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食堂】
　　 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活动，让所有的人们，都进入了一种崭新生活方式。当时，叫做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就是工业大炼钢铁，赶超美国英国。人民公社，就是土地集中到生产队，集体耕种。
　　 那时我还不满8岁，刚刚进入小学一年级。只记得，爸妈都参加了大练钢铁奋战之中。职工和家属都集中到单位大食堂就餐。开始，食堂设在我家西侧的煤建公司院里，爷爷带着我们姐弟三人，去大食堂吃饭，印象最深的是晚上喝高粱米粥，暗红色的米汤，没有多少米粒，过一会儿就饿了。后来，食堂搬到炼焦厂，爷爷便天天带着我们越过铁路到第一中学的东侧，新建的炼焦厂的食堂吃饭，那里的食堂很简陋，有时候就在露天地里吃饭。爸爸、妈妈起早贪晚地在炼焦厂上班。记得时间不长，炼焦厂就停业了，爸爸又回到煤建公司上班，妈妈回家继续编苇席。我们也安心地在家里吃饭
　　
　　 【捡煤核】
　　 经历了一段特备紧张的生活节奏，又归于平静。生活特别的拮据，家家都是吃穿用不足。那时取暖、做饭全用煤炭，而且煤炭和粮食以及副食大都凭票、定量供应，家家都不够用。人们只得想办法改善生活。捡煤核，是家家都去做的事情。那时候，家家都有三样工具;搂柴火的耙子，扒树皮的铲子（不是生长的树，是火车道边卸下的松木），捡煤核的小手耙。
　　 在铁道西，有一个偌大的煤渣山，高高大大地。那时火车靠烧煤蒸汽发动，每当火车到站后，便会加水、加煤，然后把燃尽的煤渣用小推车直接推到这座煤渣山上。只听得火车发出嗤嗤的响声，便会放出一股蒸汽，这时候捡煤核的人们飞也似地跑过去抢刚刚推出来的煤渣，因为那里面有好多大块的煤核。我和二妹年纪小，也抢不上去，只好等人们都捡完后，我们再仔细地去捡剩下的煤核，一般都是很小的煤核，即使手指甲那么大的煤核我们也一一捡到篮子里。平时就在那座大山上反复地扒拉那些煤渣，寻找黑色的煤核。
　　 煤核点燃需要煤火，就是等煤炭烧到通红的时候，把煤核放进灶膛，煤核就会燃烧，没有火苗，只有红红的炭火。虽然我们捡的煤核并不多，但是积少成多，还是可以补充煤炭的不足。
　　
　　 【搂柴火】
　　 烧煤需要引柴，这些引柴就得到野外去搂。放学后，或者星期天，我便和二妹一起去野外搂柴。一直走到城南的烈士陵园附近，才会有干柴。因为我俩年纪小，还是女孩，不敢走太远，就在别人搂过柴的地方反复地搂，每次一人背一小捆茅柴，将将够三五天引火用。到了星期天再去搂。那时候，大地里可干净了，什么杆棵也没有，就连那些野生的蒿草、茅草、树叶也都被人们搂净了。现在，一看到路边茂盛的蒿草，厚厚的落叶和树枝，就想起那时候光秃秃的大地。
　　
　　 【挖野菜，捡干菜】
　　 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是经济特别困难时期，天旱无雨，粮食歉收，家家断粮。只得靠野菜、树叶等补充粮食的不足。有几个场面，记忆犹新。
　　 春天时撸榆树叶和榆树钱，因为我们个子小，只能勉强够到树梢上的树叶和榆树钱，所以采摘的数量不多。妈妈用榆树叶和榆树钱熬苞米面粥喝，一股草香味，还挺滑爽的感觉。
