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院子里的丁香结出了果子，我却还能闻到簇簇的花香。
　　 是季节的匆忙，还是我的迟滞？竟让人一时无从说起。满树的果实是季节里的司空见惯，一地的悲哀便是不速之客。意想不到的来临，是真的梦境。
　　 我是看不到了：丁香的来年花开，甚至是今年冬日里的最后一柄落叶。我犹豫着，是想把犹豫交给未来。在院子里，手植一株丁香树怎么样？还是不要的好，免得成为让人指指点点的墓碑。
　　 我终究是要离开这个院子，生活了六十年又怎么样？何时离开，已身不由己，更莫要说良辰吉日。
　　 一切都是最好的。
　　 我只能这么想。
　　
　　 2
　　 院子里有两株丁香。粗壮的那株，是外公种的，每年的夏季里开紫色的花。
　　 外公是宁波人。他读完斐迪公学，便来到了上海，起先是在德国人开的“谦信洋行”里供职，因为帮他们保住了大笔钱财，而后做了德国法本集团在中国的买办。外公很快就成了上海滩的大亨榔头。1925年的夏天，外公从一个德国侨民手里买下了这处院落，成了宝庆路3号的新主人。
　　 接手的时候，院子里只有一幢主楼和一个给仆人住的副楼。外公花了7年时间，建了3幢房子，一幢是给子女住；一幢是有8个大灶的厨房；还有一幢独立洋房，是用来接待客人的。外公在这个占地4774平方米的院子里，拥有了1048平方米的建筑，还觉得意犹未尽，便在大草坪的一角，种下了这株每年夏季开紫色花的丁香。
　　
　　 3
　　 与外公相关的事情，大多是母亲告诉我的。外公一定是个幸福的男人，他有四房妻妾，6个儿子，7个女儿。母亲是他的第四个女儿。外公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德语。他十分富有，买下了宝庆路3号和其他几处地产后，手头还有330万美元的存款。他的地位也十分显赫，除了做染料生意外，还兼中央银行理事、上海工商界商会主席。
　　 外公虽住洋房，却非常传统。他日常喜欢穿长衫马褂，开口也是一口宁波腔上海话，很少开洋文。母亲说，外公身上的这种传统气息，感染了许多来宝庆路3号作客的外国人，德国公使来这里拜年，都行叩头跪拜大礼。母亲是个才女，她绘画、钢琴、跳舞样样精通，会一口流利的英语、法语，却因国文的欠缺让偏重传统的外公担心。外公精心挑选了一位毕业于无锡国文专科学校的国文老师，做母亲的家庭教师，一周授课两次。
　　 国文老师大我母亲7岁，相貌平淡、沉默内向，写一手好看的小楷，他父亲开办过闸北水电公司，可惜的是，日本人轰炸闸北时，一切化为乌有。就像言情小说里的故事，国文老师，俘获了大家闺秀的芳心，日后成了我的父亲。可以想象，外公的勃然大怒；更可以想象，母亲的义无反顾。结果是，母亲与自己的国文老师在淮海中路的弄堂内，觅得新巢。外公无可奈何，只得拨些财产给自己的四女儿，权作嫁妆。
　　 那时，正在抗战，上海是座孤岛，两位相濡以沫的年轻男女，在出租屋里饶有兴趣地构思着一部以南宋抗金为题材的小说。然而，他们先于小说出版的作品是哥哥、我和妹妹。
　　 1948年，外公带着三个小舅舅离开宝庆路3号，去了香港。这一年，我3岁。又过了6年，留在上海的一个舅舅转达了外公的意思，父母带着哥哥、我和妹妹回到了宝庆路3号。父亲在一家出版社上班，母亲继续她的绘画。
　　 妹妹9岁这年，得了脑炎。母亲守候在她的身边，将痛苦凝聚在笔端，刻骨铭心地记录一个幼小生命的挣扎。妹妹去世了，母亲也崩溃了。
　　 1957年，母亲收到外公去世消息，去了香港。从此，母亲再也没有回到宝庆路3号，我再也没有见过她。
　　 那一年，我12岁。
　　
　　 4
　　 院子里另一株丁香，开白色的花。那是父亲种的。母亲离开宝庆路后，与父亲有书信来往。母亲想在海外团聚，父亲是力不从心。
　　 后来，母亲去了巴黎，据说成了一位小有名气的画家。在日后的漫长时光里，父亲依旧相貌平平，性格内向，一有空就写那部新婚燕尔时构思好的小说。他给这部小说起名《金瓯缺》。
　　 八十年代，哥哥去美国做访问学者，路过巴黎，在戴高乐机场与阔别近30年的母亲有了一次相聚。母亲送了礼物，给哥哥的是一套精美的喷银餐具；送给父亲的是一个纸盒，里面装了丁香的种子。父亲将母亲送的丁香种子，种在了外公那株的旁边。
　　 1992年夏天，他在丁香树开满洁白花朵的时候，将去年得了茅盾文学奖的《金瓯缺》埋在了树根底下。4卷书里的160万言，是宝庆路3号的40年光阴。我知道，父亲有太多的话要与母亲说。
　　 这一年，父亲走完了他的一生。院子里的那株开白花的丁香，每年夏季都在说着只有母亲才能听懂的花语。
　　
　　 5
　　 母亲离开宝庆路的时候，我开始学画。哥哥在戴高乐机场与母亲会面的时候，母亲也给了我礼物。母亲让上海的舅舅给我推荐绘画老师——著名雕塑家张充仁先生。张先生，是母亲当年习画的老师。我曾师从哈定、李泳森夫妇习画，著名油画肖像大师俞云阶来宝庆路教了我5年。
