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九六六年小学毕业上初中的，正值文化大革命初期，教育革命方兴未艾。一开学就参加了半个月的“干打垒”劳动；每天在学校附近的铁路边坐铁路上的通勤车去市郊的砖瓦厂。锻炼结束返回学校后，一天文化课没上就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运动中。十三四岁的少年懂什么？每天除了在校园内到处转，就是看看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不久我们和高年级的学生一样，参加了串联活动。曾看见友益街和海寿街路口的两边电线杆子上，高高地扯着“欢迎全国各地师生来武汉大串联”的横幅标语，起初不懂“串联”的含意，以为是参观学习，交流验验；后看见闹哄哄的阵势，才知道是声援。
　　 和战争年代儿童团员的年龄差不多的小将要出远门，校方怕当绊脚石，一般不拦；但家中的父母要管。我的父母犹豫了几天未商量妥:去吧，担心人小不能自理；不去吧，错过了不花钱开眼界的机会。等他们同意放我出去时，班上只剩下包括我在内的七个男同学未组合。可能怕串联的人多了铺盖不够要自带，父亲找出哥哥在部队用的皮尺宽的窄军用背包带，把一个大白搪瓷脸盆和一床棉被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并手把手地教我打结实的要领。看着力气那么大的父亲并不轻松的样子，我怕解开后捆不紧，途中不敢动，到上海住下才松绑；返汉时像捆犯人一样五花大绑，没有一点看相。
　　 不知什么原因，我们没有首选去首都北京天安门看毛主席，而是去旧中国时就有“冒险家的乐园”之称的大上海(那时的日用品以拥有上海货为骄傲，戴着上海牌的手表谈对象是很神气的)。记得出发的那天是下午二点多，我们提前进了熟悉的老汉口火车站，看见一辆从广州方向开过来的列车，不问三七二十一上去了。后来才发现车票是下午四点多的；搭错了车。连车次都没弄清楚就随着人流登车，可见那时还是懵懂的；好在没坐反方向。我和街坊黄叶坤都是在火车站附近长大的，知道乘客要在候车室或室外排队等候，提前大约二十分钟由工作人员举着车牌引至进站口的。然而临到自己头上却不知所措，慌不择车；所幸那趟车不太拥挤。过去的车速不快，夜晚十点左右才到了郑州。在接待站，我们拿着盖着红色大印的介绍信办理好了签住手续，然后乘坐专门负责接送串联师生的大客车去招待所(一般为学校)。没在那儿停留，住了一宿第二天下午去了火车站。
　　 儿时听说郑州是河南的最大城市，京广铁路上的重要交通枢纽，可通达南国北疆、东西边陲。站在高高的天桥上，俯瞰着十几个股道的铁轨像长蛇一样向四方延伸，相比京汉铁路上闻名的欧州法式风格的老汉口火车站内的两条单薄、寒酸的铁轨，算长了一点见识。偌大的露天广场上到处是候车的人；我们老老实实的排在队伍里。车快到了，我们随着乱糟糟的人群潮水般地向站台涌去。列车一停靠在站台边，人们拿出吃奶的力气拼命地往车门里挤。我们背着一个碍事的包俯，推推搡搡的，好不容易才被夾裹上去。十二岁多的董德明和小个子李义祥机灵，冲着车窗口嗲声嗲气地大声叫喊叔叔、阿姨，摆动着一双无力的小手示意拉一把。不忍小小少年受挤压的好心人，把他俩从窗口拽进去了。然而其他的同学却看不惯他俩撒娇般的乞助；也有自己吃了苦头，无名之火迁怒于人的妒意。后来坐车去上海，他俩又故伎重演，愈让同窗五少年不快，萌发了后来驱逐的不妥举动。从下午四点多在人山人海的大广场上排队，熬到夜晚八九点才上车。一想到当年中转时随着嘈杂的人群在天桥上拥过去挤过来的情形，一幅活脱脱的小逃荒人般的狼狈相，现在还感到滑稽可笑。
　　 启动的列车，呼啸向前。等到了终点站统统都要下车，我们才知道是徐州而不是上海。小时候常在江边玩水，看见有三四层楼的东方红五号顺着江流而下，知道过了南京是上海；与小伙伴在火车站玩耍时，知道去上海若坐火车是要经郑州中转的，但不知要绕那么大的圈子，可见地理知识是多么贫乏。知道徐州是历代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是后来的事，有名的淮海战役(国民党称“徐蚌会战”)，往前的台儿庄战役后从徐州大撤退等。即使是这样，也没弄清这儿是江苏省最边缘的城市。不然，这篇未完稿的文章以连载的形式发上朋友圈时，被大学同学李哥看见指出有误，并希我补补地理知识。其实是我一时大脑“短路”，把太原和徐州张冠李戴了。因坐火车签个字就可以取票，甭管拖到什么地方，迟早会到目的地的，索性呆了一天。
