气氛一下子坠到冰点，谁都不敢轻易接话，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场面陷入尴尬。
　　 书芬见亲家母沉着脸紧拉着女儿佑怡的手，连忙过去低声赔笑：“老人家年纪大了，话不能当真的。”
　　 亲家母笑着点点头。书芬还想再解释两句，谁知齐老太太隔着老远，却像长了千里眼、顺风耳，声音不大不小地怒了一句，“我是年纪大了，但脑子没坏，哪有媳妇嚼婆婆耳根子的？”
　　 亲家母听见，忙打趣道，“老太太是逗我们玩呢。”边说边将书芬拉坐在身边。书芬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不知该如何圆下去，她看了看丈夫，老董两眼直盯着蛋糕上的蜡烛，就像看着炉火上煮着的牛奶，唯恐一不留神，牛奶煮开了，溢了出来。他看得专注，这使大家也不由自主地跟着一起看，其间只有浩然说了一句，奶奶，你要许愿呀！齐婉语淡淡地答，许了。老董跟着说，妈，吹蜡烛吧？齐婉语说，你吹吧。听了指令，老董点点头，又让蜡烛燃了一会，有点舍不得让它熄灭的意思。直到蜡烛快燃尽，这才吹灭了。
　　 蜡烛熄灭的瞬间，亲朋们或重或轻地长舒了一口气，好像老董刚刚拆掉了一个炸弹。没有人鼓掌，也没有人嘻笑，大家都不说话，只将一个温和的笑容长时间地挂在脸上。
　　 席间，大家心里还存着老太太的话，情绪怎么也高不起来，更是默契地回避着生日这个话题，似乎“生日”二字中的“生”总会联系到“死”，所以刻意不提。蛋糕被完整地放在了一边，大家静静地吃着寿宴，每道菜都吃得干干净净，眼下似乎唯有认认真真地吃饭，方可省略掉交谈，掩饰住情绪。
　　 散席后，浩然夫妻送佑怡父母回家，老董开车载着妻子和老母亲。
　　 车上，齐婉语问：“佑怡这个预产期有点不对呀？”
　　 书芬与老董对视了一下，答：“妈，佑怡是婚礼前一个月怀上的。”
　　 “我说嘛！”
　　 书芬笑了笑：“那会儿他们已经领证了。”
　　 齐婉语摆了一下手，意思不用解释。
　　 齐婉语是满族人，家族是满姓八大姓氏之一齐佳氏，祖辈早改了汉姓，姓齐。她对自己的满族血统总是避而不谈，一生也没经过什么风浪，小的时候尽管世道动荡，由于家族根基深厚，并未受到冲击。父母一直让她念书，后来她还考了上一所工业大学，在男女生比例严重失衡的工科院校，齐婉语非常引人注目。那时的她，剪着齐耳短发，穿着白衬衫蓝布裙，走路带风，是男同学心目中理想的未来妻子。家里也曾给她介绍过几个家世显赫的男孩，她都没瞧上，后来她跟自己的父母说她喜欢大学同学董坤。董坤家境单薄，其父亲只是一名中医师。她母亲告诉她，找丈夫时要把姿态放低，就能找个强的，如果放不下身段，那只能找个弱的。齐婉语并没理会母亲关于姿态与择偶关系的婚姻理论，她只想与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最终父母随了她的心愿。
　　 董坤这一辈子只爱齐婉语一个女人，他像捧着掌上明珠一样疼爱着她。齐婉语对这个自己选择的男人也是挚爱一生，只是没想到董坤会先走一步，留下她与孤寂作伴。虽说小辈们听话又孝顺，但这完全是两码事，不是能相互替代的。这些感受和想法，她从不说，活到这个年龄，再说什么夫妻感情这类事就显得有点矫情，有点不庄重。一年前，董坤查出肝癌晚期，他本人也知道，可全家唯独瞒着齐婉语，并不是大家觉得她性情软弱，而是不想让她难过。她有多爱自己的丈夫，就连这世上的瞎子都能感受到。这是一份不掺杂世故，纯净如水般的爱情，它不怕生活琐碎地碾压，不惧厮磨殆尽的寡淡，只恐爱人不在的落寞。齐婉语以为自己会在老头子的呵护下先离世，又或者两人垂垂暮老之后，在某一睡梦里突然一起牵手西去。或许是她这一生太过平顺，老天为了求一个世间平衡，在她人生的最后年华里放进了这个结，使她从此悠悠自扰。
