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晚突然想到一个老人，身子有些佝偻，提着一只油腻腻竹篮，一瘸一拐。
　　 早先他并不瘸，身子骨还倍儿棒，他吹嘘说一百五六十斤的担子气也不大喘一口，这话我信，哪个人年轻时没有一件风光事值得炫一下？后来出了一次小事故，修水利时，板车失控，一条腿粉碎性骨折，从医院出来就一瘸一拐。那时候，集体的温情还在，被大队照顾到村办厂，做手脚活。分田到户一段时间后，村办厂很快私有化，他说很知趣地自己离开，和女人在街上典一间小屋，在路边支一个摊子，炸油条。就是这不起眼的油条摊，养活了一家人，孩子个个水灵灵，还做了新房。后来，孩子出息了，反对他再支早点摊。他无聊，舍不得坐吃山空，就在门前炸麻花卖，空闲时，提着竹篮，依然一瘸一拐，沿街叫卖：麻花qiao气果，麻花qiao气果……声音脆亮，振奋着小镇上空的云。
　　 在我生活的那个地方，“气果”和“麻花”实际上同指一物，如果二者非要分出差别，“气果”像人的乳名，“麻花”则似学名。正如叫唤孩童一样，早年间，乡村基本没有“麻花”说，后来随着城乡融合，乡村被城市的“洋气”同化，仿佛再叫“气果”有乡巴佬之嫌，“麻花”就流行了。在本地方言中，“qiao”似乎带有“脆、酥”之类的意思，我找不出一个合适的同音字与之匹配。我一直存疑的不是这些，是他的叫卖声中，“麻花”“气果”为什么一定要并列到一起？我最开始听到他这样的叫卖觉得好滑稽。那时，我在镇上医院做医务工作，主要治疗一种叫“骨髓炎”的慢性、贫穷、顽固性疾病，病人多数是外地。我对“骨髓炎”加了三个修饰词，医学专家如果看到了“贫穷”一定会奚笑。我的感受是，骨髓炎的确是一种贫穷性疾病，打一个比方，桃子从烂皮开始，越烂越大，最后是核，骨髓炎就是桃子的那个“核”，从皮到核其实有个过程，比拟到骨髓炎，因为最初的皮肉感染（血源性除外）没有及时控制，就迁延到骨头了。为什么没有控制？排除缺医少药的因素就是贫穷（这也是现在这个病快要绝迹的原因）。等到骨髓炎形成后，犹如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交互撞击，愈发更加贫穷。我见过不少家庭因此倾家荡产，日子水深火热。我说一件亲身经历的事，某年有个这样的病人住院，欠了我们好大一笔药费，隔一年多后，我和一个同事转一趟又一趟车上门索要，走进人家的屋里四壁清野，连破椅子、破凳子都没有，只好灰溜溜转身离开。那种被疾病榨干后的惨相，那种面对贫困后的坚韧，叫人说不出话。
　　 那个卖麻花的跛脚老人，提着竹篮，一瘸一拐，从镇上出发，沿途叫喊，一直要叫到医院的病房。那些被骨髓炎折磨的病人，特别是儿童，他清脆的叫卖声，带来暂时的欣喜。尽管作为陪护的亲人，有时也会为这三角、五角的花销皱眉头。他每一次走到病区，都有收获，天天如此，各取所需。特别是漫长的夏日下午，聒噪中，他的叫卖声会让人躁动起来。如果哪天没有来，一定会感觉缺了什么，如果有几天都没有来，一定会引起疑猜。仿佛不可或缺。那个老人，后来因为在街口上或下客车而跌倒，一下子失去了活力，如一棵枯干的老树，慢慢衰亡。从此，小镇再也贩不来这样的叫卖声。
　　 天堂的祖母说，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颗星星。每一颗星星都特别，不可复制。
　　 依然在这座小镇，我还认识另一个老人。那时，我刚刚从医学校出来。说不上有多么高兴，也说不上有多么不高兴。我们的命运就像土窑前的一堆黄土，是钵是缸，还是土罐、火炉从最初制模的那一刻就已经注定。钵有钵的位置，缸有缸的位置，火炉有火炉的位置。我们呢，也有我们的位置。
　　 老人因为车祸住院，车祸之前，和别人搁伙在镇上的一个杂货铺做生意。已经住了几个月，是摩托车撞伤的。那年代一辆嘉陵摩托比现在的奔驰、宝马还耀眼。可能是因为双方没有协商好赔偿，就一直住着。这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农村老头，瘦骨嶙峋，衣着极平常，衬衫的扣子是以前农村惯用的那种用布条缝成“奶头”形状的。几个回合我们就熟悉了，见面“小X、小X”叫着，好亲热。我对他印象深的不是他的病，是他的谈吐。有一回值夜班还是什么的，不知怎么谈到了《红楼梦》，他对《红楼梦》的熟悉程度让我惊讶，口若悬河，如数家珍，而且有自己的见解。我那时已经读过几遍《红楼梦》，记忆力也比现在好，插不上嘴，完全不能与他平等对话（这么多年，在我生活身边，对《红楼梦》熟悉的，没有一个人超过他。我后来还因为这订过几年《红楼梦学刊》）。人不可貌相。他为我的浅薄上了一堂课，让我记忆非常深刻。
　　 后来，进一步接触，知道老人古文功底深厚，会写古体诗，书法也有一定火候。但按照其时乡村的价值观，人们对他的评价似乎并不是很好，另类或者其它。
　　 老人没有儿女，车祸出院后就不再做生意，回到了乡下。偶尔镇子上还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没有几年，就中风，躺在床上拖了一些时日离开了人世，连同离开的还有肚子里的学问。过世时接近七十岁。我有时想，在纷杂的生活中，他这样的不入流，一肚子学问会不会成为累赘？暗夜里，四周嘈杂的虫声，是不是更让自己孤独？
