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刚刚被调到高中母校去教学。学校远离城镇村庄，校园里绿树成荫、鸟语啁啾。学校师生大多住校，因而每天下班后泡桐树下就成了住校老师们散步聊天的场所，家属院的住户也就成了单身职工常去的地方。
　　 当时学校图书很少，报刊更少，老袁和老杨夫妇订阅了《体育报》和《电视报》，他家就成了大家经常光顾的地方。夫妻二人一个北京人，一个天津人，年轻时曾被下派到广阔的农村去锻炼，在大西北上山下乡时相爱结婚，知青返城时没能回到大城市，便来到了这个乡村中学教学，住在条件简陋的家属院里。后来，他家和另几家都买了电视机。这一来，家属院就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快乐。
　　 一下班大家三三两两地聚集到泡桐树下了，便有人开口问老袁：“这几天有什么好的电视节目啊？”他就会乐颠颠跑回家去拿出电视报，和大家一起议论什么时间看什么节目。如果意见不统一，就商量好哪家放哪个电视台的节目。为了方便大家，后来他干脆做了一副报夹，把报纸夹在一起，晴天的时候就挂在老泡桐树旁供大家翻阅。
　　 每次在泡桐树下坐下后，大家先是谈报纸上的新闻内容，然后猜测喜欢的电影电视剧的剧情。说着说着，老张和老杜就会开始争辩了，直到老张气得脸色变白，老杜激动得谢了顶的光头直冒汗，两人把脸转向一边，气哼哼地向自己的办公室走去。老乔、老康则是在旁边看热闹，一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样子。这俩老头都是我的高中老师，有两次我害怕俩老头真的闹了别扭，就想站起来劝架，被老康偷偷地拽住了。这俩人可真是针尖对了麦芒，不吵架的时候极少。可有一次俩老头在一起没有吵架，还互相敬酒，都喝多了。那是在我这个学生连续三年得到了高考市级单科优胜奖，俩老头掏钱请客，在泡桐树下喝了个红光满面，走路都不稳了。
　　 送报纸的邮递员小陈总是在收到报纸后第一时间送到学校。分好报纸后，他便解下系在自行车把上的毛巾，在水龙头下面接两把凉水，擦擦满脸的油汗，然后接过老杨凉好的一缸子白开水，仰着脖子咕咚咕咚地灌进嘴里，接着满意地打个饱嗝。在人们的挽留声里，他快乐地向大家喊一声“还有着急看报纸的人呢！”就骑上自行车像鸽子般飞走了。
　　 二十多年过去了，老杜、老张两位老师都已经作古了，老乔、老康回老家安度晚年，老袁老杨夫妇退休后搬到了天津和孩子们住在一起，我也到了当年几个“老”字号的年龄了，被调到了新的单位，成了《民生周刊》的忠实粉丝，有时会有豆腐块文章被登载。可是，再没有人问“这几天有什么好的电视节目啊？”这样的问题了。老花镜后闪闪的笑意，老头儿们孩子似的争吵，都只能在回忆里去品味了。
　　 已经十几年看不到那身橄榄绿骑着橄榄绿的自行车的影子了，泡桐树下的那些画面，都成了渐行渐远的回忆，真实的只剩下了那本笔记。当时从报纸上摘抄下来，是为了搬到课堂上开拓学生视野的，而今本子已经发黄了，内容已经变成了古董，但偶尔翻一翻，当时那种朴素真实的温馨画面，便会闪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