　　 夏天，我和二妹到西下洼子的麦地里挖曲麻菜，曲麻菜是野菜里比较好吃的一种。那时我们挖苋菜、灰菜、猪毛菜、婆婆丁、车轱轮菜等，因为有人吃灰菜中毒了，甚至丢掉性命，我们就不再挖灰菜了，尽量多挖曲麻菜。妈妈为了鼓励我们两个多挖菜，有一个奖励办法：挖菜回来，饭锅里有两个用苞米面掺野菜的大饼子。我们姐俩挖菜回来，放下篮子就急忙打开锅盖，狼吞虎咽地把那个大饼子吃掉。
　　 秋天就到地里捡菜叶和菜梗。西下洼子有一大片甜菜地，甜菜收完后，地里全是菜叶和菜梗，我们就拿个小口袋，蹲在地里捡甜菜梗，也就有寸把长的褐色的菜梗，吸引了好多人，抬起头一看，遍地都是捡菜梗的人，男女老少，工人、学生、教师，全是捡菜的大军。回到家里，妈妈把甜菜梗用水泡开洗净，放到锅里煮上好几个小时，然后切碎，放到苞米面里蒸窝窝头，或者把干白菜叶、白菜梗用一样的方法蒸菜团子，蒸出来的团子都是黑色的，很少看到苞米面。吃起来也很难咽下。大弟弟不满两岁，妈妈特意给他蒸两个纯苞米面的窝窝头，他说：“这不能好吃”。我们却望着那黄澄澄的窝窝头只流口水。
　　 一个冬日的上午，我和二妹到西大墙里（煤建公司）的菜地捡白菜帮，我们一人拿着一个铁钩子，在白雪覆盖的地里划拉着，半天才能勾出一点菜叶子。当我走到菜地的北头时，看到有一个凸起的雪堆，便下意识地勾了几下，没想到，勾出来几棵绿色的冻白菜，我和二妹如获至宝，高呼着，白菜！白菜！赶紧跑回家拿给妈妈看，高兴的了不得，就像得到了珍宝一样。整棵的冻白菜，比干菜帮和菜梗好吃多了啊。我和二妹心里特别高兴，觉得自己终于为家里做了点有益的事情。
　　 爸爸也会想尽办法让我们吃的好一些。他把锅里放点油，再放点儿花椒粒，爆出香味，然后把切碎的干白菜放到锅里炒，吃的时候，除了干菜味还有一点点儿花椒的香味。
　　
　　 【我家的后勤部】
　　 那几年挨饿，是家家如此，家家都要寻找饱腹的渠道。有的人家到农村弄来苞米瓤子弄碎了煮着吃，排不下大便；有的在酒场工作，便买来酒糟晒干了，掺到苞米面里吃，有的用衣物到外地换粮食。
　　 我家却很幸运，因为我大舅在县政府的养猪场当会计，他家住在离城外七、八里地养猪场，他们可以种点儿荒地，所以有粮食吃。到了星期天，爸爸带着我徒步去大舅家，从发电厂那条街出城，便是坑坑洼洼的碱土坑，坑里是白色的碱水，坑外是稀疏的牛毛杠草，靠右手边的东山坡上是裸露的坟茔，有好多都露着棺材板。越过这片乱尸岗子，就有一条乡道，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东北方向走，就可以到大舅家了。这里是政府的基地，没有几户人家，特别的僻静。爸爸背着半麻袋苞米粒或者一头小死猪，我背着一个布书包，里面装点米或者菜，就再和爸爸走回来，去的时候轻手利脚的，走的也轻盈。回来，都有了负担，便走一走，歇一歇，歇一歇，走一走。回到家里，感觉特别的累。爸爸会连夜把小死猪扒了皮，收拾好，把皮毛肠肚都扔掉，把肉煮熟，作为改善伙食的美味。那些整个的玉米粒，就放到大锅里煮熟，直接吃掉。不管怎样，总比野菜强多了。大舅偶尔来县城办事也会给我们送来一些粮食，就这样，在大舅的救济下，我们家比较安全地度过了那个困难时期，没人中毒，也没人生大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