　　 世界很大，天地辽阔，与己无关，残忍不？
　　 晚明有个瞎子叫张大复，梅花草堂的主人。张大复博学多识，偏又贫穷，贫穷也罢，偏又多病，多病也罢，偏是眼病，自然界的赤橙红绿只能靠想象。偏是眼病也罢，留下妻子可以当作自己的眼睛，妻子留不住也罢，还可以留下小妾，小妾留不住也罢，至少应该留下子女，可老天爷对他就是残忍，偏只让他一个人在世间孤苦伶仃，连功名也不舍得给一个。他早年并不是瞎子，因为读书用功，患上了眼疾，40岁时视力一降再降降到满世界都是黑窟窿。他的眼疾应该是青光眼。青光眼放在当下不是没有救的病，适时一个手术，就不会失明，可那是在明朝。张大复刚瞎时也没有放弃，和所有的朝代都有骗子一样，他听信忽悠，遭遇了骗子医生，家里值钱的东西当的当，卖的卖，短时间精光。幸亏有文名、有真朋友，日子勉强苦度。尽管如此，他一直没有停止著作。当然他的著作只能依靠口述。我没有读过他的《梅花草堂笔谈》，从我读他有限的文章体会，那不是一个瞎子写的，比明眼人明亮。他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我在人生颓废时，常吟诵他的《独坐》：
　　 “月是何色？水是何味？无触之风何声？既烬之香何气？独坐息庵下，默然念之，觉胸中活活欲舞，而不能言者，是何解？”
　　 几个小问，组成一句人生大问。独坐之下，全是神游。天地有声、有色、有香、有味，还有什么值得颓废？我们今天很少独坐，更很少独坐时冥想日月星辰风雨晦明。生活的大舞台，搅乱了本该存有的一份空明。那些莞尔一笑，只是在书本中。
　　 我不做医生很久，经常有圈子外的朋友关心：后悔不？可惜不？我说有什么可后悔的，也没有什么可惜。世间上，像我这不入流的医生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我当医生有当医生的活法，不当医生有不当医生的活法，况且，作为心性来说，我喜欢自在的生活，我是一个心中挂不住事的人，当我的心中不挂事，我特别轻松。我现在比任何时候知足幸福。在我看来，医生这职业并不光鲜，长期与苦难交汇，让自己无形也在承受苦难。我的一位作家朋友甚至开玩笑说，你前半生当医生，后半生是不是想当作家？我说，以我的才智，我不能去亵渎“作家”两个字。尽管现在作家的世界也不清澈。我只能说，我不执念过去，也不迷恋未来。一箪食，一瓢饮，不是我的志向，但面对它也并非一定绝望。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
　　 说到执念，我想到了一个人。那个人和我同村，那时，我是半大小孩。他个子魁梧，五官现在已经模糊，即使再现当时的样子，我也不一定认识。
　　 那是一个不安分守己、老是犯事的人。干下的也不是什么大奸大恶，只是偷鸡摸狗相类似的。在我有记忆之前，他已经捡在牢房里关了两个几年。一般的感受，从牢里出来，总有些不光彩，他可没有这种不自在。那时还是大集体，他无爹无妈、无家无室，从牢里出来后，大队同情他就把他安排在村加工厂，在加工厂他不做磨谷磨麦碎糠，而是当电工使用。我疑心他在牢里受过这样的训练。我记得那时村里唯一的一台变压器就在学校操场边，进村的总电表箱也在那儿，常常，的确是常常，看到他爬在电线杆上搭线，不知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办法，让电不经过电表。每当他站在那儿，人们就会笑着说，×××又在那儿偷电，司空见惯。那时高压线也常缺厢，缺厢时也会看到他改动进线，让加工厂响起来。他站在电线杆子上的身影很威武。那年代能够有这样一份差事，不是普通群众可以奢望的。可是，他就是不安分，不到两年又犯事了。犯的什么事不清楚，反正是犯事了，已经第三次。犯事时，我离开了村部小学。几年以后，实行包产到户，他再次回来，加工厂早已经解体，我记得那时时兴捉青蛙掏蛇洞套鳝鱼，他和垸里的二十多岁的后生，昼伏夜行做这营生挣饭吃。据说，收入可观。做了一段时间后，他又犯事了。犯事的原因，他说，还是牢里轻松，有饭吃，有水喝，作息规律，不操淡心。他就是要有意犯事，最好牢底坐穿。这一次不知判了几年，反正他后来真的没有回来过。据说，若干年过去后，他应该刑满释放，但他不愿意离开。监狱也很人性化，就让他待在那儿打杂，后来说是中了风，没到六十岁就死了。死后，村里接到了劳改场一封信，也没有人去领骨灰。一个人的一生就这样画上句号。对他来说，句号圆满。
　　 有很长时间，这个人的行为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世间爱吃爱喝爱玩爱乐爱财爱色爱自由爱浪荡很多，爱牢狱真少。他对牢狱的“深情厚谊”，让我想到了我现在的“自在”。
　　 每个人的活法都值得尊重。只要不心存伤害。牢犯又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