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家门，是远离故土的第一步，也是走上插队落户那终身难忘的起点。
　　 1969年3月1日12点正，我与家里人已吃了午饭。前一天大件行李已经托运，在剩下的即将带走的旅行袋和棉大衣周围默坐着，时间过得好慢。我望着亲人那一张张曾经相依为命的脸庞，笑，笑得不痛快；愁，愁得不自然。我真想赶快离开家。
　　 直待李雁初等三四位同学踩着黄鱼车来接我去学校坐车时，才解脱了自己的尴尬。我一手拎旅行袋一手挟棉大衣就要出门，听见说声“自己当心好——”一语未了，意识到母亲在我背后啜泣。我停住脚步放下手中的东西，不敢回头正视母亲，只低声说了一句：“姆妈，侬放心好了。”母亲的啜泣变成了痛哭。
　　 我怔住了。
　　 姐夫与哥哥一人提起一件行李示意我走罢，我这才想起要与家人作一个告别。我问姐姐祖母在哪儿？姐姐眼睛红红的说不出来，小外甥告诉我：“老太太在马桶间哭。”
　　 我返身去敲厕所的门，门不开。
　　 我叫道：“祖母，我要走了。”
　　 不见有动静。
　　 我急了：“侬不开门，我不走！”
　　 这时才听见里面的哭声。
　　 祖母隔着木门叮嘱我：“一路上要当心，好好去吧，去吧……”
　　 这一字一句像重锤敲打在我的心上，我不忍心再呆在门外折磨八十岁的老祖母，转身急匆匆地下了楼梯。
　　 我不知道是怎样进的学校，也不知道是怎样上的汽车，只记得自己坐的汽车在熟悉的马路上缓缓驶过，我从车窗向外望见了人群中有我的同学，我的几个不能上车送行的小外甥追着汽车，奔跑着向我挥手。此时，我的脑海里时而兴奋时而麻木：兴奋时好像是在孩童时代揣着水果、面包，打闹嘻笑着去佘山去龙华春游；麻木时就像阿Q被人绑着坐在无篷的车里呆呆地望着路人，但我不敢想那句“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的不吉利的话。
　　 终于到了彭浦车站。
　　 月台上人山人海，好不容易挤上火车。我们在车厢内，亲人在车厢外，一句叮咛，一句应答；一个关照，一个点头；简洁而深情。因为是上海第一批赴北疆插队落户，所以市革命委员会头头也来送行，这对于我们毫无意义，宁愿沉默着也不去打听来的究竟是马天水还是徐景贤？脑海里只转着这样一个问号：今日分别，不知何年方能相见？
　　 移时，汽笛响了，火车马上就启动了，亲人们的面容逐渐向后退去。也许突然，车内车外的情绪一下子还没有调整过来，竟允许列车悄悄地开走了。
　　 谁也搞不懂是怎么回事，没过几分钟开出去的列车又倒了回来。当再一次看见自己亲人的时候，刚刚调整过来的悲坳一下子被释放了出来，车内车外泪眼婆婆哭声动地的生离死别瞬间成了一副廿世纪六十年代的《兵车行》。有个男孩似的学生紧拉着窗外父亲的双手哭叫着：“阿爸，我不走了，阿爸，我不走了……”他父亲哭得像泪人儿一般说不出一句话来；有个女同学哭昏了过去，车外的父母急得直跺脚，扒着车窗哭喊着要爬进来……其情其景经久不忘！
　　 火车不顾一切地朝前开走了。
　　 车厢里哭声一片。
　　 我自决定插队之日起，只见亲人为我落泪，自己还未曾流下一滴泪水。此刻，就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悲伤，任泪水在脸颊上纵横。
　　 不料，广播响了起来：“红卫兵小将们，革命战友们，让我们全体起立——”大家一时还不能从悲痛中回悟过来，有一多半仍在放纵地哭泣，车厢里稀稀落落没站起几个人。广播继续着：“让我们高举起红彤彤的毛主席语录，敬祝我们伟大的领袖、伟大的导师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也许是重复的“万寿无疆”的节奏重音使大多数人警醒了，来不及抹去泪水，慌忙站起来掏出语录本，泪水满面地想跟上刚才“万寿无疆”的节奏，可惜已慢了好几拍，只能混声喊着“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
　　 广播是一副强心剂，使大家精神起来，毕竟是年青人，一个动作几句交谈，就暂时淡漠了离家的凄苦。大家凑在一起指着地图，比照着站名一站站地坐下去。当天晚上车过南京长江大桥，我们为“世界上最大的桥梁”(当时的宣传)而自豪；清晨在蚌埠车站，大家睡眼惺忪地洗着脸；夜晚车到天津则迎来了漫天飞雪，我们孩子似地在月台上捧起棉絮般的积雪往脸上抹，谁知洁白的积雪抹出了一脸的污水，相互对视着痛痛快快地笑了一场。
　　 车过山海关，飞雪成了鹅毛般大。初次踏上黑土地，漫山遍野的厚雪，银光一片。眼前的景色越发陌生了，转而开始想家。细细地按照地图上的比例计算着离开亲人的距离，随着三百五百里的增加，那种“闯关东”的感觉浓烈而沉重。
