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纯粹的精神层面而言，说书籍是人类唯一的财富，也毫不过分。它使我们如此的富有，富足到了安静而平和，化解乖戾，消融狂妄。它又使我们如此贫穷，贫穷到了惟有浅陋粗鄙和鼠目寸光，必须计米度日，量人间家当而后行。有书盈壁，包围如井，消磨其间，渐渐明白自己不过一只观天的青蛙。沧茫大海，只能取其瓢饮；仰望星空，人生一闪即逝。不悲不悯，闭目即见人世皆失，日月星辰美丽巨大，转动而过，其音轧轧，不可抵挡。书籍给予的阔大无可比拟。
　　 不必深究佛的确切定义，这一点也不妨碍我们读取佛懂得佛，一点也不妨碍我们与佛一点即通心心相印。佛会吸引残留一丝一毫慧根的人向他无限靠近。慈悲即是佛，恻隐即是佛，这二者正是佛顶最柔和的光环。佛是阳光，不管是朝暮红艳还是正午亮白，不管是夏日炎炎还是冬阳温暖，必有其天理昭彰的当然。佛是明月当头，澄澈心神。过犹不及，喧嚣奔突和颓废消极都不是佛；佛镇静温和，平等地穿越白天与黑夜、坦途和泥淖。佛即可虚化为一动慧心、一点灵犀，又可有形为雨露阳光、黄钟大吕，或者一个眼神、一声叹息。佛浩浩荡荡，无所不在。
　　 书中自有群佛在。
　　 书中群佛掌不合十，面无微笑。他们没有一丝一毫的法力，随你去哭，随你去笑。然而万物皆元素，冥冥之中必有因果与轮回。佛中当有马克思与爱因斯坦，佛有佛的伟大哲学与不朽科学。陷于其中直抵灵魂的欢乐与悲恸，佛当立于斯人额头，光芒放射。试问诸君，能否看到《史记》中无处不在的佛？我们丝毫看不到司马迁的惨烈，更看不到刘彻的残忍，扑面而来的，只有《离骚》般出类拔萃的语言，只有子午线般严肃不移的史实。把两千年之前的历史与现实，如同用电影胶片一般无二地记录下来，独独抹去拍摄者的疼与痛，也惟有舍身馁虎的佛能做得到！司马迁的最后时光呢？因老病而死于床箦吗？这恐怕是他最痛苦的、也是后人祈求的结局。闲翻史册的人什么也听不到，以为司马迁成了佛。但此时此刻，那一声声咳嗽、一声声呻吟，万马奔腾般透纸而出，猛烈地撞击着我的耳鼓！儒与佛在某种意义上、某些层面上水乳交融，无法剥离。
　　 富贵也是佛，他是《活着》的佛。其实余华也是佛，最起码在写作此书的过程中他是佛。富贵是坚韧的中国老百姓中最普遍的佛，亲人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纷纷离他而去，他仍金刚般挺立着；并用自己的方式把他们一一招回，如倒放影像，如枯落的花叶克服地心引力复归树梢。黑瘦的富贵大肚能容，笑口常开，完全颠覆了佛中弥勒的外在形象。佛的宪法宣布：灾难面前人人平等，没有选择，无法逃避，只有苦忍苦受，如海如洋，漫漫无边。人的富贵和牛的富贵，都套在这样的枷锁下乐呵呵地生存着。富贵远远大于普罗米修斯，即便高悬于高加索山脉之上，亦笑看鹰来。人看他苦，他看人迷。不知者谓之精神错乱，知之者谓之活佛济颠。
　　 西方也有佛。上帝过于万能，佛则什么也不能，而又随风入夜，润物无声。毛姆雕刻了两尊令人瞠目结舌的佛，一尊佛叫斯特里克兰，一尊佛叫施特略夫，而撕扯其中终于为二佛开光的，是一个小女子布兰奇。这是类似于中国农夫和蛇、农夫和狼的故事，但其寓意迥乎不同。施特略夫救斯特里克兰于没顶，反被对方撕咬得体无完肤、鲜血淋漓，然而依然无怨天悔，心甘情愿。所以施特略夫是超脱佛，而中国的那两位农夫却陷于糊涂与愚昧的深渊。斯特里克兰一路狂奔，终于从便士的重重围堵中胜利逃亡，在太平洋上一个叫塔希提的小岛，和高更一起画出了一轮让人热泪盈眶的明月。斯特里克兰是真正的佛，他的真言用最古老的梵文刻在贝叶上，世间无人能够读懂。“上帝的磨盘磨得很慢，但却磨得很细。”此语只适用于滚滚红尘中的凡夫俗子，于佛而言则否。斯特里克兰是中国的弘一法师。
　　 圣地亚哥是无数人崇拜的佛。佛就是苦难中的战斗，就是苦难中的修行。佛就是被打倒在地也不会讨饶，这是圣地亚哥的标签，圣地亚哥是佛中的斗胜佛。圣地亚哥更是一位苦苦求索的苦行僧，他是中国唐代的高僧玄奘，佛经般的“大鱼”迷离了他的双眼，究竟是他打败了“大鱼”，还是“大鱼”打败了他？我倾向于后者，因为海明威虽然发誓要让这条大马林鱼“知道人有多少能耐，人能忍受多少磨难”，但他本人终于被自己臆造出来的“大鱼”一拳击为齑粉。佛是用来膜拜的，终究无法融入俗世的烟火。
　　 人类一代一代，用各种文字塑造着一尊共同的佛，放之四海而皆准，加诸万世而不移。书之佛是一个孤零零的意象载体，脱离一切宗教的束缚，颠扑不破，亘古常存。它是一轮明月，既不炽热，也不冰冷，高悬于每一个灵魂之上，不质疑，不逼迫，从容而淡定。不必木鱼佛号，只须抬头，看一看那轮清澄明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