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三道四》是文友吴治黎先生在10多年前出版的一本杂文集。这本近30万字的厚重作品，收入了作者200多篇杂文和随笔。当时我一拿到就爱不释手，一鼓作气读完了书中所有文章。这些文章短小精干，都在千把字左右，在报刊杂志上通常以“豆腐块”形式出现，不过正如作者所说，“没有鸿篇巨制，也没有过多废话。”近日，我又将其重读一遍，仍然感触颇深。我与作者“说三道四”的事件同喜同怒同哀乐，我与作者的心灵对话产生共鸣。
　　 这是一本敢说真话的作品。在我们这个社会，说真话、讲道理，是对一个人的基本要求，看上去似乎并不难，实际上做起来却不易。因为社会结构很复杂，一旦在某种场合对某件事情说了真话，就可能混不下去了。所以，说真话既需要勇气，也需要艺术。对一般的人要求如此，对一个杂文家要求更是如此，甚至更高。
　　 吴治黎先生是我30年前认识的一位朋友。我们因从事电影评论写作而结缘，一直交往至今。他天生就有爱挑毛病的习惯，又有得理不饶人的脾气，这恰好满足了他“爬格子”弄杂文写随笔的偏好。他最崇拜鲁迅先生的“横眉俯首说”，我最佩服他敢说真话的勇气和会说真话的艺术。
　　 拜读吴治黎先生的大作，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这本以“说三道四”命名的杂文集，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说三道四》。不仅如此，文中所述内容还确确实实跟“三”和“四”有关。中央电视台的某一次《新闻联播》节目中，在报道新中国铁路建设成就时称“我国现已有铁路6.8万公里，居世界第三位。”作者对此心存疑虑，随后就“多事”地查阅了《新编实用世界地图册》，用数据说话，摆事实，讲道理，有理有据地批评了媒体的不实报道。他还明确指出，当时美国拥有铁路32万公里，为世界第一；其次为俄罗斯16万公里；第三为加拿大9.6万公里；印度拥有铁路6.3万公里；我国为5.8万公里。以上数据截止1998年12月，迄今各国当然有所发展，即使原本第四位的印度两年来铁路建设停滞不前，以我国最新的6.8万公里计，也不可能“居世界第三”。作者惊异于央视公布数据的太不严谨，他又“多事”写了一篇“我国铁路居第几”的质疑文章，寄给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新闻出版报》，发表在“批评与建议”版上。从这篇杂文集的开篇之作，我们就能看到作者横挑鼻子竖挑眼，认真较劲，思维慎密，善于逻辑推理的风格。
　　 杂文是短小的文艺性社会评论。它既是说理的，又具有文学的因素。它短小精干，以幽默、讽刺的文笔，鞭挞丑恶，针砭时弊，求索真理，剖析人生。好的杂文，被誉为“匕首”或“投枪”。
　　 《说三道四》中的文章，大多是以观照现实生活为其创作之源，也有围绕家人与世象而写的作品。这些文章的选材往往大中取小，小中见大；文章的构思往往以虚（讲道理）充实（举实例），以实带虚；文章的行文布局往往合而能开，开合自然；文章的语言文字往往庄而能谐，庄谐并用。作者总是习惯于从理性思考出发，由表及里，从现象到本质，对具体问题进行分析，进而阐明自己的观点。文章虽短，但是作为议论文体的论点、论证和论据一个也不缺少。论述过程中做到了有理有利有节，逻辑性强，尖锐泼辣，有战斗力。他还善于用灵动的语言曲折地表达自己的见解和情感，婉而多讽，幽默诙谐，引起读者的兴趣。
　　 在《袁隆平、李昌平及其他》一文中，作者根据《南方周末》举办的年度人物评选新闻，以中国工程院院士、“水稻杂交之父”袁隆平跟“上书国务院、痛陈农民生活困苦”的李昌平作对比，热情歌颂“为民请命、敢讲真话的人，特别是弱势群体——农民请命的人”，婉言批评了那些为官者保持沉默的游戏规则。《有一种时尚叫“往大里吹”》以犀利的语言批评了所谓“全国老百姓放心医院”，以及所谓的“世界贸易中心”、“国际大厦”，还有号称广场而实无广场的“凯乐广场”、“新时代广场”、“新世纪广场”，引导读者举一反三，去观察去思考这种极度夸张恣意吹牛的社会现象。《变味的招聘》针对一单位招聘门卫收发员要求研究生学历的新闻，严厉地抨击了这种哗众取宠的炒作行为，帮助读者透过大学生就业形势严峻的现象，深刻认识这个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
　　 一个好的评论家，不一定是一个好的杂文家。一个好的杂文家，必定是一个好的评论家。评论是杂文的基础，杂文是评论的延伸。对评论家来说，有一个角度新颖的选题，有围绕主题展开的几个方面，就可以写作了。但对杂文家来说，这些可能还不够，还要考虑艺术表现。杂文构思最忌平直，强调个性风格。吴治理先生常常是不走别人走过的道路而独辟蹊径，把现成的材料掰开揉碎，以新的排列方式重新捏塑起来。杂文语言讲究锤炼，同一个意思，可能有完全不同的表达方式。《说三道四》取材广泛，旁征博引，古今中外，天南地北，国家大事，家庭琐事，大小人物，儿女读书、升学就业，作者从不同的视角，以普通百姓、新闻记者、电影观众、学生家长的不同身份，热议社会现象，表达个人观点，长句短句，古文白话，信手拈来，随手放倒，笔下生花，胆识才情，尽显其中。