　　 或许是没有呆在繁华的地方，这座商贾云集的干年古城，给我留下的印象并不热闹。记得第二天我们七个人一起出门，一起在清冷的大街上沿原路走去走回一一怕人弄丢了，不敢搭乘公共汽车。印象中看了一场电影或者一场戏，吃了一天的白面馒头和面条；并以为往北(西北)的地方的人都不习惯吃大米。
　　 从徐州到上海也是坐的晚上的车。和上一趟一样，两个小机灵鬼也是被人从窗口接进去的。车厢内依旧人满为患，入厕须扶着行李架的杆子，从座位的靠背上移过去。因不是神色慌张的难民，而大多数是朝气蓬勃的串联人，所以看上去并不觉得混乱，倒是感到车厢内卷袖戴章的红卫兵充滿了革命的激情。受感染我们也兴奋得睡不着觉，所以火车半夜过江到南京时的情形我至今还记得。车厢是用大汽渡船载过去的，来来回回用了很长的时间。联想到武汉的万里长江第一桥能通汽车和火车，自豪的心情油然而生。迷迷糊糊的打了几个盹后，东方渐渐发白了。等到天大亮时，风驰电掣的列车“匡当、匡当”地放缓了速度，慢慢停了下来一一“大上海，东方明珠我们来了！站台上，五个义气少年本想赶走那两个在眼前晃来晃去的讨厌小家伙，突然想到他俩没有介绍信，从三四十米外的地方，把两个负气转身走了的人又喊回来了。小孩生气不记恨的，和好如初的七个少年在上海滩开开心心的晃荡了七八天。
　　 经过二个城市的折腾，我们不再胆怯了，安营扎寨后，每天往外跑，一是看大字报，二是游玩。出门不再傻走一一有车坐车，有船坐船；像逛武汉三镇似的从容。上海有名的复旦大学，去看了；历史悠久的城隍庙，去逛了；繁华的南京路(老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的故事发生地)上，去玩了；自力更生的国产大机器万吨水压机，去观了；偌大的动物世界西郊公园，去游了……呆在上海的时间虽说不长，按当年的说法是经历了风雨，见过了世面，学会了处事。因我们太小了，只能看看大字报，起不了别的作用。
　　 同行的刘仁杰曾感冒发烧了一天，躺在地铺上发汗退烧(儿时见过这种处理方法)，我和黄叶坤在招待所陪了他一天。我曾送他一小册邮票，他的老家好像住在尚德里，先前算朋友。另外我们坐客轮过黄埔江时，一个二十左右的上海年轻男人(像电影中的小阿飞)上前搂着一个同学的脖子，看似开玩笑，其实想掏钱包。我们不惧，他也未熊得手一一我们的小钱包都藏在贴身的口袋里。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返汉是坐的东方红大客轮一一逆江而上，二夜三天；不能不说是灵活明智的选择。最重要的是，有个住在如寿里、老家是下江(汉口人这么称)人的同学，有亲戚在上海，但我们没有寻求帮助，而是凭一纸介绍信完成了在上海的串联任务。那是一个特殊的年代，是一段特殊的经厉，应当牢牢地记住这段经验教训，才不至于重演。
　　 五十二年前的那个冬天，我们坐上海船回武汉的情景仿佛浮现在眼前。沿江而上，曾有一段像平湖一样宽而平缓的水面，白色海鸥不时地在船的周围飞去飞来。与汉口龙王庙水流湍急、惊心动魄的水面相比，想到一方水土对一方人的影响是多么大的啊！武汉人粗声大气的快言快语，下江人柔和嗲气的轻声软语，都是大自然赋予的啊！
　　 四等仓上下铺，可坐可臥；略感狭窄，聊胜于无。时而凭栏，眺远山，观江岸；时而侧靠，听歌曲，想故乡。至今我的耳畔萦绕着那首反复响彻在东方红客轮上的红色流行歌曲《战士爱读老三篇》:心中的太阳红艳艳，战土爱读老三篇。一学张思德，不为名来不为利……
　　 汽笛一声长鸣，大客轮靠码头了。我清点了剩下的一分、二分、五分的硬币，仅剩二三毛了，一一可买一根五分的上海大麻花；可买一只五分的上海街头厨窗中的囟麻雀；余下的可买些许的上海城隍庙的大五香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