　　 我与枝良相互背诵着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这是一篇描写上海知青奔赴新疆建设兵团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诗歌。两个人你一句我一言地说着：“一路上，扬旗起落——苏州……郑州……兰州……”
　　 “一路上，倾心交谈——人生……革命……战斗……”
　　 “祖国的万里江山啊”，“革命的滚滚洪流啊”……
　　 本想用这些豪言壮语来鼓励一下自己，然而却久久找不到那种激情与感觉。好在每逢车到大站，都有红小兵们扎着大红绸带，用我们第一次听到的东北口音欢呼着：“欢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欢迎……”这亲热的声音吹散去了我们的些许乡愁。但也纳闷：怎么都是小学生，难道中学生的红卫兵们全下农村了？（确实，东北的插队落户要比上海早半年多）。车到长春，受到的礼遇格外隆重，当时吉林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王淮湘亲自登车慰问和迎接。
　　 经过了三天四夜的路程，火车抵达了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图们市。我们下火车要在这里转乘汽车。大家计算的结果应该离上海有近五千里地的距离，不由得伸出舌头惊讶不已。这一点不假:在图们街上逛逛，还真有点异国他乡的情调。走进商店，是我们从没见到过的朝鲜族食用品：醋精、明太鱼干；七色裙、橡皮鞋……；走出商店，只见女人们长裙的胸前都扎着五颜六色的飘带，老大爷一色的白灯笼裤……走着走着，前面三个妇女举手扭动着跳起舞来，使我们十二分新奇！
　　 当晚，我们一千余名上海知青分乘四十辆大卡车浩浩荡荡向珲春县城进发。星星和月亮在黑幽幽的深山峡谷间转移，雪亮的车灯连成一线，宛若一条摇头摆尾的巨龙，煞是好看。大家在敞篷车里簇拥在一起，也不觉得寒冷。
　　 凌晨进了珲春镇，便被分成三人或五人一组派到每户人家。一踏进朝鲜族家门，热腾腾的一股带有浓浓蒜味的气息扑面而来。黄澄澄的炕板上铺着雪白的被褥，倒头一觉便到了中午。吃了饭，结伴逛街。珲春镇当时只有一条窄窄的土路，千把名上海知青一下子都拥挤在这条路上，加上浓郁的上海“阿拉”声，将这条小路呼唤得如同南京路一般。
　　 第二天清早，按公社、大队分集体户坐上卡车，我们四位好同学一起乘上了去三国交界的最边远的公社——敬信。
　　 珲春离敬信虽说只有百里地路程，然而翻山越岭，只见白皑皑的山脉一座连着一座，仿佛是走了千山万水一般。一路上人烟稀少，偶尔在山沟沟里闪出几座朝鲜族单薄的茅草房，不由得连声惊叹：住在里面怎禁得起风雪严寒？
　　 当卡车开到山脚下一个小村落时，就是我们的目的地——朝阳村。大家是棉衣棉裤棉帽棉鞋一身臃肿，加之被长途严寒冻得麻木，行动显得十分不便。然而热情的生产队社员在金队长带领下载歌载舞，让我们也拿出十二分的精神高举起红宝书，一路高喊：“向贫下中农学习！向贫下中农致敬！”
　　 阿兹妈妮接我们进了小屋。寒喧之后，让我们休息。可是睡不着，叫阿远再计算一下到底离上海有多远的路？阿远近视着眼睛，在昏暗中对比着地图，一会儿说四千五，一会儿说六千一。我们都不耐烦了，算了，反正是到了“不闻爷娘唤儿声”的地方，再算有什么用？那天夜里，四人久久地对坐着，鸦雀无声，各人在想着各人的家。后来知道当晚女同学可不一样，大家对坐着齐声悲泣，用哭声呼唤着自己的亲人。
　　 然而，上海的亲人又是怎么想的呢？
　　 在收到上海第一封回信时，哥哥这样写道：“…你走后没几天，隔壁那位女造反派跑来给母亲报喜讯，说是党中央十分器重这批知青，火车一到南京，每人就发了十八元生活补助，接着就是登记分配工作，到了东北全部进了工厂当工人。母亲虽是半信半疑，但听到你生活有了着落自然很高兴。接到你的信后方知这是谣言。母亲说，挣不满口粮也不用着急，我们口中有的，就不会饿你肚子的……”
　　 而同学娄延勋的来信，诉说的传言则更为离谱：“在你们去吉林之后，上海有几个靠造谣吃饭的人开始宣传：去吉林的人全变成工矿了；一说变成了军垦战士；还有的说是火车从天津没有直接进关，而是拐入了北京，接受周总理的会见，每人发了一件呢大衣……虽是谣言，但作用非凡：九日是星期天，许多学校老师纷纷加班，原因是许多同学见吉林待遇如此诱人，争先恐后要去吉林，结果吉林名额不但提前完成，而且还超额了许多。”
　　 然而，这“谣言”并非可恶，它是寄托着上海千千万万个父亲母亲兄弟姐妹对自己远去的亲人们的一种美好的祝愿！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可怕的梦，梦见母亲竟会无缘无故地去世了，见不到母亲，仿佛失去了生活的支柱一般深更半夜惊醒了。同炕的三位也异口同声地说梦见了上海的家。
　　 真是难离故土，故土难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