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这是一个平凡的日子，对于我们这些上海首批去珲春插队落户的知青来说，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日子。我们已经约定，今年3月1曰要聚会，连饭店也提前落实好了。因为，这一天，是我们离开故土上海整整五十周年的日子。聚会不是为了纪念，也不存在庆贺，而是为了一种“知青”情结：“知青”这一辈，经受过无数的幻灭与失败；但在维护人的价值尊严上，毕竟加倍地奋斗过，追求过，对待人生不曾敷衍和麻木过；只要是踏踏实实地淌过血汗和泪水的，不管是否收获，依然有种青春堂堂去的慨叹。尽管与前辈们打江山的戎马生涯相比，失却了那种叱咤风云的豪情、可歌可泣的壮举；然而在稚气与无奈、磋跎和磨难之中，却留存下了那么多挥之不去难以割舍的“情结”——它曾在灰暗的心底里投进过亮色，在失衡的驱体中搭起过支架……
　　 一
　　 让我先从1968年12月的一天上午说起。
　　 我从暖洋洋的被窝里伸出脑袋，只见窗玻璃上布满了原始森林状的冰霜结晶体把红彤彤的太阳分割得五彩斑斓。一阵阵大饼油条的香味是祖母在无声地催促我起床，但是我仍赖着不动。因为不用上学，又没有革命任务，我可以望着窗玻璃细细分析着图案，还可以在起床前构思出一首小诗……总之，这是一天中最适意的辰光。
　　 隔壁一所学校正放送着雄壮的歌曲：“拿起笔，作刀枪，集中火力打黑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滚滚滚，滚它X的蛋！……”（最后一句没有谱曲，是边跺脚边喊出来的）。这些歌词早已经烂熟于心了，所以不会去认真听内容；只有“轰、轰、轰”的节奏响在耳畔。
　　 移时，一句什么“最高指示”钻进我的耳朵，不由得洗耳恭听。我认真地听着“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之类的顺口溜，尤其是“吃闲饭”三个字，让我这个天天睡懒觉的人骤然警觉：文革至今两年半了，我们这批学生究竟干了些什么正经事？
　　 扳着手指头算算，一件也没有。不是游东就是荡西，浪费着大好青春诅咒着无穷时光！
　　 “吃闲饭”不就是说的我们？
　　 我不是红卫兵，破四旧抄家，游行请愿都不会来找我，闲得更甚。客观上，父亲的成分变坏了；主观上，我这个人不激进。记得文革刚开始，学校的“牛鬼蛇神”先让各班级讨论定性，我总是站出来唱反调，我不相信好端端的老师竟有这么多是坏人，而且所有的证据都是牵强附会的，因而招来激进派的白眼。当大家铺天盖地张贴大字报时，我躲不过，也轻描淡写地涂了两张：一张是给教语文的徐老师，另一张是给教数学的王老师。尽管写的内容不痛不痒的类似“培养修正主义苗子”之流的陈词滥调，可事后见到这两位老师还是觉得不好意思。两位老师倒对我笑嘻嘻的不在乎，可能是比之那些“打倒”、“批臭”、“踏上一只脚”的革命行动要和风细雨得多。
　　 大字报热浪稍稍降温，造反组织还没来得及分派，各组织联合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十分荣幸我也被吸收参加，可能是因为我会编唱词能写快板对口词，又会唱沪剧，这在基层宣传阵地上很用得着，因而我像失业者寻到工作一样投入，我们从厂矿演到郊区，从田头演到村镇，节目有舞蹈《大海航行靠舵手》、表演唱《十六条指方向》等，尤其我的沪剧清唱《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因为是上海话，在农村的演出掌声更多。
