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又一年，当皑皑的白雪给大山披上银装，春节到来的时候，童话般的世界里便现出衣着簇新、欢声笑语的孩子们。一个个脸上带着喜悦，带着憧憬，腊梅般绽放在山野……
　　 和城里的孩子相比，山里的孩子盼望过年的愿望似乎更强烈些。盼望过年，其实是盼望能吃上好的，得到几毛的压岁钱，但最强烈的还是渴望能穿上那一身的新衣服。
　　 那时候，家里不富裕，男女姊妹六个平时的衣服，有父母的旧衣服改做的，有拣哥姐们穿小的。可是过年，母亲一定会让我们穿上新衣服，一针一线里饱含着浓浓的情，深深的爱。
　　 进了隆冬腊月，首先置办的就是过年的新衣。家境殷实的用钱和布票从商店买来现成的布，到成衣铺量尺缝制。过年穿出来，那布料，那款式，那个范儿，着实令我们羡慕。那个时候家里不仅缺钱，布票、棉票也金贵。记得村里有个顺口溜挺逗的：个大不算富，多费二尺布，一样分棉花，闹条薄棉库。
　　 我们的新衣大都是用家织布做的。
　　 家织布就是土布，不过在我们那却没人叫土布。过年能穿上家织布做的新衣，也很好了。秋天生产队交完任务指标，剩下的棉花分给社员，加上自家拣捞的棉花桃——下霜以后不能开花的棉花桃，生产队就不要了，拣拾回家扒出棉花瓣晒干，挤出棉花籽。把弹棉花匠请到家里，腾出一铺炕，在房屋的檩子上绑上一根绳子，吊在用鸡蛋粗细的竹子做的弓，牛筋做弦的弓背上，然后手持一个类似哑铃状的木锤子，手臂上下翻飞，优美而有节奏地敲击着弓弦，伴随着嘣嘣，嘣嘣，嘣——听起来还蛮悠扬的声音，将放在一侧的棉花震开，震蓬松，嘣弹到另一侧，棉花里的一些杂质也会在这个过程中弹飞到一处。那时上冬了，这种声音就会在村子里东西南北不断传出，倒也给人们在寂静的冬日带来一些听觉愉悦。如果是絮棉被，就弹两遍，纺棉织布就要弹三遍。弹好的棉花，纤维蓬松，雪白轻柔，呵气可飞。
　　 每次将弹好的棉花收起，清扫满屋子挂满坠吊状的灰尘后，母亲就带着我们搓棉花条，在炕上、地下放上饭桌，扯下一块两掌大的棉片，用一根约二尺长剥了皮被磨得光亮的树条放在上面卷起来，然后再用一个约一尺长、半尺宽，背后带一个把手的板子搓，搓成大拇指粗细的棉条，用板子按住，抽出树条，直到将所有棉花变成棉条。不过搓棉条也是有讲究的，搓得太紧纺出的线粗，不出数，搓得太松，纺出的线不结实。
　　 搓完棉条就是母亲一个人的活了，白天晚上，母亲就坐在我家那架旧纺车前，右手摇着纺车，左手三个手指捏着棉条，先是捏着下端，随着线的抽出向上移动，直到一根棉条没了，再拿一根，把线头夹在棉条里捏住，再接着纺，如果技术不好，接头地方就会出现疙瘩，母亲纺出的棉线不仅线条匀称，而且光滑。待左手超过了头顶，纺出的线就达到了最长度，要保持一会，右手摇车上劲儿，这也是纺线的一个关键，劲儿大了，线会打结甚至断了，织出来的布会疙疙瘩瘩，劲儿上小了，线不结实，织出的布发綯。母亲的力度掌握得非常好，上完劲儿，右手轻轻反摇一下，将线提到线梭子上端，然后摇车再将纺好的线缠绕到线梭子上，慢慢形成一个肥硕的橄榄状。这期间，母亲的身影日夜在嗡嗡声中和纺车相伴；晚上躺在被窝里，看着在油灯下映出母亲坐在纺车前，全神专注，心无杂念，动作娴熟，近似于舞蹈的美丽背影，映在墙上如同剪影，至今仍印在脑海里。母亲每年都要有二十几天或者一个月坐在纺车前千百万次地重复着一个动作。枯燥、辛苦，母亲却从没抱怨过。
