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舟报》刊发《略谈自杀》
　　 金性尧在三四十年代他就与鲁迅、周作人、许广平、阿英、柯灵、唐弢等交往，并结识了一大批文化名人，包括陈望道、郑振铎、王任叔（巴人）、巴金、金祖同、何家槐、张爱玲、苏青等，活跃在文坛上。他无论是“鲁迅风”式样的杂文，或是生活式的小品文，还是文史类的散文杜堪称上流。可谓是“青年才气横溢．中年历经坎坷，晚年健笔纵横，走的是一条由作家到编辑家又到作家兼学者的道路”。然而他的文学之路的第一步，是在故乡舟山迈开的，是在《舟报》试飞的。
　　 金性尧在1933年随全家搬迁到了上海。而1933年故乡定海的几位文化人士，满怀激情，饱含开拓定海新闻文化的情思，创办了一份报纸——“舟报”。1933年5月1日创刊发行，主办人张仲孝，主编应怀人，经理楼谷人。开始报社地址在衜头福定路，后迁到了城内东大街。报纸四开四版，隔日刊，后来曾经改为每日报。一、二、三版为国内外及本地新闻等，第四版为副刊；都是竖排行文。各版都有一定版面的广告。定海《舟报》的副刊办得很有特色。副刊中最主要一个栏目是“欸乃”。“欸乃”是文艺性副刊，栏目的名称，笔者认为是从柳宗元的诗歌中取来。“欸乃”出自柳宗元的《渔翁》“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欸乃”可以理解为摇橹声，也可以说是渔歌声。“欸乃”这两个字的意境特别好，而副刊刊载内容丰富，形式多样，有针对时事的评论、杂文，有游记，有诗歌，有小说，还有连载，刊出经常。这份定海的报纸，一定是发行到上海等地，上海有很多定海的旅沪客商在。身在上海的金性尧，关心着家乡的人文思想，他便通过这份报纸与乡人交流对世事人性的认识，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就为《舟报》撰稿，到1934年底，他在《舟报·欸乃》副刊上发表了二十多篇诗文。
　　 《略谈自杀》是1934年9月11日刊发在定海的《舟报·欸乃》上的一篇他的文章，这篇文章没有用他的“毛杆”“金矛”等等笔名，署用的是他的实名。当时18岁的青春年少的金性尧对自杀有什么看法呢？我们且来看看此文：
　　 略谈自杀
　　 金性尧
　　 也许为了社会不景气的影响，自杀之声，充耳皆闻。但看起来，能摆脱人世间的痛苦者，实十难获一，盖依然还有些拖泥带水的神气也。
　　 夫贾谊之不见用于汉帝，抑郁未展，以一死蹈之，固然比较上乘。但冷冰冰的河水，令人一刻难受，何况还要受尽苏东坡的冷嘲热讽，遥想他做鬼也未见得舒服。
　　 但是可贵的自杀未始没有，譬如像维也纳某老妇，为了她的一只爱猫死去，她因此以自杀相殉（事见论语月刊），同归于尽。这种自杀，谁也想量不出，这是何等的伟大和纯洁，真所谓“拔污泥而不染”，盖她已得释氏之“同登极乐”的参谛了。把苍蝇当作宇宙看，正是她个性坚强之独特表现也，又岂能以平凡的死法目之？
　　 我所认为最卑鄙的自杀，是当自杀为必有许多的“怨天尤人”滥调来作避身符，什么“环境逼迫”，什么“有志未遂”，把自己弄成一个超人似的，但叫活在世上的却非努力、奋斗不可。譬如自己为奴隶，受痛苦，然而在日光之下，别人似乎都没有作奴隶的资格，于是遗书写罢，牢骚满纸。但每个人都抱着这种意旨，那么努力固然没有抬头的日子，痛苦也怎能驱除呢？须知天地间最普遍的是痛苦，快活则是一二人的私产，多一次“怨天尤人”的自杀，即多产生一个奴隶，主子不是天生带来的，都是奴隶们处处畏缩的造就，使世无盗贼，何来刽子手？世无林黛玉，何来杨秀琼，我们看路上许多乞丐，虽已失尽整个的人生乐趣，尚是苦苦地活着，因为他们还有一部分的可以留恋，或者因家室之累，去乞食郊间，归来以娇其妻子，未始非安贫知命之道。在我们看来是残肴冷饭，在他们看来是麟肝凤脯，但一样嚼到肚里去。如果他们都去扑通扑通地跳海了，试问这些残肴冷饭叫我们不是乞丐者丢到哪里去？可知自杀非到了“人世艰难唯一死”的境遇中，是用它不着的。