　　 这以后掀起全国大串联。我和其他八位同学花了9角钱买了张去嘉善的车票，一气跑了杭州、南昌、株州、湘潭、韶山、长沙、南宁、桂林、重庆、西安等十几个城市，在北京还受到伟大领袖的接见。接见的前一晚上每人就发了一根香肠一只面包两只鸡蛋，因第二天凌晨就得集合上天安门广场，当作早餐用。可我们肚子太饿，晚上就将美食消灭了。所以第二天参加接见，肚子整日地唱“空城计”。这种“接见”也好笑，远远望着高高的天安门城楼，不要说鼻子眼睛，就是身影是谁都认不出；唯一有印象的是副统帅发言时将“巴勒斯坦”念成了“巴基斯坦”。在北京的十几天里，许多人挤着去清华、北大看大字报；我却挺聪明的，抓紧时间早出晚归地观赏名胜古迹、浏览长城和北京市容。因此，收获颇丰。此后，再无时间与精力能如此扎扎实实地逛北京城了。
　　 在外面野了一个多月，要不是北方天气太冷，真不想回家来。没多久派性起来了，我自惭形秽，就猫在家里看兄长在大学中文系的教课书，并订立了严格的学习计划，《中国古代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都是那时看的，夏衍的《论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甚至法国丹纳的《艺术哲学》都拿来囫囵吞枣。几个月下来等于上了一期大学速成班。
　　 那年月社会上时时花样翻新。学校一时流行去工厂“学工”。主要原因是学校无事可做，大家也想去寻个新奇，弄不好还可以赚点外快(据说去某某食品厂干一天可得一元钱外加一顿免费午餐)。我去的是上海国营毛纺织二厂机修车间。大冬天的每天5点起床，天没亮就得步行五六里地去工厂“上班”：先是替地板打蜡，后来是帮师傅提个工具袋递个老虎钳之类可有可无的活。与工人们在一起，开心倒是开心，可以听到学校里听不到的粗俗的传闻。然而饭量却猛增，肉包子一顿四个还不够。一个月下来伙食费大大超出母亲的标准。我记得母亲手里捏着一张十元的票子对我说：“不‘学工’了吧？留下这十块饭钱好买件的确凉上装，现在你替换的衣服也没有。”我想想母亲说的也有道理，本想进厂赚几个钱(最起码伙食费要自给吧)，却不料钱没赚着批判“物资刺激、金钱挂帅”倒不断，干脆，关在家里看书比啥都强。
　　 然而，无事也要生非的。年轻人哪关得住？有同学来串门，说用画代字的学毛选标兵顾阿桃(叶群树的典型)名振遐迩，邀几个同学一起步行去实地见识见识怎么样？反正在家也闲着。于是，我们几个同学背着被头铺盖冒着凌厉寒风走了三天，从上海到嘉定，从嘉定到太仓，在洪径大队社员家中泥地上铺好稻草便住下，边劳动边取经。大队共有十八位标兵，每天下午轮流作报告，取经的人来自全国各地络绎不绝。也许我们受了当时“高大全”的影响，对标兵要求太完美了，所以，听到社员议论某某标兵有这样缺点；某某标兵有那样错误；连顾阿桃竟然也常遭丈夫的打骂……如此这般，标兵们的光辉形象则大打折扣，使我们十分扫兴，怏怏地乘车而归。
　　 当时学校散得象盘沙，有的同学几个月见不到一次面。为了收拢人心，学校率先“复课闹革命”：先是军训，天天“一二一”走步稍息、立正卧倒；继而是上课读书，老的课本都是修正主义的，不能用，只有读红宝书，英语学的也是“语录”，由于太枯燥，不到一星期就没人要听，只好让我们背小学生都会的“老三篇”，几天功夫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没什么可学了，便散伙。
　　 学工、学农、学军、学文化，学这样、学那样到头来还是像群无头苍蝇转经轮回一番之后又回到原地，仍然无所事事。
　　 全国山河刚刚一片红，武斗的遗风仍在影响着一批青少年，打群架、动刀子、抢路人、偷商店的“打砸抢”行为不断发生，甚至还传出了马路上强(误)奸了做晚班的母亲等耸人听闻的事。
