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过我《自豪吧，小镇》的朋友，也许还记得我镇子旁边的那条小河，以及那座架通河岸的桥梁。
　　 那天我站在桥头，看着桥下潺湲流淌的河水，忽然想起桥下那个曾经的渡口。
　　 那渡口原本在桥下游的两百米处，古老而讲究。河这边的堤岸陡峭，河那边的堤岸平缓。两边堤岸下渡口处，都是用一级级石阶砌成，古朴而规整，每一块都经过人工的斧凿和打磨。
　　 这边是镇上，堤岸边上长着无数棵高大的阔叶树木，荫翳着整个渡头。偶尔有人候渡久了，会因树下的荫凉忘了焦躁。
　　 那边是村庄，堤岸上飘忽着几棵垂柳。许是河流经年的冲刷，渡口离岸的石阶，少数已有些空悬。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渡口往上移了两百米，设在现在的桥下，河岸的两边，用水泥浇筑了码头。
　　 许是为了对接对面村庄新修的泥土车道，之前的古渡，渐渐地废弃。之前的小渡船换成了机动船。每天过渡的人，往来频繁，每人收费两毛钱。
　　 但我记住的，仍是下游渡口的一些早年旧事
　　 早年下游的渡口，两边的渡头，分别用一块块斧凿的方石砌成，砌成一个停泊的方台，数米见宽。有时候水流急了，或船靠岸时，水会拍打着渡头，溅起水珠。
　　 而每一回，船泊岸前，渡船的人总要先喊一句：“大家先别着急，等船停稳了再上岸，免得晃到河里。”说完了，便先撑一竿，然后转过身，走到船头，用船篙轻轻地抵住渡头，让船平缓的着岸。
　　 于是等船停稳了，渡船人这才抽出船竿，插入船头，插进水下的浅滩里，将船拢住。于是上船的上船，登岸的登岸。等船上的人都登岸了、岸上侯船的人也都上了船，渡船人这才掉转船头，划向对岸。
　　 但每一回，船离岸时，渡船的人总是斜着把船往上游的方向划出去好远，然后才把船朝向对岸。于是当船抵达对岸的渡口时，便总是在水面上划出一条弧线。我小时候不明白，便问父亲。父亲说：“那河水往下游漂呢，如果直接划向对岸，那船一准会漂离渡口，漂到下游去，一船人便都上不了岸。”我听了，这才明白。
　　 渡口对接镇上，往来的人向来频繁。一般将这边的人刚送过对岸，那边的人便又在渡头等上了。于是一来一往，中间少有停歇的。只有到了中午时分，渡船人才抽空回家，生个火做个饭，将船拴在渡头上。
　　 过河的大多是镇对岸的乡下人家。偶有去镇上办点事，或由队上派去镇上的农资站、供销社，购买个农药化肥什么的。也有起得早的，踏着晨雾，摘下些自己菜地的辣椒、蕃茄，或挽几个鸡蛋，挑几棵萝卜、白菜的去镇上卖，兑回些油盐、灯火、针头线脑的。当然也有镇上人家，偶尔去乡下走个亲串个门什么的。
　　 大多时候，摆渡的人都要等到岸上聚集了一定人数后才会起船，或三五个，或七八个。但也有时候，岸上的人等得急了、或摆渡的人不在时，便趁机取了船篙，将船划向对岸。然后再让对岸的人把船渡回来。
　　 一般敢取了船篙私自渡河的，大都是河岸边人家，识沿河水位的。“山里人”便不敢这样做。
　　 但也有一回，有一山里的小伙子不当回事，便取了船篙将一船人往对岸撑。小伙子取直了方向，撑了船直驶向对岸的渡口。没想到，才撑到一半，船便漂离了渡口方向，直漂到下游的河湾处，怎么也拢不了岸。急得一船人都想跳下船逃生。后来，幸亏摆渡的人及时赶到，将一根缆绳抛到船上，船上人这才抓住缆绳，将船拽到岸边的一棵柳树下，攀着柳树上了岸。自此，非水上人家识得水性的，便再没人敢取了船篙私自渡河了。
　　 在这儿摆渡的，是一位中年男人，一条腿有点瘸。我一直不知道他的名姓。据说，他那条腿，是当年“走日本”时让日本人一枪给射的。