　　 如果看过了这篇东西，不说我在说“风凉话”，我敢发誓：老爷不姓金。
　　
　　 二、否定自杀强调面对痛苦的顽强
　　 世界卫生组织《预防自杀：一项全球要务》里面说过：“自杀是个复杂现象，极少由单一原因引起。生物、遗传、社会、心理、文化和其他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下可能引发自杀行为，一些人选择如此，但同样程度甚至更恶劣的遭遇下有一些人仍然选择活着。无论如何，自杀在所有国家都是需要严峻处理的公共健康问题。最重要的是，多数自杀是可以预防的。”
　　 自杀确实是个错综复杂的现象，产生的因素很多，不能一概而论。而自杀也往往是人们面对困境时一种极端手段，但在平时则为人们所不取。所以我们有必要来预防自杀。
　　 而在当时的社会中，自杀的事件屡有发生。年轻的金性尧感受到社会上自杀现象的严重，对于自杀有着他独立的认识，他发文谈说，其实也是一种讽喻式的劝阻，应该是预防的一种方法吧。在《略谈自杀》中，他先是指出自杀实质上并不能摆脱痛苦，解决问题，并以贾谊自杀为例，作了细节性的评说，从淹水自杀时的痛苦和后世受苏东坡的嘲笑的事例，指出自杀后留下的后遗症来说明自杀不可取。然后以调侃的口吻对“可贵的自杀”作了讽喻式评说，转而对现实中普遍的“怨天尤人”式的自杀作了揶揄。指出：痛苦乃是普遍现实，不痛苦只是一二个人才具有。自杀只是屈服于痛苦，因此只是奴隶性的体现，提醒人们“自杀非到了‘人世艰难唯一死’的境遇中，是用它不着的”。年轻的金性尧并不是一概否定自杀，而是认为现在自杀的那些情状，没有到必要自杀的地步，所以不可取。这是一个对生活有着积极感知，对现实不甘屈服的良知的呼吁，这应该也是金性尧自己对生命和生活的深刻体认。
　　 对于因为失恋的青年自杀，他更是坚决否定。在这篇文章刊发两天以后，1934年9月13日，《舟报·欸乃》又发表了他的《失恋》。他在文中十分明确地说：“至于为了失恋而自杀，那更是没有价值。但是嘭通嘭通的去跳海，岂能使对方因此将爱情恢复。淹死了十个，不过五双。不是我老杆今天多喝几杯白干，说得过火。‘爱’是怎样地损失，同时可以怎样地收获。‘子不我思，岂无他人？’是普天下失恋者的无上安慰与激励。”“可是死者死了，哭者哭了，还是蛮有希望的青年，‘幽明永隔’，这令人从何谈起？”他首先就坚决否定这种自杀的价值，以描述的形式来说明那种行径的无谓，不足取，而对有本有希望的青年因失恋而自杀，他很惋叹，很痛惜。
　　 正是因为他年轻时对自杀有比较客观的认识，对一般情况下的自杀有坚决否定的态度，对生活的痛苦有很现实的感知和体悟，自然也就有了对生活痛苦不屈不饶的生存理念和坚韧意志，这样即使在生命的坎坷之时，他都会顽强地忍辱负重地生存下去。
　　
　　 三、苦难之时顽强生存，印证少时认定
　　 金性尧原则上说，是一个读书人，书生意气，比较纯粹的感觉，不热衷于政治风云。然而政治风云却找上了他。他头上戴上了“历史反革命”和“现行反革命”两顶帽子。