　　 现在房间里只剩下她一人，生日蛋糕最终还是在她的要求下分食了，齐婉语只留了一小块，这块上正好有那“寿”字，她把蛋糕放在董坤的照片前，久久地凝望着照片里的人，看着看着，笑了。她想起老伴在世时，每次生日他都会在自己的脸颊上亲一下，而后还会赞叹一句。他会说，嗯，今天皮肤很好呢；或者说，嗯，今天你好香呀；又或者说，嗯，长胖了更好看了……可此刻，只有冷冷的清风从她的面颊上漠然地拂过。
　　 有人在敲门，齐婉语知道八成是儿子董泽民，可这会儿她不想说话，可敲门声固执地持续着，犹如他的性格，沉稳而顽固。齐婉语曾想儿子的性格像谁，她与董坤都不是这样的，最后想到自己身上流着满族人的血，这或许便是儿子性格的来源吧。
　　 “妈，你睡了吗？”董泽民显然是非进来不可。
　　 齐婉语心里苦笑，便回了一句：“睡了。”
　　 “你还没吃药呢？”
　　 齐婉语无奈叹气，心想，你怎么这么执拗？只好又说：“你进来吧。”
　　 董泽民端着一杯水笑着推开门：“妈，吃了药再睡吧。”
　　 “嗯，你放下吧。”
　　 老董没放下，那意思是要看着她把药吃了。齐婉语只好拿起柜子上的四个各不相同的药瓶，分别倒出两粒或叁粒，它们一起放在手里，满满的一把。老董立即递上水杯。齐婉语很怕吃药，药粒有指甲盖大，她的嗓子细，一次就着水也只能吞下一粒，十来颗药咽下，肚子已被水灌饱，什么胃口都没了。每天三顿药，吃得她直想吐，可是医生说了，人老了，药比饭重要。
　　 见母亲吃完了药，老董站着没动。
　　 齐婉语知道他是有话要说，就像她对自己的评价，老了，但不傻。她也不看他，只是说：“坐吧，想说什么就说吧。”
　　 “妈，你今天好像不高兴。”
　　 “没有。”
　　 “是不是我们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你们都很好。”
　　 “那你之前怎么说想去找爸爸呢？”
　　 “你别管了，那是我跟你爸的约定。”
　　 “什么约定？你别骗我，是不是哪里不舒服？不会是又病……”
　　 “呸，哪有那么多的病？我就心脏这点老毛病，其它好着呢。”
　　 “那好那好，妈，下次可不带这样吓我的。”
　　 “我怎么吓你了？”
　　 “你说要去找爸，这还不是吓我？”
　　 “你也是快做爷爷的人了，别尽说傻话。”
　　 齐婉语实在不想继续这个话题，她并不是一时兴起才有这个想法的。关于生与死，现在的她有太多时间去想，去思索。当一个人不再需要向生活所求时，生的吸引力就变得很小，没有了欲望，连活着的气力也一同消失了。猛然，她的心口一阵绞痛，她连忙掩饰，一旁的儿子没有察觉。痛，这个感觉她早已习惯，能疼，会疼，表示还活着，算是一个提醒，一个敲打，别活的什么感觉也没有。药物只能短时缓解症状，并不能将它治愈，疼痛的存在，使她内心的愤怒有了存在的理由和空间。她曾有那么一段时间对这个痛还心存感激，因为它点燃了一个人内心自私而隐秘的“恶意”。她终于可以放下温文尔雅，克已自持，就算这个态度不是对他人的，仅仅朝着自己，她也感到痛快。进行这样一场不公正的情绪宣泄，多少带着点疯狂，尽管恨的对象是自己，那又怎样，她在生气，而且需要一个出口。于是，痛就痛吧，如果不是医生和孩子们一定要她吃药，她才不吃呢。每次医生都会问，近来感觉怎么样？她就答，好多了。医生就继续用药，好像是在用药来安抚和喂养着病痛，让病痛听话一点，安分一点，不要扰了人们活着时的梦。
　　 说到梦，她觉得自己一生太过“好梦”了，就算自己是一个物欲小，没野心的人，那也太过平顺、安逸。就在董坤走前的最后日子，她也没有觉得生命亏待了自己。起初，董坤住进医院，全都骗她说只是有点肝腹水，很快就能回家。她也每天与丈夫通电话。丈夫会问，有没有好好吃饭？按时吃药了没有？晚上别睡得太晚，等等。尽管人不在家，可心里一直念着、挂着。直到有一天晚上，她刚睡下，手机铃响，一看是老头子，忙接起，只听丈夫带着哭腔说，婉语，你明天来医院看看我吧。那语气简直是在恳求。她赶忙答应，又告诉丈夫自己一直都想去医院陪他，只是孩子们不让，想着自己去了，可能没帮上忙，反而给大家添了麻烦，就不好太强求了。丈夫说，我太想你了。婉语听着心里酸酸的，丈夫一直是自己的依靠，是家里的主心骨，可电话里，这个男人正在向自己“撒娇”。那晚，他们就抱着手机聊了好久，一直到丈夫的手机没电了才挂断。
