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称国家为江山社稷，社为社神即土地，稷为小米即粮食，土地和粮食是作为神来崇拜的。老百姓认为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本。儒家经典规定“左祖右社”即王侯宫殿左边是祖庙，右边是社稷坛。西汉在西域实行“屯垦戍边”国策，核心是“平时积谷，战时用兵”，粮食关系江山社稷安危，关系西域存亡得失。清末左宗棠收复新疆后大力推行屯垦，原因之一当时从陕甘运粮进疆运费是粮价的十几倍。
　　 新中国建立之初，进疆部队面临的严重问题是粮食危机。1949年的新疆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现代工业空白，没有一尺机织布，没有一颗机制钉。新疆牧区占将近一半，不产粮食，农区还停留在“二牛抬杠”的原始阶段，粮食产量很低，各族老百姓自己吃不饱，贫无余粮。奸商哄抬粮价，而且只认俗称“袁大头”的银元。新疆军区后勤部长甘祖昌，每月一次乘军用飞机赴北京运回银元。日理万机的周总理对甘部长说：“人民解放军要长期驻守边疆，保卫边疆，靠别人吃饭，不生产粮食是不行的。”粮食成为新政权能否扎根立足的头等要事，王震将军率领部队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并以军令要求：不容许任何军人站在大生产运动之外。
　　 “十万大军进天山，且守边关且屯田”，除少数部队承担平叛剿匪任务之外，大部分官兵开进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修渠引水，开荒造田。没有耕牛人拉犁，没有石磨盐水煮麦粒，没有住房挖地窝子，曾任新疆兵团司令员的刘双全回忆说，进军南疆后到焉耆垦区开荒，毛驴送粮，两三天一趟。遇大风暴雨，送粮耽搁，大家就饿肚子，甚至一两天没有吃的，粮食就是命啊！如果没有南泥湾精神，没有坚定信仰和铁的纪律，没有人能够在那种艰苦环境生存下去，更别说开荒种田养活自己了！就是凭着这种精神，一年后全军粮食半自给，二年后粮油肉菜全自给而且支援地方粮食。各族老百姓看到，自古以来，“当兵吃粮”，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民供粮”，这才是“人民的子弟兵！”1952年，毛主席在《关于西藏工作方针的指示》中说“我王震部入疆，尚且用全力注意精打细算，自力更生，生产自给，现在他们已经站稳脚跟，取得了少数民族的热烈拥护。”粮食完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启蒙：人民解放了，新时代来临了。在疏勒县草湖垦区，一位18岁的维吾尔小伙子艾买提•艾孜木，父亲是老铁匠，父子俩给开荒部队打坎土曼。看到战士们披星戴月，开荒造田，晚上有篝火晚会，小伙子坚决要求参军，说“我要当一辈子打坎土曼的兵！”他一直在团场工作到退休，打制的坎土曼不知生产了多少粮食！
　　 “多种经营好，主次切衡量。各业农为主，谷物粮为纲。”“未战早备战，年丰多储粮。”兵团老领导张仲瀚《老兵歌》中用诗歌语言准确表达了兵团的发展思路：备战备荒，屯垦戍边。遵循这个思路，开荒，种粮；再开荒，再种粮；不断发展壮大。1954年新疆兵团成立到1966年，耕地由100万亩扩大到1212万亩，成为国家重要的粮棉生产基地。
　　 1960年，共和国进入三年困难时期，饥饿在全国城乡蔓延，粮食成为国家稳定的重要物资。党中央提出“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粮食摆在了国民经济最重要的位置。新疆兵团粮食大量东调支援灾区，职工月定量降至30市斤，有的垦区甚至28市斤。“粗粮吃，细粮卖，工资不发打牌牌（欠条），刮风下雨当礼拜（天）”这个民谣生动体现了那个时代兵团人的艰苦生活与奉献精神。
　　 就在这个共和国最困难的时期，兵团党委决定农五师从哈密西迁博乐，加强边防建设。农五师的前身是战功显赫的六军第十六师，进疆后参加了平叛剿匪战斗，开发了哈密垦区。从新疆东大门哈密到西部边境博乐1200多公里，横穿北疆。1960年8月，3000多职工陆续到达博乐垦区。掘地为穴，修渠开荒，建起了6个农场，从红星十一到红星十六场。大型机械还没有运到，大家靠原始工具坎土曼开荒。一人一天挖一亩多地，累得骨头散架。但最大的灾难是蔓延全国的严重饥饿，农场取消了一周吃一顿白面的规定，白面省下给重病号吃，全体干部职工吃杂粮伴野菜。一日三餐改为两餐，午餐吃发糕，晚饭吃菜糊糊。