　　 就是这样日积月累，六十多岁以后，母亲的腰就弯得很厉害了。表哥的小孙子说：姨奶奶你的后背，像电影里背个电台一样。可谁知道那压在上面的是家庭的重担、母亲的责任、生活的艰辛。母亲在多年以后临终走的时候，才挺直腰身，释然而去。
　　 一堆棉条变成了一个个线轴整齐码放在柜盖上，怕落上灰土，母亲还要小心盖上。联系好了机匠，就用包袱皮包好，或挑或扛送去。记得机匠家在村东头，姓高，50多岁。织布时，师傅坐着面对木头做的机器，上面挂满了横的、纵的棉线，脚下一踩，呱唧，纵的两组线就上下换位，然后横向穿递线梭子，往复中，偶尔停下，用一个长长的篦子把梭子穿过的线向里靠实。在交替着的呱唧，呱唧，咯吱，咯吱声中，师傅脚下的布卷慢慢长粗。织出的布不是很白，感觉有些乳白，不是很光滑，似乎还有些小疙瘩。这番情景在多年以后，我讲授《木兰诗》“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时，眼前就会情不自禁地浮现。
　　 布织好了，母亲要亲自去取，回家精心叠上包好，放在柜子里。快过年了，按照事先计划好的，领上给做衣服的孩子，带上布找人量尺、裁剪，大人或大孩子的衣服就在那做。像这样在家里做活的，收的手工钱少，同时给小孩子裁些衣裤子之类的也不另收钱，母亲就拿回家自己用手工做，白天里，油灯下母亲将慈爱一针一线缝进我们的衣服里。
　　 本色的衣服都做好了，大改小的衣服也改完了，母亲就统一染色。把类似现在发酵粉袋装的黑或蓝或绿色粉末，倒进盛了水的煮饭大铁锅，搅和开了以后，将水烧热，把衣服放入锅中煮，还要不停地用木棍翻动，防止着色不匀和锅底将衣服烙糊。煮到差不多了捞出来，用清水漂，直到漂出的水清亮为止，捞出晾晒干就是新衣服了。这时母亲手上的纹路里也会浸染上颜色，好久才能褪去。平时也会用这种方法将一些褪色严重的衣服染色翻新。过年穿上倒也有一种新气象。我的姐姐、妹妹们则会有特殊待遇，花衣服是要用买现成的布料做的，当然就漂亮。
　　 过年换新鞋也是必不可少的，老话说过年穿新鞋踩小人。我们穿的鞋也全都是母亲做的。
　　 做鞋也蛮复杂，要先打疙疤。在夏秋最热的天，将饭桌、面板、门板之类的刷干净，然后用高粱米面打浆糊，粮食不够吃的人家，就用淘米水沉淀出的类似淀粉散发着酸味东西加少量的高粱米面调成稀稀的糊状，用锅煮熟，在桌子、门板上面刷一层，贴上报纸或旧书纸等，再刷一层浆糊，将不能穿的衣裤拆的补丁贴完一层，刷浆糊再贴，像五颜六色的布贴画；一般要贴三四层，但是不能漏空儿，不然纳出的鞋底子暄，不耐磨。贴完后，再普遍刷一层浆糊，每块补丁的角都不能翘起。经过暴晒，干透以后，从一角掀起，哗——，整张揭下，用手一抖，嘎嘎作响的，说明质量好。