　　 第二天，婉语自己去了医院，当她出现在病房门口时，儿子和儿媳吓了一跳，刚埋怨她不该来。一直将半个脑袋埋在被子里的丈夫立即伸出脸来，袒护道：“是我让你妈来陪我的。”接着又一脸的委屈，像个犯了错的孩子。
　　 在丈夫最后的日子里，齐婉语真真地体会到病者所承受的痛苦，那是所有医学手段无法拯救的炼狱。丈夫一天比一天消瘦，似乎每过一天，就缩小一圈。不管怎么努力地往身体里输入营养，都无法将他的躯体再次充盈起来。他的呼吸越来越微弱，他的目光越来越茫然，他的身体像被禁锢了，不能动弹。他躺在那，在那张小小的病床中间缩成一团，像漂浮在无边的海上，床成了托住他生命的唯一支撑物，而他，远远地看去，已经缩小的像一个孩子。生命正一点、一点地从他身上流走，你能感觉到，他正在生与死之间踌躇、徘徊。此时，病者既有无法忍受病痛而急于赴死的决心，又有眷恋亲人和人世而不愿离去的固执。在每一天，每一小时，甚至每一分钟里，他的情绪都在这两种心境里挣扎，这是何等的残酷，受到折磨的不仅仅只有肉体，还有一颗心呀。
　　 此时的医生也显出了无奈和疲惫，他们变得小心翼翼、斤斤计较，每天在治疗与等待之间做着平衡。生命像被放在一座看不见的天平上，稍不留神，天平倾斜了，病人也就去了。齐婉语一直以为医者的心都是钢铁做的，见惯了生死，早已大彻大悟，谁知他们也会为了留住生命，而向病魔屈膝。他们谨慎而温柔地对待着这个天平，一会在这边加一点砝码，一会又在那边减一点重量，勉勉强强地将摇摇欲坠的生命挂在时间的峭壁上，一直坚持到生命无力承受，而戛然断裂的一刻。
　　 丈夫走后，齐婉语抑郁了很久，孩子们对她的态度更加温顺、屈从，她终于从一个丈夫手心里的老宝贝变成了儿孙们尊怕的老祖母。可作为一个女人，不管多大年纪，这都不是她想要的。
　　 就这样，齐婉语在回忆中睡着了，醒来时，孩子们都已出门。吃过早饭，她给阳台上的花洒了点水，一盆蝴蝶兰耷拉着脑袋。她不会养花，董坤在时，全是他在打理。那时董坤还有一群花友，邻居王美娟就是其中一位。王美娟比齐婉语小几岁，特别会养花，董坤时常跑去找她聊“花经”，他们还互赠花卉，或者代养，等开了花再各自拿回去观赏。现在家里已没几盆像样的花了，自董坤走后，王美娟也不再来，主要是齐婉语对她不太热情。至于原因吗，只是有一次，董坤叫了王美娟一声“花仙子”。
　　 齐婉语换了一件图案稍显花俏的衣裳，抱着蝴蝶兰向王美娟家走去。隔着她家的院栏可以看见里面青枝绿叶，花团锦簇。王美娟正巧拎着东西从屋里出来，看见了她，忙放下东西，过来开院门。
　　 两人走近后，不约而同地向对方笑了笑，脸上都带着许久不见后初见的腼腆。王美娟指了指她怀里的蝴蝶兰：“这花怎么了？”
　　 “不知道，快蔫了。”齐婉语答。
　　 “给我吧。”王美娟不等她松手，直接将花盆抱了过去。
　　 齐婉语拍了拍袖口上的浮灰，问：“你要出去？”
　　 “嗯，街口那个修鞋的，你认识吗？”
　　 “不认识。”
　　 “病了，很重。他儿子强子前些时候没了，儿媳生孩子时难产，早走了。现在身边就一个孙子，叫小猴子，还有点傻。怪可怜的，能帮一下就帮一下。”说完，她将花放在一处避光处，再次将刚才放下的东西拎起。齐婉语这才看清，那是一袋大米和一桶食用油。
　　 “这东西是……”齐婉语问。
　　 “送给他们的，那老头病得起不来，不能修鞋了，就那点低保，看了病就吃不上饭。”
　　 “哦，我跟你一起去。”
　　 “好啊，一起去。”
　　 齐婉语模模糊糊记得街口好像是有一个修鞋的，现在自己很少出门，也就有点想不起来了，听王美娟一讲就生出许多好奇。她跟着王美娟走了小半条街，最后在后巷尽头看见一个依着围墙搭建的棚屋，说是屋子，还不如说是雨搭子，只是四周违了起来。两人进去，里面又暗又湿，一股霉味。一个六，七岁大的小孩坐在地上玩着一个破皮球，看见人，也没什么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