　　 1961年元月，隆冬时节，暴雪覆盖，交通断绝，一个年轻人蹒跚行走。跌倒爬起来，再跌倒，再爬起来。他叫王彪，他的任务只有两个字：向管理处报告“断粮”。饿晕了，他躺在雪地喘一口气，吞一把雪，爬起来再走。走到管理处见了领导说了一句“全场断粮”就晕倒在地，双腿被冻残。6个农场全部告急“断粮”。管理处紧急动员送粮。从哈密运粮来不及，博州政府决定从国库给农五师借粮。一辆辆送粮车冒着风雪分头出发，处领导跟车送粮。往最远的红星十五场送粮的汽车陷在沼泽里，运输科长郭维亚把粮食卸下来，叫汽车速回再运。他背着一袋粮食走了20多公里，到了场部一下子坐在地上起不来了。“有粮食啦”职工们欢呼着抢着去背粮食。郭科长心里长舒口气，没有饿死一个人哪。
　　 那年春节，6个农场数千名干部职工没有供应一斤肉，没有吃上一顿饺子。但是，当年开荒2万余亩，拖拉机运到后又开荒6万亩。收获粮食304万斤，自给有余，支援国家。1960年开始西迁到1966年，短短7年，农五师11个农场迅速建成，水泥厂，大修厂，面粉厂，医院在博乐城镇拔地而起，成为守卫祖国西部边陲一道钢铁长城。
　　 “从我们大人嘴里抠粮食也得让娃娃们吃饱！”说这句话的是共和国上将，时任农垦部部长的王震。
　　 1960年9月的一天，石河子秋色正浓，瓜果飘香。王震到这里视察工作，走条田，看工厂，深入连队，慰问老兵，日程安排很紧张。新疆兵团大量粮食东调救济重灾区，职工口粮不够吃“瓜菜代”，有的垦区发生浮肿病。王震鼓励大家发展生产，度过难关，特别要想方设法改善职工生活。王震想到军垦第二代“娃娃们”，提出要去学校看看“祖国的花朵”。
　　 当时石河子垦区各农场的初高中学生集中在农八师子女学校和石河子兵团子女学校上学，吃住学习都在学校。兵团副政委张仲瀚，农八师政委鱼正东，陪同王震部长来到农八师子女学校。王震仔细看了教室，实验室，食堂等，边看边叮嘱一定要办好教育，把祖国的花朵培养成才。王震接见教师和学生代表时，微笑着一个个抚摸着学生代表的头，问学习怎么样，临结束时，突然问学生们“能吃饱吗？”一时无人回答，大家都看着几个学生代表。一位初三班学生是共青团员，三好学生，学生会主席，大声回答：“我吃不饱！”王震一听很动情对着张仲瀚等领导大声说：“这怎么行！现在再困难也不能饿着娃儿们！亏谁都行也不能亏着娃儿们！他们是祖国的花朵，兵团的后代，祖国的未来。正在长身体，学知识，怎么能让他们吃不饱呢！就是从我们大人嘴里抠粮食，也得让娃娃们吃饱！”他立即指示兵团领导解决学生增加粮食定量问题。
　　 王震部长离开后，兵团迅速向各级传达了他的视察讲话，要求重视解决职工特别是学生的生活困难问题。农八师副政委刘炳正深入各农场动员“抠粮食”，国家粮食政策不可违反，但可以动员给学校支援土豆，萝卜，黄豆等，甚至糖厂的糖渣，食品厂的玉米芯，也调来改善生活。学生的粮食月定量由24市斤调为30市斤。在全兵团各垦区中小学生中，没有出现浮肿或其他营养不良情况，军垦第二代健康成长。后来，新疆高考石河子的升学率一直领先。王震部长当年的关怀和鼓励使广大年轻一代健康成长，奋发努力。
　　 转瞬半个世纪过去，“祖国的花朵”已经当了爷爷奶奶。他们重节俭，懂珍惜，对子孙的教育说，在那个困难时期，是王震将军动员老军垦“从嘴里抠粮食”，帮我们度过饥饿时代，大爱不可忘，传统不可丢。
　　 今天，粮票已经成为收藏品，没有人再为粮食发愁。物资充裕，商品丰富，人们记忆中的饥饿正在远去。但是，新疆兵团人记住一个关于粮食的故事：1962年“伊塔事件”发生,党中央命令兵团赴边境执行“三代（代管代耕代牧)。农九师一位连队指导员叫王健忠，带领战士在山口设哨卡。粮食不够吃，他采集野菜对大家说，不知道这种野菜能不能吃，我先尝尝没有问题大家再吃。没料到野菜有毒，他不幸牺牲。战士们冒着细雨把他埋到了边境线上的小山坡上，并为他写下挽联：
　　 只身进疆，献身军垦一生谨慎俭朴风范在。
　　 清白而去，英年早逝始终人正气正千古存。
　　 现在，在他牺牲的地方，边境农场，城镇崛起，林茂粮丰，粮油肉制品已经走向全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