　　 说“历史反革命”，是因为他为《古今》撰稿并担任过不挂名的编辑。《古今》是上海沦陷时期一本著名的期刊，颇有特色。当时二十余岁的金性尧起初看中《古今》的仅仅是杂志所具有的较强的掌故性和学术性。而主编是跟他一起为《鲁迅风》撰稿的周黎庵，在三十年代末《鲁迅风》时期，金性尧就与周黎庵是文友，交谊不浅。当时金性尧、周黎庵与王任叔、唐弢、柯灵、周木斋被称为“浙东杂文作家群”的六代表。因此金性尧就写文章寄给他们。后来周黎庵希望金性尧能够去做编辑，每天下午去半天。到后来金性尧才知道杂志是中央储备银行的背景，和周佛海有关系。金性尧写的是一些风土人情，生活掌故之类的文章。《古今》的社址离当时他家较近，只要过两条马路就到达。没想到，在《古今》的这段经历成了他日后“在沦陷时期的历史问题”而文革是就无限上纲上线，就成了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说“现行反革命”，那是1963年前后，当时出版社实行每周四干部下厂劳动，金性尧到苏州河畔的一家印刷厂劳动。中午在食堂吃饭排队时，他和另一位同事闲谈，谈到电影，又讲到旧日的蓝苹，他用极平淡的口吻，说：“我在抗战前曾经见到她一次，当时各界正在开展营救七君子运动，在锦江饭店的楼厅里召开座谈会，她也参加的，衣着倒很朴素，穿着一件蓝布旗袍，戴了一副白手套，不像电影明星的样子。”这本是旧事闲说，也没什么政治意思。
　　 可是“文革”爆发，金性尧以历史问题进了“牛棚”，再有“同事”揭发交待他说蓝苹的话，造反派于是追根查底逼问。说他有攻击“旗手”的反革命行为。金性尧和另外几人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小集团”。他家4次被抄，他收藏半生的古书、古画、古玩都毁于一旦，全家被扫地出门。金性尧关过牛棚，喂过猪，子女受到牵连，全家受尽劫难。当时他的才貌双全各方面都很优秀的已是大学外语教师的大女儿，受到他的问题的影响，被无端批判，因她不服批判，终因无法忍受将要到来的“高规格”的批斗侮辱而服毒自尽，28岁的她带着二个月的胎儿，“去了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最疼爱的大女儿惨烈死去．金性尧欲哭却难以出声，还得在思想汇报材料中反省“政治问题”，不得不说些批评女儿的话。晚年，他在追思女儿的文章中写道：“我在思想汇报里，不得不说了些她在世界观上消极面一类的混话。……我不想以此来获取逝者的谅解。她坚强，我怯弱。这是活人对死人的糟蹋，父亲对女儿的践踏。今天我年过七十，此刻又夜深人静，星月在天，自念平生可悔恨之事很多，这也是一种最大的内疚，确实在红旗下产生的……”那种沉痛刺骨铭心。
　　 在这样的残酷，悲切之间，在这深深的悔恨和沉痛之中，他独自吞咽苦难，经受煎熬，然而面对这样的苦难，这样的煎熬，他依然坚韧地生存着，受尽磨难，没有自杀的念头，也许这跟年轻时的这种体认有着很大的关系，那篇《略谈自杀》就是他对人生艰难而必需坚韧的心理认定。他坚守着年少时这种认识，让生命谨守了苦难，经受了痛苦的考验，而不轻易选择自杀，而让生命去完成还没有完成的使命。或许在他的潜意识里，有着文天祥式的隐忍，有着司马迁式的忍辱负重，有着生存的顽强的意念，方能坚守。
　　 文革结束，四人帮倒台，他得到平反，落实政策，他精神获得极大解放，他便尽心竭力投入于文字创作和学问研究中，营造了他创作的第二个高峰，无论是对唐、宋、明诗的精辟评注还是文史随笔中的挥洒抑扬，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是的，生命中他要干的事还在后面，他年少时的认定不能否定，于是苦难过后，他便成了真正的赢家。
　　 读着他18岁时写的《略谈自杀》，回思他90多年的生命历程，深知他的文章不是随心妄语，而是他对现实的认识，对生命的思量，是告诫人们爱护生命的警句，向人们警示着坚守生命，不轻放弃，放眼久远，坚韧不饶，那才会谱成生命的激荡之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