　　 那一年，日本在湖南溃败，有部分日军溃散到附近一带，当地人闻讯，纷纷躲藏，逃往山上。他当时因为年纪小，走不快，让一日军发现，一枪射在腿肚子上。幸亏他及时逃进山里，才幸免于难。但一条腿，从此便瘸了。
　　 他是临河队上派到这儿来摆渡的。因为腿残，不能跟大伙一块下地，队上便派他来看守这渡口，每天跟队上的正常劳力一样记工分。
　　 这渡口，我小时候没少跟父亲来过。
　　 但我每一次来，是因为对岸有一位医生。
　　 河对岸的村上，有一所医院，镇上人习惯地称“农村医院”。这是当时全镇最好的医院，聚集了当时全镇最好的医生。也许你会怀疑，最好的医院怎么不设在镇上，而设在乡下的农村。据说，这跟当时提倡的“把医疗的重心放到农村去”有关。
　　 小时候，我常常感冒，而每一次感冒，就高烧近四十度。于是，便常常由父亲带着，跑好几里山路来到镇上，再从镇上渡河来到这所医院。
　　 据说，父亲曾在这医院工作过，给这医院做过饭，跟医院的医生是“同事”。后来，父亲“精简”回家，而这儿的医生，仍留在医院。
　　 父亲每一次带我到这儿来，是因为信赖这儿的一位医生。
　　 那医生姓肖，镇上人都称他肖医生。据说，他曾经是一名军医，因家里成份不好，不敢把他留在部队，便把他下放回家。因为他医术很好，便把他安排到当地的农村医院，当了名乡镇医生。他是本镇人，家住在乡下，离镇大约十几里。
　　 据说，他是军医大学毕业，是镇上唯一一个上过医科大学的西医，医术一直是全镇最好的。
　　 每一回，当父亲带着我找到他时，他总是先拿出体温计，给我量量体温，然后抓起他一直挂在脖子上的听诊器，塞到我胸前听听。听完后，就对父亲说：“没多大事，打一针、吃几片药就好了。”每一回，他说出这句话时，父亲就松一口气，心里踏实了许多。但也有时候，父亲会问：“要不要打吊针？”他听了总是摇摇头，果断地说：“不用，打一针就好了。”他说的是肌肉注射，父亲听得懂他的意思。
　　 而每一回，打完针从医院出来，走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感觉轻松了许多。也有时候，我病情重时，父亲不放心，便问他：“要不要留下来观察一下，晚一点再走呢？”他依然那么果断地回答：“不用，早点回吧，不然天晚了，就赶不上回渡的船了。”说完就看看手表。而父亲也就看看窗外的天色，然后带着我，告别回家。
　　 于是急急地赶往渡口，天色已晚。有时候恰好渡船停在这边，父亲就催促摆渡的人快点开船。有时候摆渡的人留在对岸，父亲就远远地喊：“回渡哟……急着回家呢，还要赶好几里山路。”不管对岸有没人上船，摆渡的人听了，便把船往这边撑。父亲在这儿工作过，跟摆渡的人认识。
　　 于是上了船，父亲便说些当地类似于“谢谢”之类的客套话、拉些家常之类。但从不问那摆渡人名姓。
　　 后来我渐渐长大，这个渡口便很少来过。但有一年，父亲忽然告诉我，说那位医生患上了癌症。父亲说完后，就兀自惋叹一声：“那么好的人，怎么会患上这种病呢！”又过了两年，那医生就走了，父亲又说：“这么好的人，怎么说走就走了呢！”
　　 那医生出殡的那天，父亲去送了，赶了十几里山路。许是念曾经是同事或朋友的情份；许是感念他曾经给我看过病。
　　 我站在桥头，看着桥下潺湲流淌的河水。我想，这河流经年地流淌，不知流过了多少年，永未停息。而一些人和事，却渐渐地远去。
　　 我想如果那摆渡的人，是在渡着一个又一个人的话，那么那位医生，便是在渡着一个又一个生命。而我们每一个活着的人，在生命的经年里，又何尝不是在渡着别人，也渡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