　　 在世风日下的环境里，我对外界的一切都已十分厌倦，把自已关在了家里编织着文学梦。我取笔名为“肖碌”，因我排行老六，取此笔名之意是：肖碌(小六)、肖碌(小六)，在文苑里忙忙碌碌。当时，我只有十七岁，但是年轻得似乎有些老成：我竟置身于暴风骤雨中而岿然不动；处红海红洋间却滴水不沾。留恋那窗明几净、一杯清茶，伴着古今中外、奇谈怪论；伴着祖母纳鞋补袜的背影；伴着她间歇的咳嗽声息。我选出有代表性的三部中、外、古(用当时的话说是封、资、修)名作进行剖析取经：把曹禺的《雷雨》改成沪剧剧本；把托翁的《安娜.卡列尼娜》与关汉卿的《窦娥冤》改成电影剧本。如此日日闭门思过，天天得益非浅。是这些文师字友提高了我的文化素养与文学品味。至今对之感恩不尽。
　　 尽管自己认为“没闲着”，然而想到自己的日后出路问题心里总是虚虚的。自己改编的作品东藏西藏，一旦被人发现或告密就会大祸临头；就连自己写的歌功颂德的诗歌也无处投寄发表。还想着有朝一日当记者、编辑，或者屈尊当个小工人也行，然而这全是自己编织的无法实现的美梦。投身社会无门、服务大众无望，还能走哪条路？
　　 二
　　 难怪喇叭里传来“吃闲饭”的消息，自己确实要心虚起来。当时真不知道“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目的，根本不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是解决积压了六、七届的学生就业问题而不得不采取的权宜之计。另外，价值已经利用尽了的红卫兵需要用艰苦条件分散策略来磨灭他们参予文化大革命的热忱。
　　 说心里话，谁愿意去农村吃苦？在长达几十年的岁月里，城里人和农村人在各自的地盘上界定得十分森严：农村人到城市里生活是做梦，而城里人到农村去是出于惩罚和改造。我真的时时有种恐慌：呆在城里没有正经事，会不会象右派分子那样被赶下农村去？
　　 果不出所料。当天下午学校就通知我们落实伟大领袖最新指示，表态、紧跟……我成份不好，又不是红卫兵，能去哪儿？参军体检合格但政审不合格，军垦农场也不行，连离家近一点的江西安徽也没份。若不去呢，敲锣打鼓上家里来动员，父母都得关在单位办学习班，这对于我们有点志气要点面子的谁愿意让自己的父母难过让家人操心？好在四位好同学一起上路，我毅然决定报名去最偏僻无人争的东北边疆插队落户。
　　 母亲和姐姐知道我的户口在户口薄上除名的时候，一本户口薄被争来夺去好几回，不知道要从红印盖过的这一页上再寻找出什么挽回的破绽来。
　　 母亲发着呆。
　　 姐姐话中带着责备：“都没商量好的事你就这么性急！”
　　 我故作坚强地说：“我不想在家吃闲饭！”
　　 母亲开口了：“在家吃闲饭是你的错？我不怕你在家吃闲饭！那怕再养你十年八年……”
　　 “难道不怕人家来动员，敲锣打鼓的好受吗？”
　　 母亲不作正面回答：“可我们上海人从来没种过地的，你今后靠种地怎么养得活自己？”母亲掩面说不下去。
　　 姐姐也哭起来。
　　 我本想要说自己也有两只手，不怕养不活自己来表示一下决心，然而慑懦着嘴唇就是说不出来。
　　 坐在一边的老祖母终于听明白了事由，喃喃叹息道：“作孽，作孽……”
　　 后来我才知道，当晚母亲失眠了。在前两年母亲是时时害怕会被抄家造反，一听到楼下巷口的红卫兵动静，就一宿合不上眼。我的下农村无异于抄家一般叫母亲揪心。父亲当时在福州自身难保，堂堂总工程师被安排在收发室看大门。看到我写要下农村的信时，竟无法控制自己，当着众人流下了眼泪。我长这么大从没为自己的事让父母让家人这么担心过。我想自己下了这样的决心原本也是为了不让家里人为我操心，谁知留也困难去也不易。
　　 扪心自问：有几个孩子长大了愿意继续留在父母身边吃闲饭，又有哪个父母愿意让自己的孩子闲饭一直吃下去？
　　 “首批赴北疆——延边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就这样在毫无物资基础、又无精神准备的情况下，走出大上海，去千里万里远的地方自食其力。不吃“闲饭”、“扎根一辈子”，又有几个父母会放得下心来？
　　 可怜天下父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