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快要过年的时候，心里总有一种特别的味道。眼见日子一天天走近，做什么事，再多的钱也不想挣了，只想早点回家。离开家乡二十多年，父母都走了，过年只是一种欲望。然而，无法忘记的，就是小时候忙着过年的情景。小年刚过，家家户户最忙，最累的活儿就数“打糍粑”。
　　 七十年代时，我们家很困难，母亲只能泡两斗糯米供打糍粑。我们家有特制的大石盘，圆圆的，直径约八十公分，厚度约二十五公分的粑粑盘，也叫糍盘，一次打五升米显得很宽绰。打粑粑用的木锤子也是特制的，比一般饭碗大，用大约围径足三十五公分，长六十公分黄檀木制做的，从中间凿两公分宽，四公分长的孔，装上六十公分长的木把，拿起来约八斤重。我才十五岁时，弟弟比我小两岁，打粑粑当然非我们两兄弟莫属了。
　　 腊月的天气，极度寒冷，冰雪覆盖，寒风萧瑟。早上起来，一家人都洋溢着笑容，不需要分工，各自忙碌着急需做的准备工作。父亲用大竹箕将泡了两天的糯米沥水，很小心地用木瓢，舀进安放在土灶锅中的木甑里，烧起大火蒸。母亲忙着煮绿豆，我们的任务主要是挑水，清洗糍盘、粑粑锤、案板，木箱，大柜，八仙桌等。等风干了水，母亲用高温化开的蜡油涂到案板上备用。绿豆煮熟透了，就用饭铲铲成粉末状，做成乒乓球大的个儿，放在干净的盆子里，这是用来做糍粑的馅儿。我特别嘴馋，见到豆末流口水，总在妈妈不注意时忍不住“偷”吃几个。
　　 父亲见糯米饭蒸熟蒸软了，站在灶台边，拧着围裙下摆，擦着沾满锅灰的双手，大声叫道：“打粑粑的好汉快上场啊。”
　　 我和弟弟脱下棉袄，穿一件单衣，每人提着一把锤子，站在糍盘两边，等待开工。父亲吃力地搬来饭甑，倒扣在糍盘上，取掉甑桶，再用干净的毛巾，在甑皮（底）上淋一点水，再用双手拍打几下甑皮，用力摁着甑皮来回转几下，拿起甑皮，上面不粘一粒米饭。父亲忙着蒸第二甑去了，我们就用木锤小心轻压糍盘上的米饭。压烂了，米饭一部分变成糍糊，容易粘木锤，就把木锤头部过水继续轻压。半个小时后，大部分米饭都压成糍糊黏在一起，放下木锤，双手粘上冷水，将整盘半成品糍粑翻成团，糍盘上用冷水擦一遍，把糍粑摆在正中间。我们抡起木锤开始攻坚战，我一锤，弟一锤使劲打起来。
　　 说起来好像很轻巧，其实打粑粑是很累人的事儿，站的姿势很重要，距离要恰到好处，直立呈丁字步，弯腰打粑粑时前弓后箭。砸下去有力度，提起来省力。配合必须默契，不看对手，不看木锤，听着“乒乓，乒乓的节拍，将糍粑砸成薄圆片。砸下一锤，还要“嗨、嗨”的发声助力。利用糍粑的粘黏性，把锤成薄片、延伸到糍盘边沿的糍粑，趁收锤之势，不动声色巧妙地带到糍盘中间，叠压在一起，反复锤打，这样可以减少用手翻动的次数。
　　 我一轮只能打三十锤，就气喘吁吁地，汗水浸湿衣服。大约需要苦战二十个回合，不见整粒米饭，再打两轮就可以了，洁白如棉花团半流动的糍粑粑就打好了。双手沾上水，翻转成一个大糍粑团，端起来托着一团糍粑，随着糍粑流动，快速地变换托着的双手，跑步送到房间里，放在案板上，交给妈妈扭成团子。我们在火塘把双手烘干，抹上蜡油，帮妈妈包豆末，用“拓子”印粑粑，将一个个洁白如玉，玲珑剔透的糍粑整齐地摆在案板上。
　　 每年就这么一次打粑粑，我很能吃，也喜欢吃热气腾腾的糍粑，裹上芝麻末，或多包几个豆末，软得不要嚼，绵得嚼不烂的感觉，满口余香，吃了还想吃。记得有一次，我家提前打糍粑，打完后，不需要做其他事，我一连吃下饭碗大三坨，少说三斤米的量。爸妈忍不住都笑了，说道：“有出息啊！”冷透了的粑粑，用炭火烤软，两面烤成金黄色，别具风味。我最好的成绩，一顿吃完了二十个。
　　 打糍粑需要两人对打，才省力有劲。大家都在忙年，打粑粑的后生很紧俏。我们兄弟两打完自己家的，就分别去帮邻居，帮助队上那些儿女还小的家庭。虽然帮他们打糍粑，不怕我能吃，但是这活儿确实辛苦，打好一盘粑粑，自己累得半天喘气不匀，根本没有食欲。总算勉强吃下一点，再打一盘糍粑，就会反胃，甚至吐出来，同闹病没有区别。妈妈说：“吃糯米食，需要慢慢地吃，好味道是品出来的。吃快了，就会迎风嗝食，反胃呕吐。”所以啊，我们两兄弟帮别人打糍粑，纯是帮忙，几乎没有吃什么，心里却那么的甜。我们觉得，自己已经长大了，能帮助别人了，累是一种快乐。往往每个年的前几天，我们要“累”上四五天，总是那么开心，大概那种味道才是年的味道吧？
　　 直到九零后，这种过年的特别味道逐渐淡化，想感受一下糍粑里的记忆，只能在市场买几个，再努力也只能勉强吃完拳头大个团子。尽管现在的物质比那时候强百倍，年还在过，不论怎么品，就是品不出打糍粑“累”出来的味道。亲情、友情、乡情不在糍粑里面，全靠金钱维系，过年失去了古朴醇厚的人文传承，仅仅是一种形式，或者说，是一种金钱和物质的攀比、炫耀。
　　
　　 2019年1月25日于珠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