　　 1985年，我从街道工厂辞职，以画谋生。我喜欢画水彩画。我喜欢画以上海老洋房为范本的水彩画。也许，我太想再现摩登年代里弥漫在这些建筑中的怀旧气息。
　　 我守着宝庆路3号，画上海的老洋房，然后给几个朋友看，或者在客厅里办展览。我也收学生，收年轻、灵秀、出身好的女孩儿，有点天分，有些气质，这才配得上空灵的水彩画。然而，这样的日子，因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变得与宝庆路3号不搭界了。当年外公去世前，对其遗产进行过安排：妻子孙家仪25％；6个儿子平均分配50％；7个女儿共占25％。按照外公的意思，我母亲有3.57%的遗产继承权。
　　 因为母亲“下落不明”，我和哥哥是得不到遗产的。不曾想，我生活过60年的宝庆路3号，竟然要与我撇清界限。丁香树开始落叶,院子里起了纷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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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得出，自己就是丁香树上随时要落下的叶子。即便如此，我还是想成为那最后的一柄落叶。我已不在乎别人说什么，无非是苟延残喘、垂死挣扎之类的话语，每个人都有选择谢幕方式的自由。
　　 我也知道，有人已经将闵行区繁兴路300弄68号101室的房子给准备好了，55.25平方米的面积，没有产权证，租金需要我掏腰包。我不能离开宝庆路3号，我是一株根扎在那里的丁香树。不能离开，怎么能离开呢？在这残山剩水的院子里，我看着父亲种的那株丁香，上面有3柄残叶，随风飘摆。
　　 丁香树上还有叶子，这难道不是希望？
　　 这样想着，我便有了柳暗花明的豁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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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晚上，我睡在客厅里。那里有画室、展厅、舞厅……其实，这都是表象，我潜意识里是想听到丁香树落叶的声音。我蹒跚地走近父亲种的那株夏天里开白花的丁香树，地上有一柄奄奄一息的落叶，再抬头看那树梢，上面留了2柄树叶。
　　 看来，这是昨夜落的新叶。我回到画室，将这柄落叶在手里玩味了良久，忽然想在上面画一幅画，几笔下来，根本不是什么画，而是一个人的名字：黄亨义。我是真的有点想她了。她是我的太太，一个美若天仙的中德混血儿。当年，她舍弃了不计其数的追求者，对教她画画的老师——一个破落子弟，却情有独钟，恋爱一谈就是8年。
　　 最后，她却在出国风潮中，为了女儿的前途，去了美国。嘿嘿，教画画的老师。
　　 母亲不是也选择了，教他国文的老师吗？
　　 黄亨义，你想我吗？
　　 还有那应该婷婷玉立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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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丁香树又落下了一片叶子。我是透过落地窗的玻璃看到的。我的身子已经没有力气，去院子里了。我躺在沙发上，面朝着院子，朝着那株丁香，如那柄尚在树梢的叶子一般孤单。
　　 有冬阳透进室内。我想，落去的这柄树叶，总会有愉快的联想。
　　 是水彩画，还是爵士乐？早些时候，每逢周末，一群老克勒便会来宝庆路3号翩翩起舞。在这间客厅里，随着西方古典音乐的流淌，有人会跳出圣约翰的韵律；有人会舞出沪江的风范；英文在这老房子里如鱼得水。
　　 如今呢？一切都曲终人散。
　　
　　 9
　　 我晚上躺在沙发上，旁面的茶几上备好曲奇、牛角面包，还有咖啡。我计划好了，准备整夜里睁着眼睛，来见证最后一柄丁香树叶的坠落。
　　 这是一个孤单的冬夜，又冷又长。当太阳再次透进落地窗的玻璃，我已睁不开那双亮了一夜的眼睛。我已看不到那柄最后的树叶，不知道它是在树梢还是草坪。
　　 今天该是12月4日。我脑海里显现的全是教过的女孩，她们依然年轻、灵秀，配得上空灵的水彩画。
　　 是谁在我的额头轻吻了一下，有香奈儿的气味。
　　 我的眼睛注定是睁不开啦。
　　 她们应该看到一幅凝固的场景：
　　 徐元章死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