　　 那时候每一家都有一个盒子，或者一本书，装着全家人的鞋样子——鞋的信息库。鞋底像现在鞋垫的样子，鞋帮像一个宽大的“U”字，每年还要将孩子们的鞋样比照脚放大一次。母亲很会计算，大的小的套裁，可以节省材料。将裁好的疙疤三四片抹少许浆糊叠放一起，浆糊干了，开始纳鞋底，用自己纺的麻绳，从脚尖开始，用锥子扎一个眼，就用大号针纫的麻绳穿一次，同时用戴在右手中指或无名指上的顶针，边顶便拔针，横趟纳，针脚一般在一厘米左右，小孩、老人要稀些，半大孩子和大人要密实些。一排排整齐的针脚是在鞋的底面，里面则是斜着的；针脚大小、匀称与否，是做鞋人活计和手艺的展示，特别是每到晚上，就有许多中年妇女聚在一起，边唠嗑，边纳鞋底子，互相比着，活做得也快。这些人都有个共同动作，就是不时地拿锥子在头发里蹭一下，然后再扎鞋底子，说是借助头油的润滑可以省力。我没事的时候，还曾模仿着偷偷纳几针，妈妈一下就能看出来，因为我纳的地方针脚不匀，扯麻绳的力度不均，针脚高低不平。妈妈说做活和做人、做事一样要明白道理再做，不能含糊。
　　 给我们这些半大孩子和下地干活人鞋底子都是毛边，给那些讲究人、公职人员、新姑爷等，要做包边。就是把按鞋样裁好的每一张疙疤边涂上浆糊用白色的寸带包好，再纳鞋底子，就像现在老北京布鞋底的边。纳完鞋底子，在贴脚那面在贴上一层布，做棉鞋还要加一层薄薄的棉花。鞋底就算完成了。
　　 鞋面相对简单些，但一定要选好些的料子。母亲会到商店询问，或找熟人买好布料头儿，既不要布票，又花钱少。然后比照鞋样大小裁好，再用结实耐磨的布料做里子，像打疙疤一样，先贴里子，再贴鞋面。不同的是，这时的浆糊要用好面粉。干了揭下按照鞋样裁好，将根部对齐缝合，鞋口和鞋边包缝好，特别是鞋口可是面子活，针脚要匀，要密实。然后就是上鞋，在脚尖处用锥子把鞋帮、鞋底穿在一起，找准定位，分别从两边上。边上还要边比试，紧了松了都不行。上到鞋跟，便大功告成。鞋还分韵脚和便脚，韵脚鞋是每只脚固定的。便脚鞋则不分左右，穿起来方便，一般都是老人穿的居多。再讲究一些的还要用鞋楦子排，就是用脚形的木头塞进鞋里，前尖后跟形状是固定的，中间可根据鞋的大小加塞木块，然后喷上水、用烧木炭的熨斗熨烫定型。
　　 一双穿在脚上不起眼的布鞋，要经过若干道工序，且不同于衣服，可以拣哥姐穿小的，鞋是按每个人的脚量制的，我们家九口人都要母亲这样从拆一块补丁、纺一根麻绳，到细心裁剪，一针一线纳缝，饱含了无数的汗水和心思。不懂事的时候不以为然，会早早穿得大脚趾头出来卖呆，后来明白了个中的艰辛，就再也不穿着鞋疯玩，遇到下雨天、泥泞的路，就会脱了鞋打赤脚。
　　 除夕吃过年夜饭，人人都要洗头洗脚，寓意洗去过去一年的烦恼，从头开始走好运。母亲把每个人的新衣新鞋从柜里捧出来，分发给每个人，每个人都小心翼翼，甚至有些毕恭毕敬地双手接过，待初一天不亮就放鞭炮、吃过饺子，迫不及待穿上新衣、新鞋。先是给自家父母长辈拜年，然后由头大的带领到亲戚、邻里、街坊逐家拜年。家家春联、福字鲜艳，鞭炮碎屑遍地，空气里弥漫着火药味，飘漾着肉香，一队队，一群群的拜年队伍，身穿新衣，脚踏新鞋，虽然款式、颜色单调，却也一派古朴祥和。
　　 时光荏苒，现在山里的孩子少了，过年穿新衣的习俗也随着生活的富足有所淡化。而对于我这个离家多年的游子，母亲那穿针引线，为我们纺线、裁做新年衣和打疙疤、纳底缝鞋的情景，还异常清晰地留在记忆里，寄托着给予我们大山一样深爱母亲的深深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